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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九章 在整风运动中 第二节 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

《马文瑞传》编写组

历时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使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成为全党搞得最好、最有成效的地区。 　　西北局高干会的成功，首先因为会议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中共中央委派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自始至终参加和主持了这次会议。 　　由于党中央就在延安，陕甘宁边区便处于各解放区的为首地位。毛泽东说：“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他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地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①。因为陕甘宁边区各方面的工作都会影响到全局。 　　中央重视西北局高干会，还由于关注对西北党的历史问题的解决。1935年11月，中央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曾作过初步结论，由于当时中央对遵义会议前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系统地研究和讨论，因此这个“初步结论”，对陕北错误“肃反”的性质、认识有局限性。当时主要着眼于尽快分清革命还是反革命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其他方面还来不及一一辨清、理顺。因此，马文瑞在高干会上说：“右倾的帽子还戴在刘志丹头上。”如果对边区党的历史一直争议不休，如果不作一个正确的结论，将会严重影响许多同志的工作积极性和边区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1937年5月苏区党代表大会后，中央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干部逐渐有了新的认识。1941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检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后，认为陕北的“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提出要重新加以审查。1942年4月，任弼时受内战时期肃反总结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成员，代中央起草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列入西北局高干会的议事日程。 　　在中央直接指导下，西北局高干会议用整风的精神，解决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当前任务三大问题。因此西北局高干会又成为整风运动转入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先声。 　　在边区人民的关注和期望中，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于1942年10月19日在延安凤凰山下的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开幕。 　　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政、军、民县团级以上干部266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负责干部209人列席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彭真、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原定开半个月，因为内容丰富，涉及问题多，结果历时88天，到1943年1月15日方告结束。 　　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会议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10月21日，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陈正人报告整党整民(指民众团体)问题，讨论中涉及西北党的历史问题，与会同志要求充分展开讨论，明辨是非，统一思想。根据大家的意见，大会主席团决定集中一段时间，用整风的精神，检讨边区党在中央到达陕北之前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问题。于是从11月5日起，接连12天，会议由5个分区分成的5个小组讨论，一改而为大会发言，进行民主、公开、激烈、严肃的历史问题检讨与批判。大会主席团还将刊有“左”倾错误内容的历史文件摘要翻印，以便大家联系对照，分清是非功过。这样几百人的热情马上沸腾起来。参加高干会的许多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的亲历者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霍维德、贺晋年、贾拓夫、刘景范等46人先后在大会上发言。尽管立冬以后，陕北高原寒气逼人，但会议始终保持着热烈、激昂的气氛。有好几次大会一直开到晚上8时。散会后，在宿舍中、饭堂里、山道上、炭火旁仍然响着探讨议论的话语声。 　　马文瑞率领陇东代表团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陇东代表团的成员还有：专员马锡五，合水县委书记李子川、县长王仕俊；庆阳县委书记孙君一、县长冯治国；镇原县委书记陈智忠、县长康子文；曲子县委书记苏耀亮、县长逯月喜；华池县委书记高伯祥、县长李培福；环县县委书记徐锡麟、县长陈玉山等。 　　作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的马文瑞，在西北革命史的是非问题上是有发言权的。大家也希望听到他对历史的看法和是非的辨别。 　　11月11日，马文瑞作了大会发言。他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两条路线在西北的斗争，揭露“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错误，唤起人们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进一步批判。 　　马文瑞首先揭露批评反富农路线的错误斗争。30年代初，“左”倾机会主义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展反对富农的斗争，除在土地政策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政策外，还把“富农路线”作为政治帽子，扣在抵制“左”倾错误的同志头上，将他们视同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排挤和打击。 　　