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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九章 在整风运动中 第一节 “终身受益,毕生难忘” |
《马文瑞传》编写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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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共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一方面生产,一方面学习”,毛泽东在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时说它们“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① 整风前,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开始逐一清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左”的错误。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国后,他从过去的“左”倾错误又倒向右倾错误,“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②在广大党员中,当时还有不少同志对王明路线认识不足。而且随着大批非无产阶级成分的人员来到延安、来到解放区,不少人还入了党,把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带到党内,这又给党内带来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因此,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毛泽东为全党找到一个清理错误路线和教育全党的新的学习运动的方式,这就是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入手,批判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教育全党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武器,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分为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批进行的。高级干部(区党委和省委以上领导干部)的整风在1941年就开始了,主要解决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主张同王明的错误思想和主张的争论,并发展为总结历史经验,批判错误路线,特别是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即《毛泽东选集》中改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文章),将整风向全党铺开。在陕甘宁边区、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重庆、西安等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中共党组织都进行了整风。这次整风运动,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开始,又以延安的整风运动最为典型,所以通常称为“延安整风运动”。 陇东分区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4月开始,到1944年底结束,经过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整个运动分为学习文件,深刻反省,纯洁组织,重新学习总结提高等若干阶段。整风学习开始前,陇东特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部署,在分区机关学习动员大会上,马文瑞作了题为《提高干部问题》的动员报告,着重指出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种种主观主义表现,提出许多改进意见。他号召全分区一级干部来一个学习竞赛,按毛主席说的,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更好。根据特委扩大会议决定,他还宣布1942年为分区干部学习竞赛年。③接着各县也都分别进行了传达和宣传动员,整风即进入学习西北局规定的22个文件阶段。 马文瑞深知对于大多数文化政策水平不高,甚至不少是粗识文字甚至是文盲的地县和基层干部来说,除了思想动员,没有一套健全的制度管理督促和具体帮助,是难以收到应有效果的。于是他和各县委的书记分别担任了分区和各县学习总委会的主任,并责成特委、专署各机关成立学习分委会,具体领导本机关的整风学习;同时普遍建立学习制度、汇报制度、检查考核制度,保证每天2至4小时的学习时间。在学习方法上,按照党员干部文化程度的高低,分成甲乙两组。文化程度高的甲组采取听报告、记笔记、集体讨论等方法学习;文化程度低的乙组采取由领导讲解文件精神,帮助记笔记,集体讨论等方法逐步引导学习。特委还将机关报《救亡报》改为《陇东报》,增设整风学习情况、交流和指导学习的专栏。特委还专门办了乡级干部训练班,培训了一批宣传骨干。除此之外,特委在庆阳又成立了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由马文瑞亲自担任校长。 在整风学习中,马文瑞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学习制度,保证学习时间,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记了大量读书笔记,他还在特委和机关干部中带头畅谈学习体会,并给大家作辅导,使特委机关的学习风气十分浓厚。经分区总学委检查,认为特委机关学习的人员集中,情绪热烈,成绩最好,要求其他单位向特委机关看齐。 1942年4月,西北局通知马文瑞参加中央党校整风学习,他将特委工作和整风运动向代书记段德彰交代后,来到正处在整风学习热潮中的中央党校。 为适应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将中央党校直属书记处,由毛泽东负责政治指导,暂时停止了过去所定课程,规定1942年内学习党的路线,使中央党校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阵地。 当时,中央把各根据地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高级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开始大家着重学习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即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马文瑞到中央党校的时候,未能赶上聆听2月1日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所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但通过学习报告的文件,对于整风运动在整顿学风上要着力批判的主观主义,他是感受颇深的。5年前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就直接听过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讲课。这册油印本他一直带在身边,不知读了多少遍。这次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重新学习,联系新的形势和工作实践,就更感亲切,教育更为深刻。他痛切感受到,在实际工作中,干部中的确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对革命危害极大。他和大家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文件,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边学、边想、边讨论,寻求在革命斗争中遇到的种种疑难问题的答案,写了很多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并且和其他学员一起互相交流心得。大家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真诚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真是“思之不得,梦寐以求”。