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马文瑞 > 其他资料

《马文瑞传》第十一章 一切为了战争胜利 第四节 老区要为新中国多出人才

《马文瑞传》编写组

西北野战军自1947年8月下旬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攻后，经过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全军意气风发、斗志旺盛。根据中央“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指示，迅速发动春季攻势，大量歼灭胡宗南和宁青二马①的有生力量。从1948年2月下旬到5月下旬，西北野战军先后发动了宜瓦战役、黄龙山战役、西府战役和陇东战役，歼敌5.3万人；接着发起澄合战役、荔北战役和冬季攻势，歼敌6万余众。到1949年3月，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域已迅速扩大为16个分区114个县市(一度解放的宝鸡、岐山、凤翔、陇县等未计入内)，总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800多万。这时，总计歼敌154万人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胜利结束，全国已有9个省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壮大为300多万人，数量超过国民党军队将近一倍。全国战局呈摧枯拉朽之势。接管新解放区和大中城市的工作，日益紧迫。从1947年秋天开始，为已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大西北地区调配干部和准备干部，便成为马文瑞和西北局组织部最严峻紧迫的任务。 　　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所在地和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总指挥部，在八年抗战时期，向敌后和抗日根据地派遣干部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抗战胜利后向东北和冀热辽解放区输送干部，是数量最多的一次。但和解放战争中、后期的“大调干”相比，就差之甚远了。 　　对于向新解放区派遣干部的重要性，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②中央关于准备新区干部决议中进一步强调：“战争的迅速发展，已将此项任务紧急地提到我们党的面前。如果我们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就使我们党处于被动。”中央要求“准备三四万干部”，是按原先“5年内打倒蒋介石”预计的，战争的发展实际提前了将近两年，这就使新区干部的准备和调派工作火烧眉毛，急上加急。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区组织部长，马文瑞对新区干部的准备工作着手得较早。1947年9月1日，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备方针》的党内指示，指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之后，还在晋绥边区的马文瑞审时度势，闻风而动，立即起草《西北局组织部关于抽调派往新区工作干部的意见》③。经西北局同意后于9月11日发往各分区，这个决定要求关中分区抽调200名、陇东分区抽调200名、边区级机关抽调100名、西北党校抽调200名、延属分区抽调100名、绥德分区抽调100名，共计900名干部支援新解放区。其中包括县委书记、县长5人，县委部长和县政府科长29人，区委书记、区长、干事、科员等166人。马文瑞强调，向新区派遣的干部是去掌握政权的，是共产党的化身，言谈举止都代表党的政策和形象；新区的情况复杂，派去的干部一定要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高的思想水平，必须选拔最优秀、最可靠的同志到那里去。因此，他规定抽调支援新区干部必须在政治上无问题，思想意识好，身体健康，有一定群众工作经验。从边区政府抽调的100名干部，要求必须担任过科员或干事，具有区县级干部的领导水平和能力。为了保证支援新区干部的质量，马文瑞每次都仔细审阅上报名单和干部简历，尤其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他都要亲自逐一审核圈定，力求人副其职。 　　西北局组织部对所抽调干部及时进行了认真培训。要求边区机关抽调的100名干部自带被褥、衣物、碗筷，务必于9月25日前到西北党校集中培训；要求各分区接到电报后，除限5日内将所调干部名单及履历表报西北局组织部外，所调干部须提前到各分区党校培训。西北局规定调往新区的干部必须在党校培训 10天至15天，培训内容为：学习土改、工商业政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等。并要求学员在培训中进行查思想、查工作、查政策、查立场的“四查”教育，使之到新区能够更快、更好地胜任工作。这900名干部，在西北野战军1948年发动春季攻势，解放国统区大片土地时，随军及时在那里建立政权，使那片国土真正回到人民手中。继这批干部之后，1948年1月，西北局组织部又抽调了200名干部随军前进，开辟和接管新解放区政权。随着解放战争的飞速进展，马文瑞意识到新区干部的需求量会急剧增长。为了加快干部培养的速度，及时拓宽干部培养途径，11月26日，经他提议，西北局决定将绥德、延属、三边、陇东、关中各分区的中学和师范学校全部改为各分区的干部学校(学校名称暂时不改)，归各地委直接领导。