“富农路线”在陕北正式出台是1933年冬。马文瑞说，当时从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来的人下车伊始，就在陕北特委会议上批评陕北工作存在“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又不断提出同样的批评，并且写文章说1933年在“中央代表领导之下的党团联席会议以后，提出了紧急任务，向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作了残酷的斗争”。荒唐的是他们依据的所谓事实，竟然是一些道听途说，毫无事实根据。他们批评说陕北党没有领导横山农民包围县城的斗争，是农民自发的斗争。实际情况是1931年横山响水堡农民曾经有过一次抢粮抢款的斗争，正是当地地方党组织领导发动的。说安定第一游击支队被富农成份领导断送了。事实是安定游击队有过一次损失，主要是军事上打硬仗，但失败不久又恢复起来了，并不是富农领导断送的。谁是富农呢?游击队长强世清是“拦牛娃”出身，先后两个政治委员杨重远、魏武也都不是富农出身，而且他们都英勇牺牲了。说清涧第二游击支队是按富农意志取消了，也非事实。当时清涧二支队人和武器都不多，为了首先把神府游击队搞起来，才把清涧二支队的人和武器带到神府的，并不是按照富农思想就不打游击、不打土豪，取消了革命的。 　　马文瑞在发言中说，“左”倾路线执行者所谓的富农路线，是指党的组织被富农把持，按照富农的思想意志去办事。马文瑞认为无论是在陕北党的组织领导还是在实际斗争中，这些现象都是不存在的。他历数从陕北特委到各地的负责人的成份，除特委中有一人是富农家庭出身(这个同志在1933年就被北方代表留在北平工作了)外，其他都不是富农成份；各地负责人更无富农出身者，大多数人是穷苦出身，有些还是雇工和盐工成份。在行动上陕北党一直坚持对敌斗争，就在1933年8月，特委有6个成员被敌人一次杀害，遭到空前大破坏的白色恐怖下，陕北特委和各地的负责人也没有退缩，而是更勇敢地把游击战争开展起来。 　　马文瑞说，“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一方面凭空制造陕北特委的“富农路线”，另一方面又凭空宣扬自己的“功绩”。他们说是他们在陕北搞了“第一次暴动”，是他们回到陕北创造了这个和那个苏区。马文瑞指出，在他们回到陕北前，陕北游击战争的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1932年在安定、延川一带都有游击队的活动，1933年在绥德、清涧和神府都开展了游击战争。1933年7月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就作出决议在上述地区开辟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根据地。同时红二十六军对陕北在干部和武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马文瑞说，当然不能认为“左”倾路线执行者回来就没有做工作，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主要的方面是错误的。 　　在政治路线上，“左”倾路线执行者强调把反帝运动放在第一位，要组织地方暴动，组织白区士兵哗变。这都是既没有实际基础、又没有实际意义的文件照搬。他们自己甚至空想地提出要把陕北和陕南打通，要向新疆发展。他们不知道陕北城镇和其他大城市的区别，也不知道陕北没有产业工人，却要在陕北搞罢工斗争。因为陕北党组织没有那样做，他们就责怪陕北党“好像带有浓厚的乡下党的气味”。在农村政策上，他们否认联合，主张打倒一切，把基本群众都打击了。在陕北平分土地，中农的土地也被“平分”了。在陕甘边洛河川搞查田定产，又把许多中农当土豪打击。社会肃反把叫花子、流氓、妓女都当做反革命给杀了。神府搞肃反，游击队领导干部王兆相、张秀山、毛凤翔、杨林、史之纯等人的父亲都被错误杀害。 　　马文瑞说，在组织路线上，他们以“钦差大臣”和土皇帝自居，到处派大代表团、小代表团去贯彻他们的错误路线、政策。他们把陕北和陕甘根据地对立起来，把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对立起来。对干部不讲原则，亲亲疏疏，又打又拉，不惜任何手段，把对付敌人的手段也用到党内来。 　　马文瑞旗帜鲜明地肯定，刘志丹所代表的才是正确路线。这条路线，不是从外边来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土生土长起来的。这条路线的第一个正确性，就是“左”倾路线执行者们反对的“梢山主义”，第二个正确性，就是他们批评的“逃跑主义”。我们讲梢山主义，就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不在山里在平原能行吗?打游击战不搞机动灵活打阵地战能行吗?刘志丹这样一个根据地的思想，一个军事行动的战略战术，不是容易得来的，是经过四五年实际斗争碰了钉子得来的，许多同志流了血得来的。开始许多同志不了解军事工作，在陕北特委有很多争论，最后刘志丹自己搞起来的。当时特委书记杨国栋讲刘志丹是军事投机，不服从党的决定，要开除他的党籍。我那时也不晓得这个问题，只知道发展党员，搞秘密工作，但是只在学校发展斗争，这有什么出路?没有出路!大革命后组织了清涧、渭华兵变都失败了。1930年立三路线到处搞，把党都斗垮了，那时就是不懂“梢山主义”和“逃跑主义”才吃的亏。清涧兵变以后就是不知道到农村去占山为王，而是想把宜川打下来，结果失败了。以后又搞了多次兵变，就是没有和农村结合起来，不懂怎样搞根据地，搞军队也是模模糊糊的。红二十六军建立后，找了一个地方建立了根据地，但又不能死守一个地方。游而不击不好，击而不游也不好，要有游有击。这又和“左”倾机会主义者冲突了，直至发展到“肃反”。要是中央不来，西北苏区恐怕就完了，红军也早完了，这样对于全国革命的损失，简直不可设想。 　　马文瑞的发言，还批驳了“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为推卸自己应承担“肃反”责任的无理辩解。 　　“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根源，马文瑞认为就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他们不是从陕北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上级的指示出发，读了几个上级的决议和一些书本就骄傲自满起来，不懂得什么是调查研究，什么是群众路线，认为主观就是客观，陕北等于大城市。咋能不碰壁，不失败呢?从党性高度看，他们有个人主义思想，特别有领袖欲。马文瑞说马明方常常和他谈，说这些同志有领袖思想，有小资产阶级意识。他们既要当领袖，就要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因此总爱给别人扣上“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取消主义”等等大帽子，在特委内部又给别人制造“动摇逃跑分子”的罪名，以至发动“肃反”，把同志当成敌人加以谋害。 　　马文瑞的发言，讲了半天时间。从陕北讲到陕甘，从政策讲到路线，对西北党的历史作了比较具体而深刻的回顾和检讨。 　　和大会上一些纠缠于“肃反”错误、追究个人责任的过火批评不同，马文瑞的发言，着重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揭发、分析和批判，不温不火，有理有据，实事求是，体现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受到与会同志一致重视和称道。 　　对历史问题的检讨，为高干会的成功开了个好头。