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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十一章 一切为了战争胜利 第一节 支持新疆土改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49年5月20日，被国民党胡宗南统治了十多年的陕西省省会西安市获得解放。5月26日，马文瑞随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西北军区等机关进驻西安。离开延安前夕，西北局决定成立中共陕北区党委(书记李合邦)和陕北行署(主任曹力如)，负责领导陕北地区的党政工作。 　　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斗，革命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进驻和接管回到人民手中的西北第一大城市西安，马文瑞的心中，充满兴奋和自豪! 　　进城没几天，贺龙就交给他一项任务——给进驻西安的党、政、军各机关分房子。房子其实已经在一位领导同志主持下分过一次，但大家意见很大，分不下去，那位领导一气之下也甩手不干了，贺龙才让马文瑞来收拾这个烂摊子。马文瑞在炎阳暑热中跑了好几天，逐一实地查看所有的公房，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根据各党政军机关的性质和人员状况进行综合平衡、反复掂量后，拟出了分配方案。他把军事机关和省、市级的下级单位放到前边，给予较大照顾，而给自己所在的西北局机关和西北党校分了条件较差的房子。这个分配方案公布后，不仅大家都很满意，并且不少单位因分的房子好而过意不去。“争者不足，让者有余”，原先的矛盾和争执很快化解了。贺龙及不少同志都称赞马文瑞办事认真负责，公道正派。 　　6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彭德怀等23人组成新的西北局，任命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马明方为第四书记，马文瑞、贾拓夫等为常委。新的领导班子担负起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新的光荣使命。 　　这一时期，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人民解放军正向东南、西南、西北等边远之地的国民党统治区进军。解放区硝烟初散，百废待兴。马文瑞任部长的西北局组织部的当务之急，是向迅速扩大的新解放区从省级、地(市)级到县、区、乡级，大批地成建制地调配干部。仅一个西安市就急需各级干部二千五百多名。马文瑞为满足新区源源不断的干部需要而全力以赴。 　　10月1日开国大典，举国欢庆。下午3时，当马文瑞从收音机中听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传来的礼炮声、国歌声时，心情无比激动。特别是听到毛泽东充满激情地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时，更是热血沸腾，兴奋难抑。多少革命战友含辛茹苦为之奋斗，无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之献身的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翻身做了主人，多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啊!但他心里清楚，眼前大陆尚未全部解放，巩固政权和恢复发展经济还面临很多困难。将来建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道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啊!他从内心深处赞服毛泽东“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至理名言，深知任重而道远。 　　11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共中央西北局拟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马文瑞和贺龙、习仲勋及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贾拓夫等乘坐吉普车，从西安出发，一路颠簸，赶赴兰州。毛泽东主席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11月14日曾专门发电报询问与会代表的报到情况①。 　　兰州会议11月17日开幕，23日闭幕。在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的主持下，研究决定西北军政委员会及所属各省市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讨论了西北局机关拟由西安移驻兰州以及西北地区的许多重要工作②，包括部队整训，地方工作，少数民族政策，统一战线，财政经济建设，干部教育工作等。会议闭幕前的11月22日，向中央呈报了《西北局委员会兰州扩大会议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③。兰州会议共开了7天，与会同志充分发扬民主，各抒己见，经过认真的讨论，对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共识，形成了决议。期间，还邀请西北爱国民主人士座谈，倾听他们的意见。与会的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参政议政，畅所欲言。他们对如何增进各民族团结、巩固发展统一战线、齐心协力建设好大西北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均被会议采纳。 　　会议对即将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比较具体、深入的讨论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凡是解放了的地区，建立政权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但西北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特别是新疆，除占大多数的维族外，还有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等12个民族，境内不仅有农业区，还有牧区。基于这种情况，对于新疆农业区是否同其他汉族地区一样，及时进行土改问题，在讨论中产生了不同意见。 　　