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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二、陕北地下工作波澜 参加陕北特委领导工作

马文瑞

1932年初，我接受中共陕北特委调遣，担任了中共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负责清涧、延川、安定、延长、延安等地党的工作。这一时期，陕北特委的工作正面临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很少能得到上级组织的指示和支持，同时特委活动经费拮据，我们这些职业革命者，只能靠向家里和朋友求助，有时吃饭穿衣都很困难，许多活动难以开展。加之又接连出了两件事：先是榆林中学党组织被敌人破坏；随后，新任特委军委书记的张资平被捕(出狱后回了关中)，所以特委机关经常转移。我任特委南路特派员时，特委书记是赵伯平，特委仍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我离开安定上任后，便很快到了南路，即绥德以南的清涧、延川、安定、延长、延安等县。当时各县党组织大部还能够坚持开展活动。就南路的情况而言，五县之中，安定、延川、清涧三县党的组织比较健全，延长、延安两县党组织和特委失去了联系。我在这两县寻找党组织，想了好多办法，就是找不到。县委或区委遭到敌人破坏后，原先的负责人有的隐蔽起来了，有的跑了。因此，这一时期，我主要在安定、延川、清涧三县开展工作。当时清涧县委不存在了，只有个区委，是惠子明负责的。解家沟、王家坬、袁家沟、高杰村、大、小岔子、柏树坬、师家园子、石台寺等村，都有党的支部。延川有高朗亭搞武装斗争，也有地下党的组织。安定县在我离开后，县委负责人有景悦礼、侯仰欢、李邦瑶、赵福祥、张宗孝等，书记由景悦礼代理。 　　特委特派员的工作，除向各县传达特委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外，主要是下乡巡察指导。我经常深入到山村农户家里，穿梭往来于敌人的岗哨卡站之间。因此，这几县的许多农村党支书和党员我都认识，像唐洪澄、白如冰同志当时都是清涧农村的党支部书记。我每次下去都是一个人单独行动，化装成小商人或小学教师。若是化装商人，肩上就搭个小口袋，上面写“××商号”字样。有一次，在安定完成工作任务要去清涧。我顺着河川向东走，到东区区委书记杨树生家吃过午饭后，我问杨树生，路上是否安全，白军会不会出来“清剿”。他说好多天没见出来了，大概不要紧。我便顺着川道大路直朝东走。走到被小土城墙围着的杨家园子村，一眼就看见城门洞前站着扛枪的白军士兵。原来是井岳秀的一个排出来“清剿”。等我看清敌人，已经来不及躲避，只好硬着头皮朝前走。心想幸亏肩头的布袋里这次没带文件，不然那可就危险啦。我走到城门口，站岗的士兵突然把枪口对准我，大声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个商人，到清涧城里去要账。”敌人不相信，就把我带到村里去见排长。走到一座大窑院，带我去的人叫我在院里等着，我便坐在院里的碾盘上等。排长是个大烟鬼，正在窑里炕上抽大烟。等了好半天，他才过足了烟瘾，起来打着哈欠走到院里开始恶狠狠地盘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是个商人。”“到哪里去?”“到清涧城里要账。”他见我不慌不忙，对答自然，再看我那一身商人打扮，便放了我。我离开杨家园子，头也不回地走了老远，还心有余悸。这是一次同敌人面对面的遭遇，由于做到了沉着冷静，临危不惧，才脱了险。在这期间，我主要活动于安定、清涧一带，没有固定的住地。在瓦窑堡活动时，我曾住过师法直(又名郝醒民)家和营尔雄、师尊贤开的小商店。 　　在担任南路特派员时，我也去陕北其他县巡视工作，葭县、吴堡、榆林、横山都去过。记得去横山时，快要过旧历年了。我先走到响水堡，住在小学校内。当时横山没有党的县委，只有区委。响水堡小学校长曹丕旺担任区委书记，党团员合起来有二三百人。在响水堡住了两天后，我又到五龙山一带，那里有几个党的支部，有个支部就建在一个小煤矿上，内有不少党团员。除夕夜，我和矿工们在一起过年，宣传革命道理，谈论穷人的出路，深深体会到了无产阶级拥护革命的思想感情。1932年秋季，我还同赵伯平、鲁学曾(鲁贲)等同志一起到榆林视察工作。年底，赵伯平同志离开陕北特委，同崔逢运、鲁学曾同志代表陕北特委去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然后再由西安去天津，给北方局作汇报。赵伯平等走后，再没有回来。所以在1932年底到1933年夏天，陕北特委实际上就由马明方和我两人主持工作。我俩经常是根据实际情况和上级指示，商量决策，分头实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3年7月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召开前。后来才知道，原特委书记赵伯平到西安后，省委决定将他调到中共三原县委工作，没有再回陕北。此后同在特委工作的，还有毕维周、常学恭、王兆卿等人。中共特委机关就住在葭县南坬村张达志同志家附近。 　　这一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和其他武装，先改名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又改名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由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是西北地区我党独立领导建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它的成立，标志着西北革命武装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活跃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打击敌人，宣传、发动群众，影响很大。有一阵子，谢子长带领部队在安塞真武洞一带行动。他们抓住一个属于土豪的大烟贩子，把钱财没收了。谢子长同志与我相识，我担任安定县委书记时住在任家砭，他有好些日子同我住在一个窑洞里。老谢人很精干，性情开朗，好说笑话，很善于鼓动群众。他早已是安定很有名的人物，人称“谢青天”，深受老百姓爱戴，土豪劣绅都害怕他。同他在一起的日子充满了欢乐，许多有趣的细节至今难忘。谢子长没收了烟贩子的钱财，知道陕北特委经费困难，就让派回陕北搞武装活动的杨庚武、雷云廷两人带了一笔经费来找我，让我上交特委。当时我正在安定，他俩找到我，说明了情况，并且告诉我经费暂时存放在距瓦窑堡几十里路的杨庚武亲戚家里。我派人取回暂存于师尊贤(当时为党员，后来叛变)开的小商店里。过了几天，王兆卿(原陕甘游击队干部，回神木探家后返回游击队时路过安定)找我。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个生人，问那是谁，说是他的族叔。那人不正常，睡到半夜胡喊叫，我曾批评王兆卿为什么把这么个人带到部队去。王说由于他好捣蛋，留在地方上对党的工作不利，故而带往部队。我因一时找不到可靠的人给特委转送经费而着急，王兆卿来得正是时候。于是我俩商量决定由他带着这笔经费送往设在米脂姜家新庄的特委联络站，然后他就留在特委工作。当时陕北特委搞军事活动没人，他同意了。他们两人带上经费往米脂走。据后来讲，他们走到米脂城附近无定河畔时，他带的那个人见财起意，乘他不防备，从后面用石头把他打昏推进水里，自己抢了经费跑了。王兆卿苏醒后，因伤势较重，便在米脂、葭县养了几天并找到特委机关，马明方同意把他留下，后来担任了特委军委书记。张达志同志就是他到葭县巡视工作时，建议特委派去神府南区担任区委书记的。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