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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十章 转战陕甘、晋绥 第二节 在战争中大量发展党员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集团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面内战。到1947年2月的8个月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54万人、杂牌军17万人。由于国民党军队已无力进行全面进攻，便改变战术，纠集其总兵力的43％，即94个旅重点进攻中共领导的山东解放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偕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抵西安，督导胡宗南进攻延安。到3月10日，国民党在西北地区已集结25万兵力，94架飞机，准备分左右两翼向延安闪击。扬言“三天内攻下延安”，“三个月至六个月解决中共”。当时，驻守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仅2.6万人。面对强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做出了“暂时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分而歼之”的战略决策，并在3月16日作出决定，以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的第一、二纵队，新四旅、教导旅等为骨干力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任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为了适应战争形势，西北局一分为二，组成以彭德怀、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张德生等为领导集体的前方委员会(简称前委)和以马明方、林伯渠、贾拓夫、曹力如、王子宜等为领导集体的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分别领导陕甘宁边区前线和后方党的工作。 　　1947年3月18日，也就是胡宗南军队侵占延安的前一天傍晚，彭德怀、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等西北局前委领导同志到王家坪看望毛泽东主席。他们此行要向主席汇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各机关的疏散、撤离情况，野战兵团的战斗部署，更主要的是非常担心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敦促主席和党中央尽快离开即将成为一座“空城”的延安，转移到安全地带。当他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不禁十分诧异：这里丝毫没有大敌压境的紧张与匆忙，毛泽东对远处敌军的炮声充耳不闻，仍在平心静气地伏案工作。当彭德怀、习仲勋等汇报了军队的部署、党政机关的撤退情况，以及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对拱手让出延安“舍不得”、“想不通”的思想情绪时，毛泽东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们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彭德怀、习仲勋、马文瑞等西北党政军领导者，从毛泽东这位具有远见卓识、大无畏英雄气概的人民领袖身上，吸取了无尽的力量。 　　参战，必须轻装。马文瑞忍痛把许多生活用品都舍弃了，但把当年在抗大学过的毛泽东讲授的《辩证唯物论提纲》(油印本)和几本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珍爱地打在背包中。这些，就是武器，是须臾不能离开身边的。 　　随西北野战兵团一起行动的马文瑞，按照“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前线服务”的方针，和习仲勋、刘景范、张德生等同志一起，连夜赶到布防在延安东北青化砭的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协助彭德怀司令员筹划抵御敌军进攻。他们这一阶段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动员地方干部和群众参战，二是保障参战部队的后勤供给。 　　这次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采用了比侵华日军“扫荡”更残酷的“拉网”、“篦梳”、战术。据战后统计，全边区27个县的一千几百个乡，仅有13个乡敌人没有到过。整个边区都成了战场。西北局动员大批群众和地方干部参加正规部队或地方部队(自1947年2月至1948年12月底，陕甘宁边区即有50705人参军入伍)，拿起枪杆与进犯的敌军作战。同时，西北局号召留在地方的广大干部“乡不离乡，村不离村”，组织游击队和民兵就地带领群众与敌人开展斗争。留在本地的县、区、乡、村干部，群众基础深厚，地形熟，占“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他们带领民兵和游击队与入侵的敌人周旋。敌人来了，他们转移到别处，坚持流动工作；敌人走了，他们又回原地恢复政权。“白天是敌，夜间是我”。表面上，敌人占领了边区的土地，实际上，民心所向，一切主动权仍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敌军所到之处，找不到粮食，找不到水井，得不到情报，甚至抓不到一个带路的向导，像又聋又瞎又瘸的疯牛，在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保证部队的后勤供应是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为战火将燃遍整个陕甘宁边区，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后勤工作仅靠原联防军后勤部的力量很难完成。因此，在撤出延安之前，毛泽东代表中央任命刘景范为西北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兼政委。因为刘景范不仅是西北局委员，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边区总动员委员会主任。任命他为后勤司令，旨在动员全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西北局前委和后委这一阶段的工作中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刘景范“后勤司令”的工作相辅相成的。 　　马文瑞和西北局前委领导成员们，在行军、作战间隙，向部队和群众宣传暂时放弃延安，是为了大量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伟大战略意义，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和依靠人民群众。揭露敌军表面气势汹汹，实则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鼓励战士们发扬敢打敢拼，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建立功勋。随军转战途中，马文瑞和西北局前委成员们以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发动当地干部群众踊跃支前，筹集军粮、军草、军鞋，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救护转运伤病员，运送弹药和军需物资。同时，揭露敌人谣言，稳定民众情绪，掩护群众转移，安排参战和支前人员家庭生活和生产。对于个别部队和地方干部中出现的忽视群众纪律，随便征用民工、民畜及强迫命令作风，马文瑞及时提出批评，予以纠正。在召开军事会议时，彭德怀司令员也认真征求和听取马文瑞等西北局前委成员的意见和建议。 　　西北野战兵团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牵着敌军鼻子“大游行”。按照毛泽东所说，“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第一、二纵队和教导旅在延安东北青化砭地区设伏，全歼胡宗南部整编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团共二千九百余人，生俘敌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解放军仅有百余人伤亡。