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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十章 转战陕甘、晋绥 第一节 东北调干和陕北精简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出《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消息传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放假三天，热烈庆祝。延安城顿时成为载歌载舞、万众欢腾的海洋。马文瑞也沉浸在无比激动和欢乐之中。 　　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清醒地看到，抗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拥兵数百万的蒋介石集团正在美国支持下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内战随时可能爆发。为了避免内战，中共中央8月25日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及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划定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区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公平合理改编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以及“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六条紧急措施。在国际、国内一致反对中国发生内战的政治压力之下，还没有做好内战准备的蒋介石被迫装出“和平姿态”，三次发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飞赴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签订了“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所谓“协定”，是纸上的东西。正如毛泽东说的：“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①。鉴于对蒋介石本质的认识，中共中央既为民主建国做出最大的努力，也为一旦爆发内战做最坏的准备。早在1944年8月，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共中央就选派了一批干部奔赴东北，加强那里的抗日力量，巩固根据地，防止日本投降后蒋介石集团挑起内战。鉴于日本投降时，苏联红军解放东北，东北这块重工业基地，还没有蒋介石的一兵一卒，中央当机立断，于9月中下旬先后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以李富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冀热辽局，抽调大批军队和干部赶赴东北和冀热辽解放区。陈云、张闻天、高岗等一批领导干部就是这个时期派去的。由于形势紧迫，中下级干部需要量极大，作为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是这批“北上”干部的主要输出地，马文瑞又是这项任务的具体领导和执行者之一。在党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他和组织部的干部一起，夜以继日、宵衣旰食，从西北局、边区政府到各分区、专署以至县、区，抽调选拔政治素质好、能力强、身体健康的干部，向东北和冀热辽派送。由于新区干部需要量很大，在职党政干部不敷抽调，马文瑞又从西北党校和延安大学紧急挑选了一批思想好、作风正派的学生向新区支援。在此之前，因为康生在整风运动后期搞的“抢救运动”造成了严重恶果，有些被“抢救”的同志由于历史比较复杂或者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一时无法查清，来不及甄别平反，其中有一部分也被选调支援新区。他们找到马文瑞“要结论”。马文瑞代表党组织向他们赔礼道歉，并勉励他们说：“党组织现在决定选调你们到新区工作，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最好的结论嘛!你们要放下一切思想包袱，到新的岗位好好工作，努力战斗，用实际行动证实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吧!” 　　被选派的一大批干部到东北和冀热辽新区后，和开赴那里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并肩战斗，按照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冀热辽根据地，为后来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45年9月28日，为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对西北局作了调整，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谭政、马文瑞、贾拓夫、王世泰、罗迈、李卓然、谢觉哉、张邦英、刘景范、贺晋年、张德生、周兴等15人为西北局委员；以高岗、林伯渠、贺龙、谭政、马文瑞、贾拓夫、王世泰7人为常委；马文瑞任西北局组织部部长。 　　1946年1月，国民党在全国和平力量的压力下，在重庆召开了有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为执行会议决定，于会议闭幕的次日，即2月1日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并于3月8日作出《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指出“除了保留必要的脱产工作人员与军队外，应动员相当数量的党政干部和军人复员到生产建设岗位上去”，以达到毛泽东所要求的“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反对官僚主义”的5个目的。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西北局责成马文瑞负责。4月29日，马文瑞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动员说：“虽然国民党反动派要发动内战，到处抓壮丁、扩充军队，但我们共产党仍要实行精兵简政。因为精兵简政能在生产战线上增加一批劳动力，在群众中增加一批带头人。这对改进机关作风，提高工作效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都大有好处。”针对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多、人民负担重的现实情况，他说：“其他解放区军队和工作人员占总人口的1％，而陕甘宁已占到了6％。老百姓讽刺说：‘一人抗战，全家吃饭’。不少女干部年纪轻轻的长期在家里照看孩子、吃闲饭，什么事也不干，既给老百姓增加负担，也耽搁了自己。”他说：“精兵简政的重要目的就是减少财政支出，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现在边区享受供给制的人员过于庞大，财政压力很重，其中有相当部分的职工可以改为薪金制。对于享受供给制的干部职工家属，也应倡导劳动光荣，鼓励她们生产自给。” 　　这是陕甘宁边区自1941年冬以来，第四次大规模精兵简政。为了搞好这项工作，马文瑞结合边区的实际情况，为西北局起草了一个《精简复员工作提纲》。提出在党政系统精简8000人，军队复员7000人，共计1.5万人。《提纲》中对于精简复员人员回乡参加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土地、农具、住房、籽种、农贷款、救济粮以及免除救国公粮和义务负担，甚至对允许携带的衣物用品都做了细致的规定。《提纲》经西北局常委会讨论后发布实施。到10月份，陕甘宁边区已精简复员了五千六百余人。由于思想工作过细，精简对象的出路安排合理，所以基本做到了“走的愉快、留的安心”。如新四旅精简复员的干部、战士说：“今天，革命需要我们回乡劳动生产，我们就愉快地回去。如果蒋介石胆敢发动内战，我们马上动员更多的乡亲回来参加战斗!” 　　陕甘宁边区这次精兵简政工作，随着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内战急剧爆发、形势迅速恶化而被迫停顿、半途而废。但这次精简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和平建国、休养生息的真诚渴望。它未能贯彻始终，也恰恰因为受阻于蒋介石集团独裁专制、穷兵黩武、逆历史潮流而动。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1026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