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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二、陕北地下工作波澜 秘密工作

马文瑞

1927年夏天以前，即大革命高潮时期，我们陕北地区的党、团组织虽然也是隐蔽的，但革命活动却是公开的。开展学生运动、组织农民协会、领导群众斗争，都是公开进行的。党、团组织在绥德、榆林等县建立了脚户自保会、手工业工会、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非基督大同盟、天足会等群众团体，通过这些群众团体和各学校的学生会，领导群众同新老军阀进行斗争。全国每发生重大事件，陕北都会积极作出反应。影响大一点的有绥德声援西安驱逐陕西军阀吴新田的活动、以绥师为中心的陕北声援“五卅”运动和榆林追悼“四·二八”死难烈士的活动等。通过这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党、团组织积累了对敌斗争经验，培养和锻炼了革命骨干，也鼓舞了陕北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斗争精神。 　　到了1927年7月，国民党的汪精卫等相继实行“清党”反共。白色恐怖到来后，学校的领导权多为反动分子把持，一部分党团员难以立足，便分散到农村中继续坚持斗争。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学校参加秘密工作的。一开始，我在绥德县搞团的工作。绥师被封闭后，绥德县的党、团组织也瘫痪了。为了整顿加强党组织，中央陕西省委派冯文江回绥德担任县委书记。他回来后，隐蔽在绥德县城高小，以教员身分作掩护，很快就将县委组织建立起来。绥德县委当时不但领导绥德县党、团工作，还代行绥德地委职责，所以它的建立和活动非常重要。 　　1928年秋，我担任了共青团绥德西区区委书记。西区党的区委书记是周发源，公开职业是冯家渠小学教员。区委下辖苗家坪支部(负责人是田庆丰)、双湖峪支部(负责人安××)、双庙湾支部(负责人刘长华)、三皇峁支部(负责人赵晓初)、姜崖支部(负责人张效良)、郭家畔支部(负责人马华元)、驼巷支部(负责人张永丰)、李银家沟支部(负责人胡永华)、张家岔支部(负责人柳迎丕)。那时的支部，有的是党、团混合支部，党、团员的界限只是依岁数划定，岁数大的团员就可以转党。当年上半年，党的绥德县委书记由赵通儒代理。不久，陕北特委派白乐亭(白明善)任县委书记。乐亭同志比我年长十五六岁，那时已经30出头了，所以他常亲切地把我叫“小弟”。他见多识广，文化程度也高，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工作能力很强。工作中，我们常常把他当作老师和兄长。同年11月，共青团绥德县委的刘玉璞、刘植本等在白色恐怖下惊慌害怕，跑掉了。于是在党县委的指导下，召开了县团代表大会，选举我为团县委书记，同时选举周自岐担任组织委员，李树春担任宣传委员。随后不久我即转为中共党员，并担任了党的县委常委，时年16岁。 　　1928年冬，中共陕北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址在我的家乡附近的张家岔村。村中的柳家小店是我们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店主柳迎丕，是党的联络员。记得那时我正好回到马家阳湾家里住着，一天晌午，柳迎丕扛了张锄从前沟进来，见了我说店里来个人找我，说完就走了。我乘没人注意，披了件衣服出沟来到柳家小店，见特委负责同志都在那里，才知是特委要召开重要会议。此前，陕西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原陕北特委书记杜衡已调去担任省委书记，由杨国栋代理陕北特委书记。特委扩大会前，杜衡带着中共六大会议文件和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文件，由西安返回陕北。特委扩大会议会场设在小店窑院的一间倒坐平房里。会是晚上召开的。炕上放个小炕桌，点着一盏马灯，大家围坐在四周。会议由杨国栋主持，冯文江作工作报告。谢子长、常立德、白乐亭、赵通儒等各地党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我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由杜振庭(即杜衡)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和省委会议精神。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要把党的工作中心从盲目组织暴动转移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上来，党的首要任务是争取群众。指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进而转入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创建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围绕这些任务，制定了“十大政纲”。今天回顾起来，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它正确地分析了革命形势，比较客观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还讨论分析了陕北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党、团工作的主要任务。大家觉得当时陕北搞苏维埃运动的条件还不成熟，党的工作仍应深入群众，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创造条件，等待时机进行苏维埃运动。 　　记得在会上还有过一些争论，主要是针对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的。同志们都认为杨国栋身为特委负责人，精神不振，说话不负责任，做事武断，生活不检点。最后好像给了个处分，但仍让他担任特委书记。 　　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之后，陕北党、团活动出现了新转机。当时革命工作的重点已由城镇、学校逐步转入农村。党团员成分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原先党团员大部分是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是些小知识分子。工农分子很少，主要是绥德有几个农民党员，如李仰勗、丁精业、霍维德等。李仰勗是绥德人，石匠，当时很红；霍维德是个农民，曾在绥德师范当过校役。