这是解放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次大胜利。给来犯之敌狠狠一击后，马文瑞等西北局前委成员随部队迅速撤离战场，避开大路，翻山越岭牵着敌军北进，寻找歼敌良机。在行军途中和夜间宿营时，马文瑞和后勤司令员刘景范不顾疲劳，和当地干部一起动员群众支前。在寒冷的陕北仲春时节，他们宁肯光脚穿着磨破的布鞋也舍不得动用那堆积如山的军鞋军袜，宁可自己饥肠辘辘，也要把一驮驮炒面、干粮送到战士手中。常常是忙了整夜，还没顾上休息，就天已破晓，又该出发了。指战员们感动地说：“刘主席、马部长比我们还辛苦。”4月14日，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和新四旅又在瓦窑堡西南的羊马河设伏，全歼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之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人，生俘敌代旅长麦宗禹，开创了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5月2日，西北野战兵团一、二纵队及新四旅强攻敌军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全歼敌整编一六七旅及一个保安总队共计6700余人，俘敌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建，缴获军衣4万套、面粉1.2万袋、骡马1000余匹和大量武器弹药。这3次重大胜利，成为陕北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三战三捷”。 　　在连战皆胜的鼓舞下，西北局于5月7日发出《关于敌占区农村干部和党员的工作任务及活动方式的指示》，要求已公开身份的党员和干部分别参加县、区游击队或民兵游击小组进行武装斗争，尚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应留在敌占区坚持秘密活动。同时指示各级党委立即对农村干部和党员的战时表现进行一次审查。5月19日，西北局又发出《目前边区战争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指示》，列举了敌必败、我必胜的诸多主客观因素，号召全边区党员行动起来，完成“壮大主力兵团，发展民兵游击队，大量消灭敌人”，“发动群众镇压反动，巩固治安”，“改善战勤动员，加强后方工作，全力支援前线”，“突击春耕，加紧生产，厉行节约，恢复贸易，稳定金融，准备长期战争”，“加紧土地改革，消灭封建残余，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援战争”和“整党整政，大量发展党员，转变工作作风”等六大任务。这六大任务的确定，为推动自卫战争走向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关于“大量发展党员”这一条，马文瑞在戎马倥偬的前线，商请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意，于5月21日以习、马两人的名义，专门给后方主持工作的副书记马明方发了一封电报，强调其迫切性和重要性。电报说：“边区农村党员，数年来很少发展，甚至未发展。以致党员多为年老的，后起的积极青年被拒在党门之外。支部工作显得很弱。为了完成党的对敌斗争任务，加强党在群众中的联系和领导作用，亟须发展一大批新党员，壮大党的基层组织。我们提议，在六、七、八、九的几个月中，与发展地方武装、扩大新兵、开展游击战争等联系起来，同时进行这一工作。发展数量大体等于原党员之一倍①。而以各种对敌斗争中、游击战争中、扩兵中的积极青年为主要对象。动员所有支部的老党员和下乡工作的党员干部进行这一工作。你们认为如何?如同意，请专作一决定发下，并当作主要工作之一，多进行督促检查。” 　　主持西北局后委工作的马明方接到电报后，认为习仲勋、马文瑞提出的建议非常及时、重要。迅速在6月17日作出《西北局关于发展党员的决定》。《决定》在检讨“十年和平建设时期，党员发展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地方党员仅占边区人口的3％，不仅数量少而且思想、政治水平偏低”的现状之后，指出边区在各个运动，特别是去年的土改和今年的自卫战争中涌现大批积极分子，使大量发展党员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能。西北局决定在年内发展党员4.6万人左右，争取党员人数占到全人口的5％至6％。《决定》要求发展党员必须在自卫战争、参军运动、战勤工作和土改中进行，必须坚持以贫雇农为主的阶级路线，特别注意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决定》强调，发展党员应严格按《党章》要求，保证质量，并坚持个别吸收，严禁“拉伕凑数”和“集体入党”。 　　在西北局《决定》的号召鼓舞下，一大批英勇参战、踊跃支前、努力生产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先进人物加入了党的队伍，给党增添了生气和活力，有力地推动战争向胜利发展。 　　蟠龙大捷后，为了突破敌军的包围，习仲勋、马文瑞、张德生等又随彭德怀率部转战三边。接着掉头南下，穿过森林蔽日、人迹罕见的子午岭，进军陇东。马文瑞在陇东担任书记将近七年，对这里的一切十分熟悉。彭德怀很注意向他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在行军途中和作战间隙，两人还多次就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情况交换意见。在三边和陇东作战中，西北野战兵团先后收复了定边、安边、环县，歼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二千四百余人。 　　为了在战略上钳制敌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不顾危险，坚持在陕北转战。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②。另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和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分别到华北和晋西北开辟工作。 　　自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到6月底的三个半月里，西北野战兵团、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共歼敌2.86万名，收复绥德、志丹等6座县城，击落敌机5架，缴获炮132门，机枪550挺，长短枪8000余支，电台15部，汽车14辆，骡马2900余匹。全国其他解放区共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队从内战前的430万人锐减为373万人；人民解放军则由当时的110万人壮大为195万人。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把“内线”作战引向“外线”作战，由防御转为进攻，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 　　7月2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各解放区协同作战和新老解放区土改等问题。决定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相互配合，两翼牵制，夺取中原。关于土改，毛泽东说，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抓紧土地改革。不搞土改，就会失去农民的支持，失去农民的支持，就失去了战争的胜利。 　　会上，中央决定晋绥、陕甘宁合并，任命贺龙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负责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合并后的后方工作。7月31日，中央军委正式将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仍担任司令员兼政委。此时，西北局前方委员会已完成历史使命。中央为了加强党的地方工作，决定习仲勋、马文瑞等离开部队，回后方工作；西北局委员刘景范、张德生等仍继续随军担负部队后勤和政治工作重任。 　　① 据中央档案馆档案第246卷第6号，1947年6月30日《西北局致中央电》中称：陕甘宁边区地方党员为4.5944万名。 　　②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