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马文瑞 > 其他资料

《马文瑞回忆录》 二、陕北地下工作波澜 米脂事变

马文瑞

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圆满结束后，马明方和张达志代表特委向支持和掩护革命的高振烈一家表示感谢。随后，与会的同志们满怀信心地奔赴各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开展武装斗争，并商定一个月后向特委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但是，就在这时，由于叛徒告密，反动当局策划的一场反革命的搜捕阴谋正在进行之中。陕北革命斗争面临着一场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 　　当时，米脂县城驻扎井岳秀部一个连。这个连原驻葭县木头峪——一个紧靠黄河的村子。连部的司务长名叫董培义，他自称参加过渭华暴动，要求参与我地下党的工作。董培义在驻木头峪时，娶姓苗的女共青团员为妻。于是，当地党组织把董发展为共产党员。那时很注重做兵运工作，对敌军内部发展的党员格外重视。葭县一些同志觉得在白军中有这样一个关系，对开展兵运、搞兵变是个有利条件，所以对董培义毫无警惕，只是积极重用，而未作严格审查。结果他掌握了我们不少秘密，甚至知道特委的联络点和领导人的行踪。部队移驻米脂县城后，董培义的老婆与该连一个排长胡搞，两人狼狈为奸，如胶似漆，无话不说，泄了密，董的党员身分暴露了(有说董本来就是奸细)。敌连长李子宜闻讯，把董培义抓起来审问。没等用刑，董培义就叛变了。敌人根据董培义提供的情报，制定了搜捕计划，由董带着白军抓共产党员。他们先在米脂县城把王守义、高庆恩两同志(为米脂区委负责人)抓去。随后又到镇川堡的党内联络点去捉人。联络点设在崔明道同志家里，恰巧崔明道和派往南路的王兆卿等三位同志也在那里。那天黎明时分，我们这四个同志正在热烈地研究如何贯彻特委扩大会议精神，突然，凶残的敌人破门而入，王兆卿等同志奋起反抗，但寡不敌众，结果四人一同被捕。 　　王兆卿、毕维周、高禄孝等六人的被捕，是中共陕北特委成立以来所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王兆卿是陕西神木王家坬人，时年25岁，早在1925年，他在绥德师范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活动。大革命时曾任国民军联军第十三路军总司令部政治处书记官，后在陕北、山西、甘肃等地搞兵运工作。红二十四军余部开到陕北神府一带失败后，他曾冒险营救战友，将梁子秀、老牛等同志掩护在自己家中。他参加过靖远兵变，到陕北特委前，他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作。毕维周同志是米脂县城关镇华严寺湾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入团，后转为党员，历任共青团区委委员、党县委委员和陕北特委委员。他出身贫苦，对敌斗争坚决，在担任中共陕北特委联络员赴北平等地联络时，曾不顾个人安危，探望身陷囹圄的刘澜涛等，给狱中的同志以很大鼓舞。 　　敌人在米脂镇川堡搜捕得逞后，董培义又带人到郝家坪抓常学恭(此人后来叛变)，但扑了个空，随后便来姜家新庄抓人。姜家新庄在距镇川堡十几公里一个四面皆山的小沟岔里，特委联络站(共产党员姜好兴家)就在沟岔东南方向的一个土峁子上。姜家有三孔土窑，院子很小，被一道矮墙圈着，矮墙外面是一条小河沟。姜好兴是特委联络站负责人。当时我和马明方、常学恭三人正在靠西头的一孔小土窑里整理文件。