通过学习,对整顿三风的认识,都有很大提高。 学习的后一阶段,每个人都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写出思想总结,在小组会上自己讲,大家评。马文瑞认真检讨了自己的全部历史和思想。他说:我在1926年加入共青团的时候,只有14岁,革命道理懂得很少,只知道旧社会不好,要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团结起来救中国。上中学和后来的革命活动中,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有了一点初步的理论知识,但不会也不懂得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后来搞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工作有了方向和根基,但上级来的人又指责我们执行的是富农路线,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想不通。那时在我们地方党的领导成员中,并没有什么富农或富农思想。我们打土豪、分田地,搞武装斗争,怎么就成了富农路线呢?再后来又进行“肃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老干部抓起来了,我也被抓起来,思想上更结了大疙瘩。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搞不清楚。经过学习,才认识到这都是“左”倾错误路线在作怪。它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就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结果不仅极大地危害了革命事业,也害了“左”倾路线执行者自己。马文瑞自我反省道,我们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不足,也有经验主义的毛病,所以对教条主义者的一套往往辨别不清,教训是很深刻的。他总结自己整风学习的最大收获,就是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解,坚信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任何地区、任何部门、任何个人,如果离开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就不可避免招致失败和挫折。他认为这可以说是自己在革命道路上的一条最根本、最重要的经验。 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和后来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基本上坚持的是井冈山的道路,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在中央到达陕北之前,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过一些斗争。马文瑞在检查总结中说,由于自己革命理论修养不够,还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因而与教条主义为特征的错误路线斗争还不是十分自觉。同时由于存在着经验主义的缺点,对自己的经验教训也缺乏理论和路线上的总结和提高。马文瑞诚恳地说,自己参加整风运动,主要是接受正面教育,提高思想、路线和理论上的自觉。他的检查总结顺利地通过了小组会上大家的评议。 然而,对其他不少参加整风的同志来说,在大小会上的自我检查和群众的评议,却不是一个轻易通过的门槛。马文瑞回忆说,当时大家在毛泽东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每个人都要在认真学习文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自己之“的”,密切联系检查自己的工作、思想和全部历史,写出思想总结,肯定正确的方面,批判不正确的东西,分析产生错误的思想和社会根源,找出今后努力改正的方向,然后拿到小组会或支部大会上作自我检查。小组会和支部大会是思想交锋的战场,同志之间普遍能够本着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开展严肃而热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问题有不同认识,有时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白天会上意见没统一,晚饭后到延河畔散步时还在三三两两地探讨。整个延安充满一派热烈新鲜的景象。在机关、学校、团体中,在山上山下河畔村旁,在大家住的窑洞里,到处可见人们在议论整风,交谈思想。晚上四面山头层层叠叠的窑洞,闪动着更多的红色灯光。整风凝聚着每一个人的思想和生活,触动灵魂深处的斗争,有时会让你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份思想总结要反复修改多次。但是一旦思想豁然开朗,又会感到从来有过的心情舒畅,享受到平生难得的精神愉快。中央党校的整风,实际上是全党整风学习的一个缩影。马文瑞深有体会地说,自我检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改造思想、改进作风的过程。整风就是每个人思想上的一次彻底革命。 马文瑞第二次进中央党校学习是1944年4月。他被编入一部第六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这时整风运动已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学习的前一阶段,主要是总结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和批判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肃清其流毒。党校给每个学员发了《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选集本两厚本子书。这两本被毛泽东称作“党书”的文件汇编,内容十分丰富。后者汇集了从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到1941年11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中挑选了有代表性的文件86篇合订成的选集本。《两条路线》是从《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浩大的篇幅中选编的。这两本文件汇编,集中反映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王明等机会主义路线的分歧和斗争。通过对这些“党书”的学习,和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的探讨,马文瑞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认识,从而弄清了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是非。 延安整风,给马文瑞以深刻的教育。在他耄耋之年的多次讲话和文章中,仍一再说,延安整风使自己“终生受益”、“毕生难忘”。四十多年后,马文瑞这位“老陕北”、“老延安”被推举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他把自己晚年的大部分精力倾注到研究和宣传延安整风培育的延安精神的庄严事业中。针对长期以来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对延安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的淡漠和误解,针对社会上一些人散布“延安精神已经过时”的错误言论,马文瑞旗帜鲜明地大力宣传弘扬延安精神,批评错误观点,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1108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页。 ③ 《解放日报》,1942年4月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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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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