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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四、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 争取东北军

马文瑞

为了全面落实党中央提出的“三大任务”，在红军西征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东北军是国民党军队“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军将士背井离乡，被蒋介石调到西北来“围剿”红军。在遭到多次失败后，张学良认识到不能再与共产党为敌，应该全力去抗日，收复自己的家乡。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及时地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并为做好这一工作给各地党组织发了指示。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陕北省委也相应地成立了安塞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我任书记，主要负责做安塞、延安等地东北军的工作。陕甘工委、陕甘宁省委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当时中央制定了争取东北军的基本方针，指出做东北军的工作既不是要瓦解东北军，也不是要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我们在具体工作中严格执行了这一方针。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争取停火。工作的方式，主要是宣传。可以在外围宣传，也可以去内部做工作。譬如边界地带的哨所可以去，东北军的团部、营部也可以去。通过做工作，在东北军内部秘密发展共产党员，以起巩固合作抗日的作用。为了使外围宣传卓有成效，我们在边界地带办起了新市场，恢复了红白区间的商贸活动，让东北军来收购柴草、菜蔬、肉品、粮食等，官兵都可以来，我们的人也常常到白区去采购东西。为了不引人注目，双方的采购人员都着便衣往来。 　　此后，双方的商贸活动日渐增多，我们就充分利用这种场合做宣传工作。我们曾经调来文工团，在市场上演戏宣传，并且散发各种宣传品进行有力的政治攻势。当时的宣传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由于东北军将士是在日本侵略者进犯和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的情况下，被迫调防西北来对付红军的，家乡沦陷，妻离子散，使他们饱受切肤之痛，加之“围剿”红军本不是他们意愿的事情，所以经我们一宣传，东北军许多官兵很快就觉醒过来了。 　　当时，我们工委下设了两个市场，一个在安塞，一个在河庄坪。河庄坪市场办起不久被敌人破坏了，夜里把我们的人抓走杀害了。这是住在延安城里的国民党县长高锦尚干的。当时叶剑英同志也住在安塞，代表中央东北军工委领导此项工作。东北军中有个团副姓方，满口辽宁话，人称方团副。此人开始还表现不错，我们经过谈话培养让他入了党。后来有一次，这家伙在我们市场上把东北军的采购人员用军棍赶走了，暴露了反动本质。还发现他经常来市场上一户作风败坏的妇女家嫖娼，影响很坏。于是我向叶剑英同志汇报，叶剑英生气地说：“这狗东西是法西斯!”我们就放弃了这个党员。这一时期，我们在下级军官中培养发展了几名党员，虽没成立党组织，但也对我们的争取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除了积极开展外围宣传，我们还时常深入到东北军内部去做工作。一些东北军的哨所、驻地我都去过。我们同士兵交谈，宣传我党统一战线和联合抗日的主张，结果造成了两军虽然对峙，但一般情况下并不发生武装冲突的停火局面。随着宣传的深入，东北军的许多官兵很愿意与我们接触交谈，有的地方甚至召开了两军的战地联欢会。我也曾经进延安城做工作。当时延安城里驻着王以哲军一个团。我设法同其团长约好到延安城内的团部同他拉话，交朋友。我天擦黑进城，与团长见了面。他是中校，很热情。两人秉烛夜谈。我讲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意义，讲了只要中国人团结一致，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道理，并希望东北军弟兄能早日打回老家去，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父老乡亲。团长对我讲的这些意思都能接受，他说：“停战、合作抗日我赞成，只是你们‘毛委员长’敬奉些外国人，我想不大通。”我想他指的自然是马、恩、列、斯了，便说：“我们共产党人信奉马列主义，是的，马克思、列宁他们是外国人，但外国人也有好人。马、列是外国人中的好人，他们的理论是科学的、是真理，对我们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能起到好的作用。”说到这里，我看他仍然不大信服，便又说：“你大概信奉三民主义吧，那你是孙中山的信徒了。其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起先也曾参考外国人的东西。早年的美国总统林肯就曾经提出‘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就是从林肯的‘三民’思想中受到启发的。可见信奉外国好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坏事情。”那位团长听得直点头。两人谈得很上劲儿，一直到延安城里的鸡叫，天快明了，我才不得不离开。团长派人把我一直护送到红区与白区的交界地带。王以哲的另一个团驻扎在甘泉城内，被我军包围了几个月，弹尽粮绝，求生无望，我军却在势在必得的情况下主动撤围。这件事在东北军中影响很大，使他们从中看到了红军联合抗战的诚意，有利于我们的争取工作。 　　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我们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局部的停战区，而且军民的抗日情绪极高，这对于以后西安事变的发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了必要和重要的准备，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6年冬季，我又被派往陕北东地区(延川、延长、宜川一带)，去做杨虎城的西北军工作。在我去东地区以前，我党经与杨虎城的代表多次协商，已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具体内容是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和建立双方军事联络。当时还专门成立了陕北东地区西北军工作委员会。杨虎城有一个营驻宜川，营长名叫陈玉璧，是陕北人。我就写了一封信，派人去联络，做他的工作，这家伙没有回信。不久“双十二”事变发生，东北军、西北军全撤退了，我负责争取白军的工作也就从此结束。 　　西安事变爆发时，我正在延川一带的黄河岸边。当时红军准备二次东征。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敌人大军压来，红军人马大增，供给有了问题，连吃饭都有困难。为了躲开敌人重兵，开辟新区，中央决定再度东征。于是派后方参谋长张云逸带一部电台来到延川做渡河准备。邵式平、戴季英和我也参加此项工作。刚过了两三天，张云逸同志兴奋地对我们说：“发生了大事情，西安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了。”我们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当时大家都讲，应该“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后来毛主席、党中央正确地分析了整个形势，为了形成全国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局面，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经过多方努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践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的主张是很正确很英明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出现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并调动大批军队准备进攻西安。日本政府也借机大肆活动，欲挑起更大的内战以便渔人得利。而南京政府中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则主张和平解决此次事变。形势很明显，如果杀掉蒋介石，将会大打内战，这样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攻。而我们的目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也是广大民众的愿望。历史证明,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做法，既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内战，也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接受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东北军、西北军驻防陕北的部队撤走了。但有些县城里还是国民党的天下。譬如宜川县国民党县政府就关押着我们一批同志，我派王秉章去交涉，才把我们的同志放了出来。记得有个县苏维埃主席姓赵，快被折磨死了，放出来时连路也不能走，但他没有屈服，一直在狱中坚持同敌人斗争，直到被营救出狱。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