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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二、陕北地下工作波澜 担任安定县委书记

马文瑞

1930年春，中共陕北特委由榆林转移到绥德。我先被调到绥德两区帮助工作，后分配到安定县(今子长县)工作。当时冯文江同志任安定党县委书记。1930年7月，我来到安定县，先担任北区区委书记，公开身分是任家砭小学教员。安定北区就是任家砭、大王庙、玉家湾一带，是贺晋年同志的家乡。安定当时党的组织基础比较好，群众基础也不错。西区枣树坪一带，东区杨家园子一带，中区瓦窑堡一带，都有党、团组织，就是南区蟠龙一带没有党、团组织，只有个别党团员。那时候的工作，一是组织学习党内文件，研讨时事政治，提高党团员的素质，发展党、团组织。二是做群众工作，组织半秘密的贫农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我就在这一时期，认识了任志贞同志。她是已故北区区委书记任广盛的女儿，性格开朗，思想进步，爱憎分明，时常到学校来向我借阅进步书籍，后入了党，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当时的陕西临时省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提出了“争取全省总暴动胜利”的口号。因为陕北党、团组织比较健全，加上一些县的农民运动较有基础，所以省委决定在陕北发动武装斗争。会后，派赵伯平到陕北任特委书记并贯彻会议精神。同时，北方局派孔祥祯、高维翰也来到了陕北，他们的任务也是传达和贯彻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0月初，赵伯平等人到陕北，在绥德合龙山召开了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省委决定，并根据立三路线精神，把党、团特委合并，成立了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任行动委员会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会上提出搞地方暴动，武装起义。实际上，当时的主观力量、客观条件都不成熟，只是到处贴标语，撒传单，内容是：“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杀尽土豪劣绅!”等等，并组织群众集会，公开喊出“打倒国民党”、“组织红军”、“成立苏维埃政府”等口号。这样虚张声势地一搞，毫无所得，反而把党、团组织都暴露了，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就到处捉人，一时闹得气氛非常紧张，工作几乎无法开展。神木高志清部一骑兵连经过我们几年的兵运工作，已初步为我党所掌握，但在这次立三路线的影响下，准备不足，仓促发动起义，在南下途中大部分士兵失散，损失了我党精心经营的这支武装力量。各县党、团组织损失更大。当时陕北几乎没有了党的县委，刘澜涛、张德生同志就是在绥德合龙山会议后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才放了出来。由于组织暴露，安定县委的人全跑了，县委组织也垮了台。但我仍然坚持在北区工作。 　　在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传到陕北之前的1930年9月24日，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批评纠正了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案所犯的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1931年初，北方局的王芾南来到陕北特委，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同时取消了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组织和活动，我们继续埋头苦干。特委指示我负责安定全县党的工作，加上特委派的慕嘉绩和当地的景悦礼、赵福祥两位农民同志，组成新的县委。在1931年秋特委又决定要我任团陕北特委书记时，由于工作需要，我暂时还留在安定担任县委书记。针对当时斗争形势，安定党、团组织加强进行地下活动，继续坚持秘密发展组织和争取群众的工作，要求每个党、团员必须团结几名群众在自己周围，使群众愿意跟我们走，左右农村形势。这种秘密的活动方式，虽然不动声色，但却发展和壮大了党、团的组织和活动能力，实际上占领了农村阵地。此后，安定除南区外，其他各区的工作都有新的发展。 　　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中共陕北特委认真总结了以往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根据陕北地处偏僻，人民贫困，经济文化落后，但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较好，且反动统治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等实际情况，再一次强调要把陕北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广大农村，在那里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决定在城市秘密发展组织，保存、培养骨干力量。此后，各地党组织即在特委领导下，在农村中努力发展贫农会等群众组织，并积极准备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进而建立苏维埃政权。 　　1931年9月，晋西游击队由山西渡过黄河到达陕北。这支队伍是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组建的，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晋西第一大队。游击队里有好多陕西人，如黄子文、拓克宽曾是晋西游击队的负责人；还有杨重远、阎红彦、吴岱峰等，都是这支革命队伍的主要创建者。当时的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也是陕西人。部队建立后，在晋西吕梁山区创建了游击区，造成较大声势，有力地打击了反动统治武装，因而震惊了统治山西的反共势力，1931年初夏，在阎锡山通电下野后，主持山西政务的商震、徐永昌派大军“围剿”吕梁山区的晋西游击队。游击队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战斗。为保存这支刚刚诞生的红色武装力量，山西省委指示游击队实行战略转移。9月初，游击队摆脱“围剿”的敌人，到达黄河岸边的石楼县辛关渡，并趁着夜幕偷渡过黄河，到达陕北的清涧县。 　　