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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十章 转战陕甘、晋绥 第三节 关爱同志和朋友

《马文瑞传》编写组

马文瑞告别所在的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离开部队，回到西北局驻地子洲县马蹄沟。月余后，又随西北局机关转移到绥德县义、合一带。1947年8月12日，贺龙、习仲勋突然接到中央电报，紧急通报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正指挥5个整编旅向义合、葭县方向推进。为避免损失，中央命令绥、葭一带的中共党政机关，立即东渡黄河，转移到晋绥解放区去。 　　黄河渡口，天上有敌机的轰炸、扫射，远方传来敌军的隆隆炮声。渡口船少人多，而且集中大批骡马物资，为避敌机轰炸，只能夜间摆渡，形势非常紧张。贺龙等领导同志指示先让家属、儿童、老弱病残和群众过河，把干部和军队安排在最后边。马文瑞和贺龙、习仲勋、林伯渠、马明方等领导同志，临危不惊，沉着冷静地等着渡河。马文瑞想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前委，时刻把下属的安全放在心上，而他们自己不避艰险，下定“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的决心，仅带着600名警卫战士的“昆仑纵队”坚持在陕北的山山峁峁与敌军周旋，不禁感慨万端，更添崇敬。过河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暂住碛口附近的高家坪一带。 　　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沙家店与敌整编三十六师激战，全歼该师一二三旅及一六五旅大部共计六千余人，生俘敌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从此，西北野战军由防御转入反攻，西北战场敌我态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由于延安以北的广大区域均已收复，形势好转，10月22日，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都先后从山西渡过黄河回到陕北，分别驻在绥德县义合镇的薛家渠、雷家沟和刘家川村。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不仅给解放区同时也给国统区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在这种形势下，革命队伍中有部分同志产生了“左”的倾向，把斗争矛头不恰当地指向了党外朋友、党内有缺点的同志甚至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高级领导干部。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后方委员会秘书长兼后方支队司令员的杨尚昆回忆说，由于康生在晋绥土改中搞“左”的一套，把不同意他们做法的干部当“石头”搬掉，“这股风也刮到机关里来了。当时晋绥的党校里，竟召开‘搬石头’的会，会上指定一部分座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份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让他们坐到‘王八蛋席’上去。影响所及，后委机关里也有些人想‘造反’了，也要开‘搬石头’的会。我说，这不行，我是后方支队司令、秘书长，是党中央委任的，谁也不许动。你们得听我的，不能由你们说了算。我当时有个姓任的通讯员，表现得特别激烈，他们开会不让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志参加，我就坐在那里不走。我说，这里是军事机关，有组织纪律。当然，也有许多人是拥护我的，这股风才慢慢地过去了。”①“左”风所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夫人也受到冲击。 　　林伯渠的夫人叫朱明，是抗战时从安徽辗转投奔革命到延安的学生，由组织介绍她和年过半百的林老结了婚。朱明由于过去家庭生活优裕，没有受过什么苦，缺乏艰苦朴素作风。她是林老的夫人，和林老共同生活，规定给高级干部的一些待遇，如大米、牛奶、水果等，林老和她不可能分得很清。另外加上她和林老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发生过一些矛盾等原因，造成部分群众对她不满。当1947年8月中旬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转移到河东晋绥后，边区政府一些心胸狭隘的干部职工竟然不顾大局，把朱明当做“资产阶级小姐”揪出来多次批判斗争。德高望重的林伯渠和朱明感情很好，见妻子受批斗心里自然难受，但他又是一个原则性很强、不顾个人利益的高级干部，不好公开站出来说什么，一时陷入孤独、苦恼的尴尬境地。马文瑞听到消息后，非常生气，立即把批斗朱明的几个领头人找来谈话，严肃告诉他们，批斗朱明不仅仅是朱明个人的问题，她是林老的夫人，对她的态度必须要考虑林老这个因素。朱明是有缺点，但在看到她缺点的同时，更要看到她的优点和成绩。她从大后方抛弃优裕的城市生活来投奔革命，听从组织的意见和年纪大她很多的林老结婚，并且把林老照顾得很好，这就是朱明同志的大优点、大成绩!她的缺点和这些成绩相比是很次要的。马文瑞批评他们说：“对于朱明同志的缺点，可以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嘛，怎么能批判斗争呢?!这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不是对待同志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非组织行为!” 　　马文瑞说，林老已经是61岁的老人了。他严于律己、勤奋工作、平易近人、关心干部群众的优良作风，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分给他的三孔石窑他不住，非要住那两眼土窑，朱明同志不是毫无怨言地跟着住进去了吗?你们现在不但批斗朱明，还不许她跟林老一起吃饭，表面看是限制了朱明的“特殊”，实际上严重伤害了林老的感情，干涉了林老的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是很恶劣的。 　　马文瑞怀着崇敬的心情谈到林伯渠同志的光荣历史，说他是1921年首批入党的老党员，很早就是党的高级干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的别名“林祖涵”就为党内外所熟知。他参加过南昌起义、中央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五次反“围剿”斗争。近五十岁时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一起，是受全党敬重的“五老”之一。毛主席赞扬：“三三制是伟大的创造”，这个“三三制”主要是林老提出并忠实执行的。连毛主席都非常尊重的林老，我们有些同志竟这样粗暴地对待他的家人，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还带着中央前委在黄河那边转战，他们知道我们在后方搞这种事情会怎么想呢?你们考虑过这些问题吗? 　　在马文瑞的严厉批评和语重心长的教育下，这些同志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危害性，做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向朱明同志赔礼道歉，并且保证以后遇到类似问题，一定采取同志间谈心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 　　马文瑞把这件事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说这件事他刚才吃饭时才听财委副秘书长高登榜说了，气得他把筷子都摔了。习仲勋说：“这些同志太敢胡来了，哪一级组织批准他们这样搞的?!你把他们批评得好!我已经叫曹力如(西北局副秘书长)去看林老了。我对力如说，要把林老的生活好好安排一下，如果林老住的地方不行的话，我把这里腾出来叫林老夫妻俩住!”第二天，习仲勋、马文瑞先后去看望慰问了林伯渠和朱明，并对自己没有及时发现问题做了自我批评。对于妻子朱明被隔离、批斗，党性极强的林伯渠有一种想说而又没办法说的难过和无奈。