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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一、童年的境遇和走上革命道路 投身革命
马文瑞

  我的革命思想起先受到过亲属的影响。表兄冯文江是离我家十几里远的冯家渠人,大革命时期在北京上大学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后来又到广州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回到陕西,在关中农村搞农民运动,还在西安中山学院担任过农运班主任。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都参加公开的革命活动,因此,他就成了我的家乡有名气的革命者。大革命失败后,冯文江回到陕北,还先后担任过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和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也许是思想接近,加上住的不远,我和表兄两人情投意合,时常在一起交谈。他读的书多,眼界开阔,懂得许多革命道理,经常给我介绍外面的新鲜事物和新思想。对我参加革命有一定影响。
  但是,我之所以在很小的时候(14岁)就走上革命道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比较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前面谈到了,我起先用功读书的思想动机是“学好向善,读书争气。”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增加,视野扩大了,学习的范围拓宽了,思想上也有了要革命的念头。
  读书使我逐渐认清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他们发动鸦片战争,纠集八国联军入侵,搞不平等条约,强设租界地,费尽心机瓜分中国……几乎每一次侵略都要把中国向半殖民地的深渊推进一步。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人民都是伴随着深重的苦难和屈辱的泪水挣扎过来的。当我在落后闭塞的陕北山沟里由书刊上了解到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情况,心中便产生了强烈的反帝意识。同时,我开始意识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并没有被摧毁,中国社会仍处于黑暗、混乱的状况,封建军阀、反动政府取代了封建君主,其统治的黑暗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1916年,曾参加陕西辛亥革命的蒲城人井岳秀,二次带兵到榆林,以团长之职兼任陕北镇守使,大革命时期又先后任暂编十八师师长、陕北国民军总司令、陕西军务帮办,逐步控制了陕北23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他横征暴敛,纵兵为匪,各县驻军可以抛开地方官吏任意催粮派款、拉夫抓差,稍不如意便棒打绳拴,甚至开枪杀人。加上陕北地区灾害频仍,土匪又多,兵匪一家,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搞得贫苦百姓叫苦连天,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我亲眼看到地方上官府经常逼粮要捐催税,土豪劣绅压榨老百姓,讨租通账,横行乡里,贫苦农民终年劳作不得温饱,遇到灾荒年馑,只得以树皮、草根、观音土充饥。卖儿卖女,冻饿死人的事屡见不鲜,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背井离乡、流落异方乞讨为生的。就在我们乡间,经常可以看到穿着蓝制服的衙役走狗手持棍棒下乡催粮催款,撵得鸡飞狗跳墙。也时常可以见到区公所背枪的团丁,到村里催粮要捐,又骂又打,赶得贫苦农民满山跑,只有有钱人才能和他们说上话。同时,也听到反动军阀井岳秀的种种耸人听闻的劣迹。群众传说他光姨太太就有9房,一旦发现哪个行为不规,就要枪毙。在平时的生活中,井更是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他在统治陕北的20年间,所搜刮挥霍的民脂民膏简直无法计数。这些耳闻目睹,又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反封建的意识。
  这一时期,我最崇拜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认为只有真正实现了“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劳动人民才能摆脱封建压迫,国家才能强大,帝国主义才不敢欺负我们。因此,我决心投身国民革命。在大革命时期,我曾经填表加入过国民党。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可以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组织,利用国民党员的公开身分,开展党的工作。1925年夏秋之际,陕北的绥德、榆林、葭县等地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相继建立,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了该组织。在当时,学校中的青年学生填表加入国民党也是思想进步的表现。
  1926年初,大革命高潮到来,我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凡是能找到的进步书刊,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资本主义制度浅说》、《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新社会观》、《独秀文存》、《向导》、《中国青年》等书刊,我由浅入深,一本一本地读,一句一句地理解。在我的眼前逐渐展示出较之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更为科学的社会变革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有一本《社会进化史》,读了之后,使人茅塞顿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办,才能使中国真正摆脱封建枷锁和帝国主义的奴役。我兴奋不已,把这些书刊介绍给相好的同学们。大家读了以后和我一样,感到政治眼界大为开阔。过去由于身处落后闭塞的农村,一些同学对国家大事很少过问,自从读了这些进步书刊,极大地激发了大家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和追求真理的热情。