高起家坬会议的圆满召开，使大家都很兴奋，几个人正高声争论问题，突然看见在门外瞭哨的姜好兴的老母亲装作跪在地上扫地，快速爬到门跟前对我们说：“快，不敢呐喊了，白军来了!”这时候，敌人已经从姜好兴家对面的山峁上冲了下来，并很快扑进了村子，灰乎乎的一片，也不知来了多少人。姜好兴闻讯忙走了出去看，只见几个敌人已冲过河沟上的石桥上了他家的崄畔，便急中生智，朝邻居那边一挥手，敌人以为是给他们指方向，便顺着他手指处走进了另一家人的院里。这情形，当时我们并不清楚，事后才知。要不是他的母亲及时给我们通风报信，再加上姜好兴那一指，后果将不堪设想。得知来了敌人，常学恭是本地人，地形熟，跳下炕就跑，马明方也跑了，我慌忙把文件放进炕上的投灶口里盖起来，也跳下炕冲出门去。正在前庄搜查的敌人，见有人跑，就吼喊着追了上来。我们跳下姜家崄畔后，往右一拐，顺着大沟拼命往前跑。马明方比我岁数大，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把鞋子也丢了。敌人见追不上我们，便开始瞄着我们打枪。只觉得子弹在头顶上嗖嗖直响。我当时也跑丢了鞋，但人年轻，很快就跑到前头了。马明方跟在我后面跑。跑到一个拐渠口，我看了看地形，向拐渠里跑上去了，一直跑到墕口上，听见马明方在后面喊我，便坐下来休息，等他上来。敌人追到拐渠口上，不见了我们，便问过路的老乡共匪哪里去了，老乡故意说，顺着沟道跑了。敌人便朝大沟里追去了。多亏群众掩护，不然很难逃脱。事后才知道，我们跑了以后，姜好兴见敌人只顾追我们，便乘机拿了绳子和镰刀假装上山割草，朝他家对面的一座山上跑了。敌人在大沟里没追上我们，又回来把姜家新庄村民集中起来打骂、拷问了一番。群众宁肯挨打受苦也没有吐露实情。特别是姜好兴的老母亲，面对敌人的枪口，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敌人见问不出个名堂，只好撤走。 　　我和马明方在姜家新庄脱险后，一路不敢松劲，跑了一架山又一架山，翻过几架山，天快黑时，来到通往镇川堡的一条沟道里。那天镇川堡遇集，路上赶毛驴的农民很多，见我们两个穿的衣服不坏，但满身是土，鞋也丢了，都很奇怪，有好事的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就说是商人，被土匪抢了，到镇川堡去报案。话虽这么说，但总觉得这身打扮太引人注意，两人一同进镇川堡不合适。于是停下来商量，约好分头进镇川堡。马明方原先在镇川堡小学当过教员，认识当地的党团员，便于隐蔽，就先行走了。我当时觉得很疲劳，又要等天黑再进镇，便在沟里一块石头上躺下休息，不料一下子就睡着了。等我醒来，又冷又饿，看见前坡上有灯光，急忙走过去，一看原来住着个老头。便说：“老干大，我被土匪抢了，一天没吃东西。”老汉给我吃了些煮南瓜。天下起了雨，我便在老汉的破窑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天还不明，我就跑到镇川堡街，找到崔明道家里。一进门，见只有崔明道的妻子在家，不见马明方。才说两句话，崔明道的妻子把门关住，哭哭涕涕地说白军抓了他的丈夫，叫我设法营救。她简直像疯了一样拉住不让我走。联络站出了事!我知道当时的处境非常危险，不宜久留，便一边安慰崔大嫂，一边离开了崔家。雨还不住地下着。镇川堡街上到处都是穿灰衣服背枪的白军。我赤着脚，头上戴一顶破草帽，硬着头皮从街上走过。敌人大概以为我是本地的农民，并没引起注意。 　　离镇川堡街上三四公里路有个村庄，原先约好如果在崔明道家没接上头，就在这个村里同马明方会合。一进村，我就打问马明方。老百姓都说没这么个人。其实是不敢对我说，怕我是白军的探子。没办法，我只好冒雨在村巷里游转。后来马明方大概是看见我了，就出来见了面。两人交换了情况，没敢在这村久留，便出村走到无定河畔的一片高粱地里。高粱长得又高又密，人躲在里面很安全。我们两人就坐在高粱地里商量对策。