晋西游击队过河后，立即派人寻找陕北地方党的组织。在清涧没有找到，又向安定进发。得知红军游击队到来的消息，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认为是一件大事。因为当时陕北还没有一支真正由我们党组建、领导的军队。我立即主持召开了县委会议，决定派县委委员慕嘉绩和特委派来巡视工作的张资平前去同游击队联络，还送去一些部队急需的宣传用品予以支援。当时游击队有30多人，全是共产党员，武器也很精良(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枪)。过了两天，被派去联络的同志回来汇报说，游击队困难不少，内部也有些矛盾。原来部队刚过河时，拓克宽任队长，黄子文任政委。队伍开到安定县南沟岔，同井岳秀部的一个班相遇。大家认为应当消灭此敌，但拓、黄二人因与带队的军官相识，不主张打，并未经研究便下令把敌人放走了。大家意见很大，行至柳树滩时，一致要求开会。一讨论，把拓克宽、黄子文的职务撤了，选举阎红彦、杨重远分别担任队长、政委，吴岱峰任副队长。 　　还有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保烟队”。当时有三股专门保护烟贩子的保烟队在黄河两岸活动，为首的是师储杰、杨琪、杨鼎、萧永胜等。保烟队又称“土客”武装，都配有枪支，所以被阎锡山称为“烟匪”。当时这三股保烟队合起来有一百几十条枪。山西当局在派兵“围剿”晋西游击队的同时，也打击保烟队，所以上述三支“土客”武装几乎与游击队一同被迫过了河。过河后，他们走投无路，就来找游击队，想合伙行动。游击队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可以同保烟队联合。因为当时我们也需要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如果以游击队为核心把保烟队争取过来，共同对付敌人，并逐步影响和改造他们，使他们也革命化，对我们开展武装斗争有益处。讨论的结果是同意联合，但定了条件：(1)接受游击队统一指挥；(2)不准抢人；(3)不准强奸妇女；此外，准备戒大烟。把他们合编为一队，名为陕北支队。县委讨论这几条时，认为其它各条都定得好，唯有“准备戒大烟”一条暂时可以不提。因为保烟队烟鬼多，提这一条，他们很难接受，不利于团结、改造他们。讨论时特委派来的张资平也在，我当时已是陕北特委委员，因此这些意见也就是陕北特委的意见。随即派慕嘉绩同志前去部队传达。此后，保烟队和游击队开始了联合行动。为确保联合行动步调一致，有效改造“土客”武装，游击队还派雷恩钧、白雪山、惠泽仁等到陕北支队担任政治指导员，以加强这个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统一领导。与此同时，我们地方党、团还派遣马云泽、强龙光等一批党团员，并动员优秀青年参加晋西游击队，使队伍由30多人很快发展到100多人。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支队在安定、安塞、延川、清涧一带活动，一连打了好几个胜仗。玉家湾一仗，一举歼灭井岳秀骑兵团的一个排。当时，这个排的敌人是从瓦窑堡开出来的，仗着兵强马壮武器精良，扬言要一举消灭我游击队。阎红彦等觉得这股敌人太猖狂，我方有条件把它消灭，于是出动全队人员乘夜将其全部围歼，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弹药和马匹，使部队得到了补充。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很能打仗，而且越打胆量越大，曾围攻敌人的重镇瓦窑堡，而且一度突破城防工事冲入城内，终因敌据险顽抗没攻下来，但是对敌人震动很大。 　　有一次，部队急需一些宣传用品和军需物资，县委就派慕嘉绩到瓦窑堡镇上采买了送往部队。当时刚刚打完玉家湾一仗，井岳秀派重兵来报复。慕嘉绩走在路上遇到了敌人，被抓住搜出了书写标语的粉笔和军号嘴儿，当下就被带到瓦窑堡镇上处死了。慕嘉绩同志是吴堡县人，是一个很好的同志。1991年他的儿子写信给我，说当地政府要立碑纪念，我还写了一段悼念他的话。他大约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被敌人在陕北杀害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晋西游击队在安定等地共活动了两个月左右，同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越战越勇，声威也越来越大。敌人投入“围剿”的部队也越来越多。但是，游击队红旗飘扬，番号一直没有改变。这期间，县委同部队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在游击队遭敌重兵围攻，损失严重、疲惫不堪时，县委帮助他们在安定县的凉水湾进行休整，并将陕北特委要游击队避开敌人主力转移陇东的指示及时转达给他们，使部队安全地抵达了南梁，与刘志丹部会合。 　　前面已经讲到，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陕北各县党的组织遭到了很大损失，许多县的县委都不存在了。安定县委就是在这样一种白色恐怖下坚持工作的。为了便于工作，我们允许党的基层干部公开担任国民党地方政权负责人。谢子长同志的大哥谢德惠，是中共安定西区区委书记，他就公开担任国民党区公所的区长。全县的党团员合起来有300人左右。我们还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清洗了一些思想不可靠的，甚至是冒牌的党团员。晋西游击队的到来，可以说是大革命失败之后，陕北出现的一支较大的革命武装力量。后来的红二十六军，就是依靠这支武装以及新建立的一些游击武装搞起来的。因此，晋西游击队到达陕北的这段历史很重要，犹如一股涌动的鲜活血液，使处于低潮的陕北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虽然游击队在陕北地区仅活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但为党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播下了火种，积累了经验。西北革命斗争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党只有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土生土长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武装力量，才能够开展武装斗争，以至彻底地推翻反动统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对于西北革命武装和苏区的建立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在西北革命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