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马文瑞 > 其他资料

《马文瑞回忆录》 二、陕北地下工作波澜 重整旗鼓

马文瑞

黄土地默哀，无定河呜咽。得知六烈士被害的噩耗后，大家都十分悲痛。但是敌人的暴行，丝毫没有动摇我们坚持革命的信心。枪杀六烈士后，敌人并不罢休，在城乡的各个路口加强封锁，妄图把陕北共产党人一网打尽。敌人搜捕的风声很紧，外出非常危险，我只好暂时住在杨树梁家里。杨的父亲很开明，认为我们干的是好事，叫老伴给我杀鸡烙饼做好的吃。我住在杨树梁家的那些日子，虽然得到很好的接待，但一想到特委遭难，同志们下落不明，便心急如焚，寝食不安。后来我提出要离开，杨父很不放心，说先让他背上抽大烟的家具到米脂城里去打探消息。我怕连累他，便谢绝了。他和杨树梁同志就为我搞来一双鞋，又给了我几块白洋做路费。我便翻山越岭到了葭县南坬村张达志家，接着崔田夫、马明方、常学恭等人也陆续到了葭县。 　　劫难之后，战友重逢，大家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但一想起牺牲的同志，大家心头又都笼罩着沉痛悲哀的阴云。不久前大家还在一块儿热烈畅谈，如今，他们都走了，而且走得是那么悲壮匆忙，没有来得及道别一声……悲痛之余，我们几个坐在一起开了个小会，经过商量，决定在葭县寨子沟召开一次特委会议，研究对策。参加会议的除了马明方、崔田夫和我外，还有张达志、高长久、常学恭等同志。米脂事变一发生，崔逢运、鲁贲就跑到外地去了，到处找不到。后来才知是到北平、天津去了。当时我们很气愤，特委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却去向不明。这两个人常穿着长袍短褂，在城市内游逛，像花花公子，同马明方和我时有争论。这次又临危脱逃，因此会上决定开除崔、鲁二人的党籍。同时，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王兆卿等六位同志虽然牺牲了，但陕北特委还在，我们的党、团组织还在，各地的同志仍在坚持活动，我们活着的同志更不能贪生怕死，要以六烈士为榜样，鼓起勇气，继续战斗。最后，会议郑重决定，要继续贯彻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决议精神，按确定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确定会后立即分头下去落实。马明方去安定，我去神府，崔田夫、崔田民负责绥德、清涧，张达志、高长久负责葭、吴一带。同时决定常学恭去天津向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工作。常学恭去了以后再没有回来，被组织派到山东某地担任特委书记。为了安全起见，会后，陕北特委机关由葭县乌镇迁到南坬一带。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深深感到，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因为及时召开了葭县寨子沟会议，及时分析研究了新情况，安排了工作，振作了党内特别是特委领导成员的革命精神，重整旗鼓，使同志们没有在敌人的暴行面前动摇彷徨，而是更加勇敢地站出来领导革命斗争，因此，这次会议对于陕北革命武装力量的建立和武装斗争的开展，对于整个陕北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会后，陕北各地的革命武装迅速建立起来，革命力量越来越强大，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最后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敌人下了通缉令捉拿我们几个人，他们没想到我们会在这种时候更加坚定了开展革命斗争的决心。六位同志的牺牲不但没有使我们退缩胆怯，反而更增强了同志们对敌人的仇恨和革命决心。每个人的革命理想，都成了一团扑不灭的火焰。会后，同志们按照分工立即分头行动。马明方同志在去安定的路上，听说强世清领导的安定、延川游击队失败了，人散了，枪也压了，便返回特委机关。 　　1933年8月，我去神府，身上还带着文件。当时下乡，总是一个人，既是下去指导工作。又像是交通员。我剃了头，化装成个小商人，扎着腿带、背着个褡裢，文件就装在褡裢里。公路沿着黄河向北延伸，由葭县寨子沟去神木必须经过葭县城。那天，我正沿着黄河畔走。就在离葭县城根不远的地方遇到敌人。我正在一个大山湾里走，不知道迎面来了敌人，等到看见已来不及回避。满山湾的敌人列队走过来，士兵都背着枪步行，排长骑一头毛驴。我就若无其事地照常走，硬闯了过去。骑驴的敌排长走在最后，我与他面对面走过去。走出好远，我往后一看，只见那排长也正转回头看我。也许看我不慌不忙，才没起疑心。当时一慌，也许就完了。 　　我到了神木南区，见到区委书记贾怀光及乔钟灵、贾怀礼、贾令德等同志后，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把特委精神作了传达，并和同志们研究如何在神府一带组织一支武装力量。当时神府一带有我们预先派去搞武装斗争活动的惠世文(又名马万里)、高家德、韩俊杰等人，还有由红军二十六军二团南山失败后回来的王兆相、李成兰、温治恭等人。于是，我和神府南区区委决定把他们组织起来，并让王兆相负责进行建立游击队的活动。记得我曾亲自到王兆相同志家里和他谈话。王兆相是王兆卿同志的同胞兄弟，他对哥哥十分敬重，是由哥哥带领走上革命道路的，两人感情很深。当他得知自己亲爱的哥哥已经壮烈牺牲，十分悲痛，拿出哥哥的遗物给我看，一边诉说手足之情，一边流眼泪。他对留下来搞游击队起初有顾虑，我说服了他，并给他起了个代号“王二”，以免连累家庭。随后在贾家沟开了一次会，确定成立游击队，指定让王兆相同志担任队长，进行游击活动。这支队伍开始叫神府特务队，仅有七名队员，四支枪，以后发展起来，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这支部队一直顽强战斗在陕北高原，发展为红三团，又发展为红军独立师，团长、师长都是王兆相同志。记得当时贾怀智同志从他哥哥(国民党民团团长)手里弄得一支小手枪给了我，我离开神木时把它送给了王兆相同志。这支枪一直随他转战到抗日战争开始。 　　与此同时，绥清地区也搞起了一支武装。这支武装在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前已有了基础，是由崔正冉、王巨德等负责，主要活动在绥德一带。葭、吴地区也搞了起来。他们是争取利用了一支土匪武装，派马佩勋同志等进行工作，改造成了革命队伍。起初名为抗日义勇军，后经特委决定正式改称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