马明方说：“敌人在姜家新庄没抓住我们，一定要通缉，扩大搜捕范围，我看咱俩分路走，先躲过敌人的追捕，然后再会合，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我点头表示同意。商量的结果是，马明方先回家去，通知家里注意，防止敌人来抓。我由四十里铺到葭县南坬、曹家坬一带等他会合。随即两人又分了手。马明方没过无定河，翻山回去了。他家住在四十里铺的一个拐沟里的一家岔村。敌人四处搜捕，他回去后暂时隐蔽在家里。 　　我当天走到四十里铺对面的李家圪*(左土右劳)村，找到党员李守基，他一见我，吓坏了。浑身打颤，话也说不完全。我看在他家里呆不住，就来到无定河畔准备过河。当时天已傍黑，河里发了大水。我也顾不得水深浅，把裤子脱下来蹚水过河。到了四十里铺，走进去吉镇方向的一个拐沟里。不久，天就黑了。盛夏时节，西瓜成熟了，老百姓在种西瓜小瓜的地里盖起了瓜庵子。我就在沟里的一个瓜庵子里住了一夜。看瓜的是个善良的老汉，他同意我留宿，还给我煮的吃了南瓜、洋芋。第二天我继续走，到了阎家畔村的的共产党员杨树梁家里。杨家比较富有。杨树梁当时没在，他的父亲睡在炕上抽大烟。我说我是树梁的同学，也是朋友，他就把我留下了。其实他也知道我的身分，便说米脂捉了你们的几个人，不知情况如何，你们没势力，硬拼不行。后来，杨树梁由绥德城回来说，被捕的王守义、高庆恩、崔明道、高禄孝、毕维周、王兆卿等六位同志，开始被敌人关押在米脂城内财神庙里，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后敌人又将他们押送到县政府看守所，继续威逼利诱，残酷折磨，烙铁烙、杠子压、灌辣椒水、跪火铁绳，施尽了各种酷刑，但六同志大义凛然，守口如瓶，使敌人一无所获。敌人见在他们身上什么也得不到，又害怕我们的游击队劫狱救人，于是就扬言要押解绥德，实际井岳秀的团长姜梅生(外号姜阎王)已下密令就地枪毙。六位亲密的战友身受折磨，生死未卜，我听了心情十分沉重，彻夜难眠。 　　六位烈士英勇就义的详细情况，我是后来知道的。那是1933年8月3日早晨，米脂城内敌人增加岗哨，戒备森严，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王兆卿等六同志被五花大绑，在敌人押解下，昂首挺胸离开县城，向绥德方向走去。当他们被敌人押到十里铺附近的官家湾路口时，敌人强迫他们拐向田间小路一直走到了无定河畔。王兆卿等六同志明白敌人要下毒手，知道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最后时刻到了，便互相咬牙用眼神鼓舞着，手挽手，肩并肩，大义凛然走向刑场。等到敌人举起枪，发出“最后通牒”，六位同志面对枪口，毫不畏惧，他们说：“要吃张口，要杀开刀，要叫老子们叛党办不到!” 　　敌人开枪了，烈士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有的中弹倒下，又挣扎着站起来喊口号。就这样，我党的忠诚战士、陕北人民的好儿子王兆卿、毕维周、高禄孝、王守义、高庆恩、崔明道六位同志倒在了他们长期战斗过的土地上。许多群众目睹了这一英勇悲壮的场面。随后，敌人丧心病狂地把烈士们的尸体推入滚滚的无定河中。鲜血染红了浑黄的河水，沿岸许多群众都偷偷地哭了。敌人的暴行激起了革命者的家属和乡亲们的愤怒，他们不顾敌人刀枪的阻拦，硬是抢回了高庆恩、崔明道烈士的遗体，连夜装殓安葬。至今，无定河畔六烈士英勇就义的事迹仍在陕北人民中传颂着。 　　米脂事变是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活动，敌人向共产党人实行大屠杀的第一次。当时震动很大，杀了六人，还吓死了两个。凶恶的敌人妄图通过丧心病狂的大屠杀，破坏和终止革命活动，扑灭方兴未艾的陕北革命烈火。以后发生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