同时，决定在延安大学另设中学部，接替各中学的教育任务。西北局要求这批干校招生1500名，招收对象是区、乡、村基层干部，并吸收一部分原在校年龄较大、思想较好的学生，学制为6个月。西北局要求各地委组织部、宣传部经常检查指导干校的工作，要求地委负责人定期给干校学员讲课。规定干校学员除课堂听讲外，还要下乡实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锻炼和提高实际工作能力。 　　1948年6月，为解决新区财经干部短缺问题，西北局常委会决定在延安创办财经学校。首批学员400名，由各分区按分配指标选送。 　　马文瑞认为，陕甘宁老区对解放大西北担负的最大使命，就是输送人才，输送干部。否则即使部队打下来的地方，没有干部及时接管政权、建立政权和掌握政权，大西北的解放就只是一句空话。在1948年11月22日召开的西北局地委组织部长“关于准备新区干部”的联席会上，他要求与会者一定要站在这个高度认识向新区调干的重大意义。 　　那段时间，急需向新区调干不仅是西北、也是全党全国的当务之急。随着南方解放区迅速扩大，党中央决定调集5.3万名干部随军南下，向西北局下达抽调3000名干部的指标。其中包括中央级机关领导干部8名、区党委级领导干部15名。要求2000人在1949年上半年到位，其余1000名干部年底前给配齐。这项任务下达后不久，中央又指令西北局再支援四川省1000名干部(其中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00名)。 　　当时，陕甘宁边区仅有地方党政干部8624人，其中区、乡以下的基层干部占一半以上；晋绥(归西北局领导)的干部数量多一些，有12618人，但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刚提拔的农民。用这点“本钱”去应付广袤的大西北的需要和中央抽调的任务，其难度和压力不言而喻。 　　马文瑞虽感到困难很大，但他认为这正是革命事业大兴旺、大发展、真正“闹红了天”的大好事，也是自己二十多年来提着脑袋闹革命、梦寐以求的大好事，应该越困难越高兴才对!作为西北局干部部门的领导，他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推动陕甘宁和晋绥边区，多出干部、多出人才、多做贡献! 　　他和组织部的同志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摸底、排比、平衡，1948年11月22日，在地委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上，拿出了一个《关于准备新区干部问题的报告》，对抽调和培养新区干部做了如下运筹： 　　预计明年(1949年)上半年，西北地区还要解放两个省。两省的党、政、地方军事机关包括两个区党委(省委)、两个行署(省政府)、两个军区；下一级包括10个地委、10个专署、10个军分区；再下一级包括70个县委、70个县政府、70个地方营；再下一级包括560个区委、560个区政府(区以下暂不计)。按以上党政军机构设置，需要配备的各级干部是：区党委级负责干部30人(每个区党委15人)，行署级负责干部60人(每个行署30人)，军区负责干部110人(每个军区55人，含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分区同)，地委领导干部100人(每个地委10人)，专署领导干部110人(每个专署11人)，军分区负责干部400人(每个军分区40人)，县委领导干部420人(每个县6人)，县政府领导干部770人(每个县11人)，县武装营干部350人(每个营5人)，区委干部1120人(每个区2人)，区政府干部1120人(每个区2人)。 　　按此计算，需要党的干部1670人，政府干部2060人，地方军队干部860人，共计4590人。 　　马文瑞认为，为新解放区配备干部，只考虑党、政及地方军事干部的配置，只局限于建立政权是不够的。除此以外，社会生活和生产建设也分秒不能停顿。涉及所有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的部门，都要有“内行”的干部去接收、去领导。因此，对于各行各业的专职干部的需求量，他和组织部的同志也认真地纳入调配计划。如税收、粮秣干部，按行署、军区、专署、军分区、县(不含各级党的机关)计算需要350人，金融、贸易干部需要790人，报社、印刷厂、书店干部100人，教育系统干部200人，机要干部160人，电讯干部120人，邮政干部96人，青年团、工会、妇联干部227人。和支援新区的党、政、地方军事干部加起来，再加上中央指令抽调的3000人，总计需要抽调9630多名各级干部支援新区。这个数字，占陕甘宁和晋绥现有干部总和的45％强，表面看起来不到二抽一的比例。但是，如果把陕甘宁、晋绥年龄大、文化程度低、不合乎调出条件的干部去掉，够条件的干部总数也只有一万名左右，也就是说，把所有够条件的干部几乎是“一锅端”，这个数字就太“惊心动魄”了。 　　马文瑞和西北局的态度是：一、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满足新区对干部的需要。不但保证抽调干部的数量，而且要确保质量；二、拓宽培养干部的路子，加快培养干部的速度，不断补充新生力量，使新区、老区的干部队伍都迅速发展、壮大，使干部队伍建设跟上革命前进的步伐。 　　① 指国民党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的军队。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7页。 　　③ 中央档案馆档案，第934卷，第3号。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