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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二、陕北地下工作波澜 绥德饥民斗争

马文瑞

1929年陕西大旱，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一时米珠薪桂，饿殍避野。但反动军阀官府的苛捐杂税并没有因此减轻，加上地主豪绅乘机大肆敲榨勒索，逼租要账，囤积居奇，高利盘剥，甚至大量兼并土地，使得广大农民群众欲生无路，濒于绝境。这一年，陕北饿死好多人，绥德各区乡老百姓成群结队逃荒。有的过了黄河逃到山西去了，有的“走西口”，跑到了宁夏。在黄土飞扬的道路上，整天都能看到川流不息的难民。一家人，男人担着两只筐子，一头是灶具，一头是娃娃，婆娘跟在后面，蓬头垢面。逃荒者饥号哭叫声不绝于野，其状令人惨不忍睹。这些奔命的饥民说不定什么时候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当时的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周发源不负责任。前面已经谈到，本来组织同意他在绥德城里开商店是为了掩护身分，开展工作，他却一个心眼做生意赚钱，无心于党的工作，对于民众的疾苦也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县委的同志对此意见很大，我对他这种行为也很不满，就找县委委员胡永华、冯启民商量，他们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就开始组织灾民“吃大户”，但仍然解决不了饥饿问题。 　　不久，共青团陕北特委在米脂城里召开代表会议。刘志丹(时为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代表党特委参加会议。白乐亭同志在米脂县委工作也出席了会议。我在参加会议中，向他俩讲了灾民的困苦情况和绥德县委主要领导人周发源“不务正业”的问题，提议应该想办法组织群众斗争，解救民众走出饥饿的深渊。当时，灾荒已遍及陕北各县，蜂拥的饥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我们党组织能乘这个机会号召他们起来与封建军阀、地主豪绅作斗争，必定应者云集。刘志丹、白乐亭同志都很赞成我的想法，同意组织领导灾民斗争，认为应该组织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政府要粮、要救济款，然后把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这就是当时情况下革命的重要任务。会后我回到绥德，同胡永华等县委负责同志作了商量，决定组织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灾民进城要救济粮、款的斗争。当下就以党县委和团县委的名义，向全县东西南北中各区发了内部书面通知，要求各区派党团员干部带领农民进城；还印制了传单，用“鸡毛传帖”的办法，迅速传到各区各村。 　　1929年7月9日(农历六月初十)清早，绥德各区经过充分动员和准备的四五千农民，背着预备装粮食的口袋，手里提着棍棒，从四面八方朝城里拥来。我们指派绥德师范的党团员白如冰、白寿康、贺晋年、吴志渊、李光白(绥师团委书记)等人，也拢了羊肚子手巾，化装成农民，挤在农民中进行工作；我负责县城指挥。在斗争的人群里，我看见崔田夫同志也来了。他带领南区几百农民，自己也背个准备装粮食的口袋，看见我很亲热地打招呼。马明方是北区的区委书记，也发动农民进城来了。但党的县委书记周发源却没有参加斗争，他怕进城的农民抢他的店铺，慌忙把店门关了。我曾当面批评他是“利令智昏”。大批农民进城的反常现象，很快引起了守城国民党军队的注意，他们把城门关了，我们就鼓动农民打城门，硬把东、西、南、北四门打开。当时城内驻守敌人一个营，营长张建南见状，命令士兵朝天放枪。农民毫不畏惧，像山洪一样冲进城去。满街的人一直拥向县政府，找县长要救济粮、救济款。当时县长正召集城里的绅士们商量对策，一见饥民们冲进了县政府，慌忙跳后墙逃跑了。饥民们发现县长跑了，就冲进大户人家要粮。大家来到城隍庙湾安文钦家，冲进油漆大门，安家人都躲起来了，也找不到粮食。人们的情绪更加激愤，冲进城里西街巷，把一家生产蛋粉的鸡蛋厂抢了。这家加工厂是一个山西资本家开的，把四乡的鸡蛋收来搞成蛋粉远销到天津等地，作为工业原料或食品填加料。厂里雇了100多个工人，主要是童工，厂里的烟洞整天浓烟滚滚。当时有个迷信的说法，说蛋厂敬的是“火神”，因为怕下雨影响蛋粉生产，所以蛋厂老板就经常烧香磕头，祈祷上苍不要下雨，这样就引起了渴望下雨的广大农民的强烈义愤。同时，饥民们认为是鸡蛋厂的大烟洞把老天熏得不下雨，因此便把仇恨集中到鸡蛋厂。饥民们冲进车间，抢蛋粉，砸设备，整整闹火了一天，将蛋厂彻底砸毁了。在砸蛋厂的过程中，有些饥民因饥饿难耐而抢吃蛋粉，结果活活给胀死了。这次打蛋厂并不是原来的计划，而是因为群众没有搞到粮食才去的。驻守绥德的敌营长张建南见农民不散，就偷偷派人出城同躲在城外的县长商量，决定拿出一笔钱发给进城的饥民。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知道这是敌人的安抚手段，目的是要把饥民斗争平息下去，不利于我们要尽量把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上去的斗争目的。我就把各区负责同志召集起来在南关二郎山上开会商量对策。参加会议的有党永亮、李光白、胡永华、崔田夫等人。大家认真地分析了情况，都觉得敌人答应发救济款，参加斗争的饥民得到了实惠，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如果硬要再把斗争引导到政治方面，即进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就当时群众的觉悟状况看，恐怕接受不了，也难以实现。于是决定接受敌人的救济款。当下，张建南派人在城南关搭了个台子，他站在台子上面讲了一通话，然后开始发钱，大家挨个排好队，每人发一块银元，大约四五千人，数额也就很不少了。 　　这次绥德饥民斗争，是我们党在陕北领导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斗争，组织严密，斗争的结果也令人满意。这次斗争，使统治者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也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力量。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