没想到在习仲勋、马文瑞等同志的关心下解决得很好，他既感谢又感动。 　　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基本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它是毛泽东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来的。他比喻统一战线是“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作为“模范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是开创、巩固、发展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遵循“三三制”原则组成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在团结边区最大多数民众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边区建设事业和各项民主改革进步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由于内战爆发，时局动荡，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自觉性在一些干部思想上淡漠了。具体表现在对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中左派和中间派人士的态度上。 　　边区自卫战争爆发时，由于敌军来势凶猛，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教育厅副厅长贺连城、建设厅厅长霍子乐等民主人士因年迈体弱，无法随部队和机关行动，只能各自在乡下躲避敌人。政府和参议会责成当地党政干部经常联络和照顾他们。由于战勤、支前的繁忙，更主要的是思想上对这些地主、士绅身份的老人的偏见和漠视，仗一打起来，当地干部干脆撒手不管了，使这些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高官”们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四处躲藏。1947年10月底，当他们得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已从河东晋绥迁回义合的消息，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驻地探视。他们不知道国共这么一开仗，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不是变了? 　　听说李鼎铭回来了，马文瑞马上抽时间去探望。67岁的李鼎铭患病在身，见马部长来看他，满是皱纹的眼眶里泛起感激的泪花。马文瑞看他身体很弱，忙把他扶到炕上请他躺着说话。李鼎铭委婉地述说了这半年多以来奔波躲避的困顿情景，马文瑞听得既难过又生气，心里想，怎么能这样冷落这些对革命有功的老人家呢?!太不应该啊!他对李鼎铭是很了解的。李鼎铭出身是大地主，身上有无法克服的阶级局限性，但在6年的参议会和政府工作中，他的贡献是很突出的。1940年到1941年，在国民党对中共各抗日根据地加紧磨擦和经济封锁、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军饷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遭遇空前困难。1941年冬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李鼎铭等11人提出一个议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毛泽东看后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③。一次在回答一个英国记者提问：“你是否有职有权”时，李鼎铭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有职有权!”表现了鲜明的“边区立场”④。在减租减息运动中，他也起了很好的倡导和带头作用⑤。1945年1月31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炮制了一个所谓《陕西省陕北各县联合临时参议会设立办法》，李鼎铭立即向记者发表谈话，予以痛斥。说国民党当局的做法进一步暴露了它破坏边区、准备内战的阴谋。并说边区早已实行了真正的民主，早已有了人民选出来的各级参议会和政府，何劳国民党此时跳出来“钦定”!李鼎铭对共产党是尊重和拥护的，他的工作是积极主动的，贡献是重大的，是和中共合作得很好的朋友。马文瑞尊敬亲切地称呼他“李副主席”，诚恳地安慰他，嘘寒问暖，问他生活、医疗上有什么困难。并且告诉他，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长久的政策，不但抗日战争要有，解放战争要有，就是打倒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还要坚持并且加强扩大统一战线。因为我们共产党到任何时候都要有合作者，要有朋友。我们对统一战线的态度和对朋友的态度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的。马文瑞的看望和慰问，使李鼎铭很感动，驱散了他心头的疑惑和阴影。他振作起来，11月下旬抱病主持边区政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马文瑞看望李鼎铭一个多月之后的12月11日，这位老人就病重逝世了。在此前几天，因西北局负责人贺龙、林伯渠、习仲勋、马明方都去出席在米脂杨家沟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西北局的日常工作由马文瑞主持。当听到秘书长常黎夫告知李鼎铭逝世的噩耗时，马文瑞十分痛惜，立即通报给在中央开会的西北局诸位领导，并马上到李家探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立即将此情况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提出要为李鼎铭开追悼会，要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并建议由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致悼词(因安在不久前“左”的土改中被清算斗争，没收所有土地房屋并被“扫地出门”，急需“落实政策”)。毛泽东完全同意，并说，“三三制”一定要坚持，下边一些干部的做法太过火了，伤害了开明士绅，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要做好对他们的安抚工作。不但要请他们参加追悼会，还要在报纸上发消息。 　　1948年2月25日，经过认真筹备的李鼎铭先生追悼大会在绥德城里隆重举行。林伯渠、习仲勋、马文瑞等西北局、边区政府领导人和七百多名各界人士参加了追悼会。林伯渠主祭并致悼词，习仲勋、安文钦等讲了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党政机关都送了挽联或挽幛。中共中央的挽词是：“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人民对于他的功绩永志不忘”!大会宣布，将李先生创办的米脂桃镇小学命名为“鼎铭小学”。李先生的墓碑上，镌刻着林伯渠亲笔题写的“爱国典范”四个大字。3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中特别指出：“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例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⑥……” 　　①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25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③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④ 同上书，第25页。 　　⑤ 同上书，第48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8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