  1926年冬季,还在周家崄读高小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记得当时周家崄学校还没有党、团组织,但整个学校被大革命的浪潮卷进去了。学校的教员给学生讲革命道理,主要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我是学校里的第一个共青团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共产党员师俊伟。他是子洲县师家坪人,原先是榆林中学学生,1925年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当局开除。师俊伟回到家乡后,听说周家崄高小有些进步学生,便以参观为名来校找到我。此后,他经常来学校找我谈话,宣传进步思想,还把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在北京创办的《共进》杂志介绍给我看。后来又带来一本《无产阶级政党之建设》和一本名为《入校须知》(其实内容是“入团须知”的小册子)。当时为了保密,称党为“大学”,团为“中学”。读了这本小册子,使我对党、团组织有了认识。一次谈话中,师俊伟问我愿意不愿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听了很高兴,表示愿意,觉得入了团,自己不是普通人了,也像表哥冯文江一样,成了一名真正的革命者。那时候,学校师生中年龄大的入党,年龄小的入团。为了保密,参加党团不举行仪式,也不填表,经介绍人介绍,上级组织同意就加入了。团的纪律首先是严守秘密,如泄露就开除。因此,我入了团,连亲朋好友都不知道。共青团员的任务首先是学习,读进步书刊,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再就是发展新团员,开展组织建设。我入团后,就按照上级组织的要求,先后介绍刘精一、赵拱璧、高学孔、马文德、徐登泰等5人入团,并在周家崄高小成立了团支部,我担任支部书记。那时候支部的任务,除了组织学习之外,主要是宣传革命理论,唤起民众。
  1927年初,我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还担任了学生讲演会主席。这些职务给我在学校中搞革命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们经常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发表政治主张,扩大革命影响。我们学校所在的周家崄镇是个人口比较集中的大镇子,集日也比较多。每逢周家崄镇上遇集,四乡八村的农民都来赶集,很是热闹。我们借这个时机上街演讲。开始演讲时,农民没见过,都很稀奇,甚至感到好笑。但我们讲得很认真,慢慢就把大家吸引住了。农民群众觉得我们讲得很有道理,都很愿意听。除了上街演讲,我们还下乡宣传,到周围农村去组织农民协会。常常利用农民歇晌的时间,挨门逐户地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会,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广大农民开展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在冯家渠上小学时,有个姓张的分区区长仗权欺人,贪污公款,敲诈百姓,我们就动员农民协会出头,带领农民与之算账。数百农民到区公所院子闹事,惊动了井岳秀部的驻军连长张道源。他带兵出面镇压,斗争暂告停息。开展这些工作,有时是我们学生自己去,有时是与进步教师同去,有时是绥师党、团组织来人,一道去搞。
  1927年春季开学后,绥德师范学生马象英、韩士杰到周家崄高小任教。当时,学校已经建立了党的组织。马象英、韩士杰都是共产党员。上半年由马象英任校长,并担任党支部书记,下半年,由韩士杰当校长。马、韩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师生破旧教、立新学,增设了社会科学新课。同时,还向学生印发了一些进步书刊,使学生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支部建立后,许多活动都是党、团组织配合着搞。井岳秀发动反革命“清党”运动后,陕北党、团组织的革命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革命处于低潮。但周家崄镇高小的革命力量却加强了。这时候,共产党员刘景象也由榆林回到周家崄高小任教,并接任了学校党支部书记。我们两人常在一起秘密活动,并发展了一批党团员。
  前面讲到,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是陕北革命的策源地和大本营。共产党员李子洲1924年秋到绥师当校长,不久,该校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使党的力量在陕北各地逐渐发展起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绥师师生经常开展一些很有声势的革命活动。在那个时候,绥德四师是群众心目中的“上海大学”,也是陕北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当时学生很吃得开,连当兵的也怕学生。老百姓说:“若要强,背钢枪;强上强,住学堂。”因此,1927年夏,我高小毕业后,就去报考绥德师范。