从思想路线着眼，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是高级干部自身检讨批评的精神，为高干会向纵深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从11月24日到12月5日，会议由历史检讨进入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围绕整党、整军、整政、整民和整财务等“五整”，主要解决对党闹独立性和取消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等倾向。 　　马文瑞经常深入陇东各县和基层组织指导检查工作，对于边区政府工作中领导分散、条块分割、步调不一的偏向感受很深。11月30日，他以“中心工作与条块领导的关系”为题在大会上发言。 　　他首先指出工作关系上的“多中心”。他说政府各部门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给下级的指示和训令天天不断，中心工作比比皆是，搞得下面无所适从，疲于应付，结果什么工作也做不好。他举例说，陇东各县每天接到的指示信都在5件以上，环县曾一天接到各种指示、训令、通知等20多件。分区、专署、县政府也是照样向下推出中心工作一大堆。到基层问题就更加突出，去年庆阳的同志下乡统计，一个区一月之内就有13件中心工作。“多中心”导致了无中心，结果哪件事也做不好。 　　接着马文瑞举出领导关系上的“多头式”。他说，专署、县政府的干部不是由边区政府或党的组织、民政部门统一任免，而是由边区政府各个厅、处、院直接任免、直接调动。陇东专署的财政科长，半年内就调换了三次。上面哪一个部门，想调哪一个人就调哪一个人，想派哪一个人就派哪一个人，很少考虑下边的工作秩序和实际情况。 　　马文瑞说，上级领导机关、边区政府各部门除民政厅外，给下属机关的各科都下达过指示要他们只搞本部门的工作，不介入一般的工作。这样县上的工作就只有县长一人去做了。而一些本来不是动员工作，也变成所谓“动员工作”，如选举、春耕、征粮、运盐等等。这些工作如各个科都不管，都强调去做本身业务工作的话，只县长一个人来做，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好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缺点呢?马文瑞认为，一是缺乏党的一元化领导思想，工作步调不能根据党的意图、统一原则去执行。在组织关系上有“自成体系”的味道。比如西北局已经确定边区的中心工作以财政经济、特别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可是我们的政府工作步调仍是各强调自己的部门工作为中心。二是我们政府在组织形式、组织关系上对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认识不够。只注意民主的重要性、分散独立工作的主动性，却忽视了集中领导、集中指挥的重要性。认识上如此，行动上、步调上、领导关系上，就产生了各自为政的问题。为了工作步调的统一，马文瑞强调必须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马文瑞从中下层机关的角度，揭示出政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弊端，这就从实践上证明了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而为政府工作的整顿、协调关系、提高效率，提供了有益的鉴戒。 　　在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调整各方面关系的讨论中，大会上有七十多人发言。大家集中批评了某些方面及部分同志身上存在的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现象，不少高级干部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为实现边区以西北局为中心，分区以地委、特委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扫除了思想障碍。接着在对边区今后基本任务的讨论中，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高干会确定为生产和教育两大项，其中以发展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为第一位。 　　根据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检讨和结论，中共中央于1942年12月12日正式颁布了《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正确地总结了陕北党内的历史经验，对这一地区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作了新的结论。 　　会议结束之前，任弼时在大会讲话中说，中央认为陕北错误“肃反”是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是“把党内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敌人斗争的性质”。当时被反对的以刘志丹等为代表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经过这次高干会议的检讨证明，不仅没有错误，而且是从实事求是出发的一种正确路线。如果是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来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恐怕是会损失掉了的。 　　陕北错误“肃反”的主要责任者是朱理治等人，鉴于当时政治路线的错误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对他们的错误还只能作为一种党内错误的性质来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央决定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处分②。 　　西北局高干会结束后，从边区到各分区，从党内至党外，都认真传达了会议精神。以中央文件和高干会议精神为指导，广大干部从边区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解决边区实际斗争和工作问题为主要目的，着重对个人思想和作风进行了一次大检查，使整风运动更加深入。党员精神面貌以及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与军队的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1943年的春耕运动、拥军爱民运动等都出现了空前喜人的景象。1943年陇东分区地方和军队掀起了生产竞赛高潮，涌现出一批劳动英雄，陇东分区专门召开了一次表彰大会，马文瑞代表地委、专署为五十多位劳动英雄颁了奖。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② 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1943年1月8日至11日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演说)。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