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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二十二章 初任省委书记 第一节 “揭批查”①运动补课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79年1月16日，马文瑞乘621航班到达西安，就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陕西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仅武斗就死了数千人，干部被打死逼死也有上千人，老干部被打倒的多，“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多，干部群众思想混乱，社会秩序失控。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执行“左”的一套，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不积极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致使陕西工作徘徊不前，干部群众意见很大。1978年7月15日至8月9日，中央召开“陕西汇报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主持解决陕西问题，确定省委班子改组，由王任重任省委第二书记。8月中旬，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对《陕西汇报会议纪要》的批示，会议实际上由王任重主持。下面的同志大多打破了顾虑，敢讲话了，揭发出了不少与省委第一书记有关的问题。解决陕西问题，有了良好的开端。12月10日，中央决定调离省委第一书记，由王任重接任。王任重上任仅半个月，中央决定王任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业委员会主任。这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建议马文瑞去陕西，并对他说，你对陕西历史问题的看法始终比较客观、公正，对干部也熟悉，只有你去合适，你去了可以把大家团结起来，尽快把陕西工作搞上去。这时，马文瑞对党校工作才进入角色，干得正起劲，但考虑到组织的委托和陕西的实际情况，便欣然同意。 　　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会议。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把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统一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而此时陕西的情况十分复杂，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有的还十分激烈尖锐，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还缺乏必要的条件。这些矛盾突出表现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没有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帮派体系未被触动，冤假错案未能平反，落实政策工作进展缓慢，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一批老干部“气不顺”；在农村工作中，“左”的偏向仍在继续，急于求公、求纯，急躁冒进，搞“穷过渡”，严重地破坏着农业生产，农民怨声载道。其他诸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求返城、社来社去大学生要求安排工作等等社会问题，尚未得到妥善处理，造成集体上访、围堵党政机关、上街游行示威的事情不时发生。 　　对于这种复杂困难的局面，马文瑞在去陕之前，也时有所闻。一是陕西的一些熟人到北京后，常到他那里反映些情况，或发泄一些不满情绪；二是中央召开陕西工作汇报会议以及陕西传达汇报会议纪要批示的会议简报都送给他看，使他知道了当时陕西问题的症结。所以，马文瑞对刚上任要抓的工作，心里已经大致有了谱。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全国的大势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党的工作重心由搞政治运动转入经济建设。根据陕西的实际情况，我觉得首先一步要进行拨乱反正，不对‘文化大革命’遗留的种种问题清理清算，不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经济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 　　临赴陕上任前夕，马文瑞分别拜会了邓小平、华国锋、徐向前等中央领导，征询他们对陕西工作的意见。邓小平说：陕西原负责人政治倾向还不正，他们过去执行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套错误东西，造成了损失，粉碎“四人帮”后，仍然没有认真地清理清算。王任重到省委工作不久，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有关工作。你去了，应把拨乱反正当作大事来抓。谈到其他工作时，邓小平提了两条：一条是恢复老政策中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按劳分配呀，集市贸易呀，搞些副业呀，自留地也允许搞，可有些小自由。一条是整顿基层领导班子。他还特别讲到陕西旅游资源丰富，要重视“搞旅游”的问题，说搞旅游就要整修旅馆、整修公路，发展餐饮服务业等，这样不光是旅游本身，而是带动其他许多行业都发展起来了。他最后强调：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去搞，要把陕西当成一个小国家那样搞，因地制宜。邓小平这些恳切的指示，使马文瑞的工作思路更加清晰，从而大大坚定了他到陕后做好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1月21日，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已接近尾声。这天，马文瑞与参加会议的同志见面并发表了到达陕西后的第一次讲话。 　　会场格外安静。无论是否认识他的人都想听他说些什么，不少年轻的干部还想一睹他的风采。他首先谦逊地说，没有参加会议的讨论，也没有来得及做调查研究，很难讲什么具体意见。但紧接着又说，从今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中央伟大的战略决策。从全国来看已经具备了转移的条件。我省情况如何?