其他地方，工农党员很少。革命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后，农民党团员就多了。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村党、团组织，争取群众，领导群众斗争。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党组织通过办冬学来吸引和教育广大农民群众，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团员。在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后，便开始组织建立贫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先后涌现出一大批贫雇农积极分子，使党、团组织在农村的力量大为增强，工作也变得主动了。随后，我们又不失时机地组织了多次群众斗争。当时提出四个口号：一是打倒帝国主义，赶侵略者出中国；二是打倒军阀(指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老军阀和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新军阀)；三是打倒贪官污吏(指地方政府的官僚们)；四是打倒土豪劣绅(主要指农村中的地主、恶棍)。这些口号，都是在党的六大精神的指引下提出来的。我们就是遵照这四个口号来领导群众斗争的。斗争中，我们既注意紧紧依靠和发动农民群众，又注意把握适当的策略原则，努力使每次斗争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较有力地打击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及其所依赖的反动军队的嚣张气焰，为党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1929年春，即中共陕北特委张家岔会议后，特委决定改组中共绥德县委。原县委书记白乐亭调米脂县工作，宣传委员赵通儒调清涧县工作，绥德县委由组织委员周发源担任书记，冯启明、胡永华等为常委，我仍然担任县委常委兼团县委书记。县委改组后，以周发源的名义在绥德城内办了个商店，掌柜是周发源，胡永华等人做店员。县委机关就设在商店里。开商店是为掩护党、团组织进行活动，没想到周发源这个人素质很差。他见做买卖有利可图，便一心只开商店，很少过问党、团组织的工作。当时，绥德师范已经复学，校长是个反动分子，叫柳砚琛。学生中却有不少党团员，如李光白、贺晋年、白如冰、白寿康、党永亮、徐步岳等。我们经常到学校去活动。反动校长由于独生儿子死了，整天闷闷不乐，很少到学校来，我就乘机住进学校做工作。团特委负责人李文芳恰巧来绥德帮助工作，也就和我一同住在这个学校，没料到有走狗告发。那天晚上，反动校长带人打着马灯来了。我和李文芳赶忙躲到灶房，因为厨师同情革命。不料这家伙又闻讯追到灶房，看见我们，厉声喝问；“你们是干啥的?”我说我们是三民二中的学生，来绥师准备插班考试，正温习功课。“这个……这个……我这里没有你们这些学生，谁叫你们在这里捣乱!快走!”我们赶忙就走。特委书记杨国栋住在绥德城南关一户姓李的卖蒸馍的家里，我们一口气跑到南关，向杨报告了情况，然后又一同离开绥德城。杨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平素有些阔少作风。身上带有手枪，出门有时坐两匹骡子驮的“驾窝子”。他走到五里店，突然心血来潮，要打枪玩耍。我阻止了他。随后三人一道躲在十里铺。不久学校公开张榜开除了周自岐、徐步岳等人。可见在白色恐怖之下开展秘密工作的艰险。我们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工作。 　　不久，陕北特委派来高崇实(外号高三老)、高植民参加团县委的领导工作。为了便于隐蔽活动，团县委机关转移到绥德龙湾一农民的两孔石窑洞里。刚住了两三天，村里来了个要饭的，认出了高崇实，声称高三老为何到了这里，一下又弄得不好再住了。后来怕暴露身分，遭到不幸，高崇实和高植民都回米脂去了。我仍然坚持工作，经常下去巡视指导基层组织的活动，主要抓团的工作，也了解帮助党的工作。当时白色恐怖虽然严重，但绥德农村的党、团组织仍很健全并有所发展。全县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均设党、团区委，下设党、团支部。仅共青团员就有三四百人。团区委的书记我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西区为田庆昌，东区为高承训，南区为崔田民，北区为马述寒，中区为马锡侯。共青团还在农村学校组织了少先队和儿童团，全县青年运动相当活跃。 　　在开展共青团工作的同时，农民运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1928年夏，绥德党组织曾直接领导发动了数百名农民进城“抬龙王楼子闹县长”，即在县政府门口搞祈雨示威的斗争。四十里铺、义合一带的农民还进行了抗杂税、抗烟亩税的斗争。当时，陕北其他地方的农民运动也很有声色，如榆林县镇川镇的抗“白地捐”、安塞县农民围城抗粮及米脂、葭县一带饥民吃大户、要义仓粮等，这些斗争均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封建地主和反动统治者。 　　这一时期，党组织还开展了工人运动。绥德地区当时虽然没有产业工人，但西区一带有挖煤的煤工和熬盐的盐工，共计一千余人。我们就到这些工人中去做工作，发展党团员，成立党、团支部，开展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工人真正认识到只有斗争，才能求得生存、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的道理。1929年初夏，绥德三皇峁(今属子洲县)数百名盐工因不堪忍受盐局的剥削压榨，在党组织的发动领导下奋起斗争。这次斗争由共产党员、团县委宣传委员李景林领导。工人们在张宗贤、张建材等带领下将盐局驻地包围，并放火焚烧了盐局的门窗，使盐局被迫答应减轻盐税，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白色恐怖下，我们秘密策划组织农民群众进行了许多抗粮、抗税、抗捐、抗租、抗债斗争，虽然斗争经验不够，没有能够进一步发动群众，将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引向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但这些斗争毕竟打击了地主、豪绅及反动统治者的威风，部分地改善了群众的生存条件，也扩大了党、团组织的影响，使党、团组织可以更广泛地联系广大群众。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