率领部队进军新疆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竭力主张新疆农区及时进行土改。他心情沉重地介绍了新疆的贫苦农民比内地汉族贫苦农民所受的更加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的情况。新疆地主占有土地是贫农占地量的11倍、雇农的120倍。新疆地主只把自己占地量的30％到40％租给贫雇农以收取重租，又把剩下的大部分土地强迫租户无偿地服劳役，白白地为其耕种，收获全归地主所有。新疆有些地区还存在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农奴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农奴主对农奴有绝对支配权，可以任意买卖、殴打甚至残杀。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剥削下，农村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广大贫苦农民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他们迫切地盼望土地改革，盼望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解放。 　　参加兰州会议的较多数同志认为，新疆有13个民族，语言障碍较大，群众工作基础差，敌情和社会情况都比较复杂，急于开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容易引发动乱，主张宜迟不宜早，宜缓不宜急。两种意见各有道理，一时难以统一。 　　马文瑞经过冷静思考，权衡双方的理由，认为王震对新疆的现实情况熟悉，对新疆的阶级斗争形势也是心中有数的，他的意见反映了新疆广大贫苦农民的心声，所以是客观可行的。至于是否出“乱子”的问题，马文瑞认为，推翻国民党统治、铲除剥削制度本身就是两个阶级的殊死斗争，无论土改进行得早与迟，地主阶级都不会善罢甘休，垂死挣扎是难免的。对于这个方面只要有清醒的认识，做好充分的准备，大“乱子”完全可以避免。于是，他明确支持王震的意见，赞成及时开展新疆农业区的土改运动。同时他表示，如果这个议案通过，西北局组织部将调配得力干部支援新疆农业区的土改斗争(其后的1951年，西北局向新疆派出土改专职干部七百余名④)。马文瑞中肯的分析和说理，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赞同，最后会议通过了王震关于新疆进行土改的意见。 　　在西北局的支持下，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时的施政方针明确提出：“土地改革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新疆农民群众，受着深重而又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只有坚决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才能使各族广大的农民群众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使落后的农牧业的新疆有条件变为先进的工业的新疆。但要实行土地改革必须发动群众，经过肃清土匪特务，反对恶霸，实行减租减息等步骤，达到耕者有其田，合理支配水利。” 　　以王震为首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采取与内地新解放区不同的政策，“慎重稳进”，从1950年春到1952年初夏，用了两年时间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合理地将大量宗教土地和大地主的土地调剂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在取得减租反霸的胜利，基本实现合理负担的基础上，全疆农村于1952年9月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历时一年多，于1953年底胜利结束。经过这次土改，从根本上改变了新疆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生产关系，实现了贫苦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解放了生产力。中共中央、西北局对新疆农业区的土改一致给予肯定。1952年4月26日，毛泽东在签署《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特别以新疆为例，写道：“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目前正在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⑤ 　　以南泥湾屯垦闻名、战功卓著的王震，一生经历的大事很多，但未必都能历数，惟对马文瑞在兰州会议上的发言，却有深刻印象，念念不忘。直到三四十年之后，王震还不止一次地向人提起：“那次幸亏马文瑞同志表态支持我的意见，新疆土地改革才得以及时开展。如果拖一拖，各方面的损失就大了。” 　　针对进城后革命队伍中出现的种种不良倾向，彭德怀在兰州会议上提出批评，并向全西北党政军工作人员提出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要求。 　　考虑到兰州在西北的地理位置适中，彭德怀在会上曾提出将西北局机关移驻兰州的建议。马文瑞和与会的多数同志认为，西安是历史形成的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兰州虽位居西北中心，但经济较落后，交通不便，甚至连口粮供应都有困难，大机关进驻势必增加甘肃省的负担，西北局机关还是驻西安为宜。彭德怀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西北局扩大会议结束时，适逢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第一副主席为习仲勋)。他由北京乘专机飞抵兰州，向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报到。马文瑞便同贺龙、习仲勋、贾拓夫等，顺便乘这架飞机返回西安。 　　① 《兰州会议纪要》，中央档案馆档案，卷号413，1号。 　　② 《西北局关于兰州会议情况致中央电》，中央档案馆档案，卷号413，4号。 　　③ 《西北局兰州会议决议》，中央档案馆档案，卷号15，1号。 　　④ 《关于抽调分配1951年专职土改干部的指示》，中央档案馆档案，目录号1，卷号22。 　　⑤ 《王震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503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