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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十一章 一切为了战争胜利 第五节 新区调干，源源不断

《马文瑞传》编写组

西北局要在1948年底到1949年底的一年内从陕甘宁和晋绥抽调9630名干部支援全国和大西北新解放区的决定，在干部中引起的震动很大。如果讲“自愿”的话，愿去的人很少，不愿去的占绝大多数。例如关中分区干校的100名学员中，刚开始愿意去新区的只有10％。干校学员尚且如此，在职干部可想而知。究其原因，主要是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和传统观念。因为干部基本都是家在农村，眷恋故土，不愿离家。有的借口父母没有“上山”(指还在世)，有的说婆姨还没生儿子，有的怕到新区说话不懂、生活不习惯，干不了，以及家庭困难、缺劳力等等。各级领导干部中也存在“放少不放多”，“放差不放好”的本位主义思想。马文瑞和组织部的同志认为，完成调干任务的前提，首先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为此，西北局组织部要求各级党组织以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重点，认清革命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开阔眼界，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雄心壮志，把到新区工作当做完成党的最光荣的任务，当做自己革命的新起点。同时，又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解决好被抽调干部的家庭困难，决定将支援新区干部的家属一律按军属优待。西北局组织部顺应干部家乡观念强这一普遍倾向，还决定“凡是大关中和陇东以外甘肃籍(此两地区均为新解放区)的干部，无特殊情况者一律先行调回家乡地区工作”。 　　马文瑞认为，在干部供需矛盾空前突出的情况下，西北局组织部要把支援新区放在第一位，巩固老区放在第二位。因为新区是一片空白，而老区各方面都已有相当基础。但也注意不能把老区拉垮。在对陕甘宁、晋绥两个老区干部底子摸得很清的基础上，西北局组织部向各分区和业务部门下达了干部抽调指标。 　　总体情况是：陕甘宁老区抽调干部1700名，基本上从分区抽调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县里抽调二分之一，区上抽调二分之一，乡上抽调五分之一(仅限年轻、识字、有能力的支部书记或乡长)；晋绥老区抽调干部2000名；军干校和军政大学抽调派往新区的地方军事干部860名。在向各分区、地委下达抽调指标时，对所抽调各级领导干部的名额，都有具体的要求。按马文瑞的话就是：“必须抽调能挑起新区工作重担的骨干，到那里马上就能拿得起工作!” 　　专业技术干部，西北局采取“对口支援”的方式。如新区报社需要的60名干部，由群众日报社、晋绥日报社和延安新闻社分别调给，不足的由延安大学新闻班学生补齐；印刷厂、剧团、书店、邮政、电讯干部亦由陕甘宁、晋绥同类系统中抽调。为了保证这些干部到新区能立即担负起领导职务，西北局指示可以多调出一些骨干，空缺由专业学校刚毕业的学生填补。考虑到山西人善于理财这个特点，特别指定晋绥分局抽调460名财经干部支援新区。 　　作为组织部长，知人善任是马文瑞的突出品质。二十多年西北革命斗争经历也为他在“知人”方面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西北地区的高中级干部，甚至许多县级干部，他都熟知其经历、特长和优缺点。所以在他的建议下或直接调配使用中，都基本上达到了人称其职，人尽其才。随着大西北战局的节节胜利，在他的建议下，西北局对西北各省省级党政机关都配备了能力强、威望高、资格老、能把握全局的主要领导干部。如陕西由马明方、张邦英主持，甘肃由张德生、孙作宾主持，青海由张仲良、赵寿山主持，宁夏由潘自力、朱敏主持，新疆由王震、王恩茂主持，西安市由赵伯平、方仲如主持等。地委、专署级的领导干部，马文瑞推荐了杨和亭、白凤章、霍如琯、刘长亮等一批为老区广大干部群众所熟悉、信任、尊敬的领导同志，由他们带领干部支援新解放区，对稳定干部情绪，服从职务安排，沟通上下关系，尽快开辟新区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出乎意料。西北局向新区调配干部的计划不断调整、增加，以跟上人民解放军飞速前进的步伐。西北野战军(1949年2月1日起改称第一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西北大地。继1949年5月20日解放陕西省会西安之后，势如破竹、长驱直进，于8月21日解放甘肃省会兰州，9月5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9月23日解放宁夏省会银川，9月26日新疆获得和平解放。至此，大西北全境回到人民手中。这一阶段，是马文瑞一生中最紧张、劳累的日子。“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是他工作、生活的生动写照。开会、动员、汇报、指示、拟电报、作计划、和带队干部谈话等，还要挤时间给党校学员讲课……一切工作重点都围绕一个中心——解放军打到哪里，干部便派到哪里! 　　在不长的时间里，从幅员狭小、人口稀少的陕甘宁和晋绥老区向西北地区、四川以及南方等新解放区选调两万多名干部(其中包括华北支援西北的1800名大、中学生在内)，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马文瑞等西北局领导，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用信念、智慧、心血和汗水创造出来的。他们不只是抽调干部，而是把抽调干部的过程优化为迅速、大量培养干部、壮大干部队伍、发展革命力量的运动。形成了边抽调、边培养，抽调得多、培养得更多这样一个良性循环。他们的具体作法是： 　　一、各级党校、干校、军校以及延安大学、财经学校、卫生学校、电讯学校等扩大招生，在加重课程、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缩短学习时限，加快培养速度。使所有学校都处于满员状态，毕业生不断送出，新学员不断招进。仅在解放战争期间，边区各学校就培养了党、政、军及各类专业干部近一万人。 　　二、要求县以上单位开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对在职干部进行培训。有效地提高了干部思想、政策、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使之在减少人员的情况下提高工作效率，并为提拔胜任高一级职务创造条件。 　　三、把军队变成工作队。这也是充实、加强地方干部队伍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新解放区，一些军队干部就地转业，成为地方的党政领导，这一类干部数量很大。 　　四、在各级领导干部职务上增设副职，由正职传帮带一段时间，在正职选拔调往新区时，副职提拔递补，然后再设副职、再培养提拔。 　　五、清理家属队伍，动员所有女干部回到工作岗位。小孩交非干部身份的家属抚养或由保育院哺育。 　　六、吸收大量思想品质好、追求进步的新区知识青年参加干校或干训班学习。毕业参加一段实践锻炼后，一部分择优派往新解放区工作，更多的留在本地担任基层干部。对于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旧职员和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太坏的，都应当对其教育改造和使用，使他们以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 　　七、尽可能提高工作效率，以弥补干部数量不足。马文瑞认为，在新老干部数量9比1的现状下，加强新老干部的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充分调动广大新干部的积极性，是完成新区繁重任务的必要措施。因此，狠抓新老干部的团结，尤其强调老干部对新干部的团结要负主要责任。 　　半个世纪后，马文瑞回忆说：“在不长的时间里，约有两万多名经过培训的干部分配到新区去了。”“当时因为用人很急，所以被选调的干部在通知下发后几天内必须动身，而且要自带铺盖上任。由于我们在选拔干部时特别注意干部的自身素质和组织纪律性，所以被派往新区的干部都能及时赴任开展工作，很少有人闹情绪。总之，尽可能想办法满足新区的用人需要。努力的结果，使我们的组织工作能跟上革命形势发展的节奏，保障了工作的顺利开展。”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