  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武汉政府叛变革命,白色恐怖袭来,绥师被反动军阀井岳秀强行解散,我只能投考别的学校。当时陕北仅有6所中学。党、团组织都在学校中。1928年春,我去投考三民二中。学校设在米脂城外盘龙山,是1927年新筹建的一所进步学校。学校虽然刚刚建立,秘密的党、团组织已很健全。校长叫杜立亭,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同情革命。教员中刘春园、吴伯樵、田焕辉、杜子明、高克明、姜纯志等都是共产党员。学生中的党、团员更多,约有上百人。党的负责人是刘春园,以后是吴伯樵。米脂三民二中实际上已代替绥师,成了陕北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心。米脂团区委在1928年初成立,书记是李馥花,这人以后脱离革命了。还有个叫高植民的,葭县人,任米中团支部书记。我在学校曾担任团的小组长,也参加学生会的活动。那时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发展党、团员,扩大我们自己的力量,再就是下乡搞农民运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彭湃的农运经验,我们学得很仔细,而且身体力行。农民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不能嫌脏;在地上坐,不能把手绢铺在地上;对农村妇女,要规规矩矩,到了乡下还得到地里找农民谈话。那时学校附近有些石匠正在打石头修房子,我们就到石匠中间去做工作。米脂县的常立德就是石匠的子弟,这个人后来参加了革命,曾任陕北特委工运委员。
  1928年5月3日,发生了济南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借故大肆杀害中国军民,连国民党政府派驻山东的外交特派员及其随员也被杀害,而蒋介石却严禁中国军队还击。消息传出,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我们三民二中的党、团组织决定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5月5日这天,数百名同学打着标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民众抵制日货,反对侵略。当时,米脂县城里有一座天主教堂,还有一个反动的开银炉的大土豪叫艾丕发。那次游行示威,我们冲进天主教堂,把神甫拉出来揍了一顿,随后又去发盛银楼抓艾丕发。这家伙闻讯逃跑了,我们就动手砸了他的银炉。打了神甫,砸了银炉,大家斗争热情更高,就又冲到县政府请愿,县长也怕得跑了。游行示威整整搞了一天,群情激昂,大快人心。过了几天,反动军阀井岳秀派一个姓谢的参谋前来镇压学生运动。姓柴的县长陪着谢参谋来到学校,气势汹汹地把学生集合起来训话。那个谢参谋满脸杀气,站在学生们面前,故意老半天不说话。然后才开始骂人:“你们学生娃娃能闹个啥,我跟朱、毛是同学,他们都闹不出个名堂,你们胡闹腾什么哩……你们再这么胡闹腾,我就下令解散你们的学校!”云云。谢参谋讲完了,柴县长也讲了一通。他用地道的神府本腔训斥学生。有个叫李登业的同学学他讲话,逗得大家发笑。这件事就那样不了了之。事后,为了防止当局报复,许多党团员都离开了学校。我也是在这次学潮之后不久离开学校的。也就是因为这次学潮,加上学校内党、团组织的活动引起敌人的警觉,1928年7月,军阀井岳秀以“赤化”罪名封闭了三民二中。这所继绥师之后的又一所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汇集的学校被封闭10年之久,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杜斌丞先生的督促下,才在原校址开办了米脂中学。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陕北党、团组织的活动经过一段低潮,到1928年,被破坏的党、团组织又恢复和发展了起来。陕北的大部分党团员骨干在井岳秀疯狂的“清党”面前没有消沉动摇,而是以更加旺盛的斗志和毅力频繁地活动于各县城学校和乡间,寻找失散了的党团员,恢复和重新建立各地党、团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绥德、米脂、清涧、榆林、府谷等县,都有了党的县委,延安等一些地方也有党的区委。
  为了加强对陕北党的工作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陕北成立党的特委,并派杜衡到陕北筹建。杜衡又名杜振庭,葭县人,大革命时期入党。他到陕北后,先在绥德找到了县委书记冯文江和其他同志,接着又到各县对党、团组织进行巡视检查。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8年4月的一天,在今子洲县的南丰寨古庙上召开陕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共陕北特别区委员会,同时成立了共青团陕北特委。党、团特委机关起初设在绥德城内,后因发动绥师学潮,引起当局注意,迁至米脂县城东关。特委书记杜衡,委员有杨国栋、冯文江等,共青团特委书记为焦维炽。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批评“左”倾错误的《通告》尚未传到陕北,盲动主义错误仍然在党的工作中超支配作用。记得当时提出一个很古怪的口号,叫做“提拔暴徒泼妇”,用陕北的土话说就是提拔“二杆子”,意思是这一类人天不怕、地不怕,有斗争精神。于是党、团组织便派人到农村,街道物选。有些地方还把这些人发展到党内,影响很不好,后来纠正了。陕北特委出了一个宣传品,叫《工农先锋》,到处公开散发;同时还筹备召开规模较大的党代表会议,并把各地党的代表调到米脂来。一时间,米脂城里热闹异常。因为在此之前米脂三民二中的革命活动已经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加上这次又猛然来了一些“行迹可疑”、口音各异的外地人,于是敌人立即调兵遣将加强了警戒。当时城内谣言传得很盛,有说土匪要攻城,也有说共产党要举行暴动,但特委主要领导人仍然麻痹轻敌,未作任何防备,致使在敌人进行全城搜查时措手不及。杜衡、焦维炽被捕。冯文江、杨国栋等化装逃出米脂城。前来开会的地方代表贾拓夫(贾耀祖)、李文芳也被抓了。幸亏柴县长是贾、李的同乡,说是“孩儿羔羔翻不起大浪”,才把他们放了。杜、焦等人因被敌人从身上搜去了记有组织和人员代号的笔记本,被视为重大嫌疑要犯送往榆林国民党第三监狱关押,后经党组织利用社会关系营救,敌人才把他们放了出来。
  中共陕北特委被破坏后,一些重要文件放在米脂城里,由县委负责人景仰山、窦增荣保管着。特委负责同志冯文江、杨国栋就派我去取文件。由于刚刚出过事,城内敌人防备很严,文件怎么从城里带出来呢?我就把家里的毛驴吆上,驴背上搭了一条毛口袋,装扮成进城办事的农民。米脂县委机关设在米脂高等小学。我进城后,就直奔高小,找到景仰山,取了文件,装在毛口袋里,驮在驴背上大摇大摆地出了城,一口气走到张家岔,把文件交给了杨国栋。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回学校,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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