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马文瑞 > 其他资料

《马文瑞传》第十章 转战陕甘、晋绥 第四节 批评错误，治病救人

《马文瑞传》编写组

血与火的战争，对一个人的精神、意志和情操，是最好的考验。在陕甘宁边区自卫战争中，有个别资格老、职务高的干部，在这段特殊时期，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1947年8月中旬，为避敌锋芒，边区党政机关在东渡黄河、向晋绥解放区转移时，等待在河边负责押运绥德分区财经机关物资钱款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副行长兼绥德分行行长冯治国，听到密集的枪炮声和“敌人来了!”的传言，惊慌失措地和部下一起把驮在几头骡子背上的全部物资投入黄河。结果虚惊一场，敌人并没有追来。经清点，投入黄河的有价值5亿元的300两黄金和边区货币、财经方面的书籍、文件以及财务印鉴公章等，损失巨大，影响极坏。 　　党政机关撤到河东后，9月上旬，西北局常委专门开会研究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会上有的同志认为冯治国的错误虽然严重，但他并没有把物资扔在岸边让敌人抢走，而是生怕落入敌手扔进河里，所以不主张对他处理过重。一向温和平易的马文瑞对此表示异议。冯治国当过庆阳县县长，是马文瑞在陇东时期的老部下。老部下竟犯下这样的大错，使他既痛心、又气愤。他说，冯治国不是一般群众，是共产党员；不是一般干部，是边区银行副行长。他把所负责的物资全部扔进黄河，而人和空驮骡平安过了河，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开小差和逃跑行为。如果他把物资丢给敌人，那就不是逃跑而等于叛变资敌了。马文瑞沉重地说，我们的家产来之不易。里面有战士攻城夺地付出的生命和鲜血，也有军民大生产运动流淌的鲜血和汗水。我们的保管者应该把它看得高于和重于自己的生命。在任何艰难危险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怎么保全它，而绝对不应当把它当作累赘，丢弃它而去保全自己。马文瑞用不久前一位叫郭林森的同志做比照。他说，前不久，边区贸易公司和银行的二百多驮重要物资包括十万多两黄金隐蔽在清涧县的黄河边，由一位普通干部郭林森带一个警卫班负责守护。敌军的大部队找我主力决战，尖兵窜到离我物资存放点仅四五里的村子宿营，郭林森同志沉着冷静，毫不惊慌，率全班战士做好了战斗准备，决心与物资共存亡。所幸敌人没有来。等敌人走后，他立即主动向晋绥边区后勤部和晋绥贸易公司求助，迅速把全部物资、黄金运过黄河，安全转移到临县和兴县之间隐蔽。同样是守护、转移物资，身为领导干部的冯治国和一般干部的郭林森从思想到行动都有天壤之别!我们如不对冯治国给予严厉的党纪、行政处分，就不足以树正气、正党风，冯治国这样惧敌失职的人或事就会愈来愈多，郭林森这样的好人好事就会愈来愈少，革命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党的肌体就会受到严重的腐蚀，其影响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马文瑞的意见，得到全体常委的赞同。贺龙在表态时特别赞赏马文瑞对问题的分析。说：“这个冯治国扔了黄金、物资，和战士在前线打仗把枪扔了是一个性质，开除党籍和撤职还算轻的!” 　　1947年9月24日，西北局向各级党组织发布了《关于开除冯治国党籍的决定》，建议边区政府撤销冯的行政职务，并交法庭进行审判。为了使更多的党员、干部受到教育，西北局还发文要求全体党员对冯治国的处分决定进行讨论。 　　冯治国本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党纪和政纪处分。为自己一时的怯懦畏敌、给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痛悔不已。认识到处分是对自己最好的鞭策和挽救。他决心接受教训，从最基层重新开始，踏踏实实工作，将功折罪。他工作非常努力，经过几年的考验，重新入了党，工作出色，到20世纪70年代，已升任陕西省农业银行行长。 　　对干部既关心爱护，又坚持党性原则，出于公心，不讲私情，是马文瑞的性格特征之一。对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霍维德的批评处分就是一个例子。 　　霍维德是绥德义合镇一个农民出身的老干部，1925年入党，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领导当地的农民运动，文化程度虽低，但实际工作能力很强，曾当过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席是马明方)。在创建陕北根据地的斗争中立过功劳。在1940年到1941年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想把边区军民饿死、冻死的最困难时期，时任边区财政厅副厅长的霍维德，为使边区财政渡过难关，向财政厅长南汉宸提出“有风险出问题完全由我霍维德个人承担”的保证，采取特殊措施，在增加财政收入上立了汗马功劳，许多人对此印象深刻。边区自卫战争开始以后，霍维德因积劳成疾，无法坚持工作，经组织批准，携家人到晋察冀解放区治病休养。在此期间，西北局接到不少同志反映，说霍维德在途中不骑马而乘“架窝子”(两头骡马中间用木杠、绳索捆扎成可坐可卧的床具)，携带洗澡用的大木盆，吃营养补品等等。西北局常委们商议后，决定对霍维德进行面对面的批评帮助。8月下旬，当霍维德从晋察冀回到晋绥时，召开了这个会。 　　早在1927年到1930年间，马文瑞先后担任团绥德西区区委书记、中共绥德县委常委时就和霍维德认识，并和崔田夫、马明方、霍维德等一起领导了绥德5000农民进城要粮的斗争。可以说，和霍维德是20年的老战友了。他也知道霍是直杠子脾气。见霍维德坐在窑洞角落的小板凳上，吊着个脸抽烟，知道他抵触情绪很大。马文瑞反复考虑，怎样才能使他认识错误。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明明有错而不认错，就不可能改错。因此开会之前他就一再思忖、分析霍维德犯错误的原因。据他所知，以前的霍维德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部下，都是很严格的。霍曾多次对财政厅干部说：“咱们是管钱的，要管好钱必须先管好自己。吃的、穿的、用的，咱们只能比别人差，不能比别人好!”现在怎么出了这个事呢?症结可能是居功自傲，对自己放松了。因此，他花公家钱才“大方”起来。会议开始后，马文瑞就针对这两个关键问题，对霍维德提出严肃批评。在西北局常委们的批评下，霍维德做了自我批评，但检讨得很勉强，有点言不由衷。会后，马文瑞又专门找霍维德谈心，关心地问及他的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霍刚结婚不久)，接着转入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推心置腹地和他交换意见。在开会的严厉批评与会后和风细雨的促膝谈心之后，霍维德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服从停职决定，一定要深刻反省，认真检讨自己。随后，霍维德被免去边区财政厅长职务，到吴堡县参加土改。这次处分，对霍维德教育极大，后来他曾说，我一生犯过的最大一次错误就是去晋察冀那次，对自己放松了，搞了特殊化。一次教训，终生难忘。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中，霍维德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二书记兼副省长期间，坚持实事求是，体恤百姓疾苦，坚决抵制与反对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气，受到残酷的打击迫害，但赢得了甘肃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竖起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块丰碑。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