据我所知，陕西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干扰破坏严重的“灾区”。揭批查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运动发展不平衡，一些单位的盖子还没有揭开，遗留问题很多。所以，我们在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过程中还需要进行补课。 　　揭批查运动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全国范围开展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其目的是：查清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查清“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从根本上分清路线是非；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清除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帮助犯过政治错误的干部认识、改正错误；平反、纠正由于林彪、“四人帮”迫害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恢复和发扬被林彪、“四人帮”破坏的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传统和作风；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实现安定团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这场运动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和单位进行得很成功，扫清了前进的障碍，为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历时两年多，取得了胜利，运动基本结束。 　　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和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对揭批查捂盖子。不敢发动群众揭批，或者只揭小不揭大，只批下不批上，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停滞不前，深入不下去。截至1978年9月，全省揭批查对象中有三百多人的问题没有搞清楚，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帮派头目没有被触动，不少受“四人帮”干扰破坏严重的县以上单位的盖子没有揭开，还有一些单位的揭批查工作出现反复。为了清除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过程中的障碍，揭批查运动的补课是必需的。 　　马文瑞的讲话拉开了陕西揭批查运动补课的序幕，赢得在场绝大多数干部的热烈赞同。他们认为，马文瑞准确地牵住了陕西工作的“牛鼻子”。 　　2月5日，马文瑞召集省委常委会议，就运动的方法步骤以及应当注意把握的政策等作具体部署。2月26日，他又召集省级有关部门领导在丈八沟宾馆开会，再次商讨运动补课事宜。同时，他还深入基层，每到一地都要了解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指导推动运动健康发展。 　　省级机关由于其地位特殊，它的运动补课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着全省运动的成败和工作着重点能否顺利地向经济建设转移，马文瑞最为关心。2月19日，马文瑞在省委机关礼堂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他说，省级机关的运动搞得好的、真正够格的是少数。现已查明陕西有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他们所做的坏事，没有彻底查清楚。有一些闹派人物和支持闹派的人现在还在台上，领导班子软散懒的问题还存在。这种状况，说明我们省级机关的揭批查运动还需要补课。马文瑞明确指出，要搞清“四人帮”的代理人或者叫走卒的罪行，肃清他们的影响和流毒。不揭批他们，路线是非就搞不清楚。对于当时在领导岗位上，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群众有意见的同志，启发他们应该主动向群众讲清楚，进行自我检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取得群众谅解。这样，就把林彪、“四人帮”集团在陕西的骨干分子和一般犯错误者区分开来，解脱了一大批干部。在讲到整顿领导班子问题时，他说，一是把同“四人帮”有牵连的骨干分子，打砸抢首恶分子，卖身投靠、陷害同志的人，闹派性、破坏团结、阻碍工作前进的人清理出来；二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应该是党性强、能胜任工作，作风好、群众信得过的；三是选拔、配备好中、青年干部。马文瑞的这次讲话推动了省级机关的运动补课，许多走了过场，搞得不好，甚至还没有揭开盖子的单位，都真正地行动起来了。 　　省委文教部所辖单位多，运动进展很不平衡，遗留问题较多。在马文瑞讲话后，经过几个月工作，揭发出帮派体系的严重罪行和重大问题一百多条；揭发并查清了搞结帮篡权活动或犯有其他路线错误的136人的问题；清查出打砸抢分子33人，逮捕6人，报捕6人；清查出闹派人物61人。揭发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95起，其中参与武斗13起，抢枪28起，抢档案16起，严重打人者22起。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造成冤假错案涉及的3754人，已经平反3595人，占96％。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闹派人物或有其他严重错误不宜担任领导职务的地级干部23人，县级干部30人。调整和提拔地级领导干部45名，其中提拔的中青年干部16名。教授、副教授提任院、校级职务的14名。文教口的揭批查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到当年6月份，全省揭批查运动补课任务基本完成。 　　这一段时间中，省委、省革委会的领导班子，在马文瑞的建议下也进行了调整充实，形成了强有力的省级领导班子。 　　① “揭批查”运动，指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陷害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和他们的极左路线在各方面造成的危害，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