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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五、艰苦抗战的岁月 抗大学习

马文瑞

争取白军的工作结束后，我回到陕北省委。当时，郭洪涛已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担任省委书记。1937年春，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建立一个先进的抗日模范区域和后方，中央决定撤销西北苏区的陕北省、陕甘宁省和陕甘省，将苏区改名为陕甘宁特区(后又改称边区)，成立特区党委，由郭洪涛担任党委书记。特区党委批准我的请求，确定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当时，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党校均已迁至延安。中央党校设在延安桥儿沟，校长是李维汉同志。我由蟠龙赶到延安后，听说中央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是由原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红军大学改建的，类似并胜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广州的黄埔军校，毛主席亲自讲课。我便向组织要求参加抗大学习，组织上同意了。 　　当时的抗大学员，除红军各级指挥员及党的地方干部外，还有许多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于是抗大把从外面来的学生知识分子编为四大队，大队长为聂鹤亭，政治委员为董必武。下分第九、十、十一共三个队。九队学生文化程度较高，有一些党内老同志也在其中学习，我便被编在九队。四大队设党的总支部，我担任党总支部宣传委员。学员中有35名女生，都是由国统区进入延安的青年学生。孙铭当时就是十一队的学员。有少数国民党统治区的小职员也来延安学习，被安排到这个大队。当时设有军事课、政治课，以政治课为主。政治课主要向学生讲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具体有四门，即哲学(九队由毛泽东主讲)，马列主义基础(九队由秦邦宪主讲)，政治经济学(九队由张国焘主讲)，中国革命问题(九队由张如兴主讲)。半年时间，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这些政治理论课。军事课有理论和军事技能两种，主要学习抗日战略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1937年初夏，延安召开了陕甘宁特区党代表会议(因有白区党代表参加，后来称为全国党代表会议)。当时我正在抗大学习，得知要开会，就向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同志要求参加，郭没有同意。会议在延安城内二道街旧礼堂内举行，马明方、贾拓夫、习仲勋、马锡五等同志参加了会议。这个会议一是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由毛泽东同志作报告；二是改选特区党委。在进行选举时，大家认为郭洪涛同志曾执行王明路线，特别是在错误的肃反问题上有责任，对他提出了批评意见。但后来郭仍被选为特区党委书记，1938年春中央把郭调到山东工作，让高岗担任了特区党委书记。 　　陕甘宁特区党代表会后不久，即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以此为起点大举进犯华北，发动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我党在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形势所迫加上我党的努力，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同意与我们合作抗日。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接着开赴抗日前线与日作战。同时，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党中央于9月初将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是我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并保存下来的唯一完整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时期，我党在延安设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是由原来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设的。边区初设时，大小相当于省的建制，管辖肤施(延安)、甘泉、延长、延川、鄜县、安塞、安定、保安、定边、靖边、淳化、栒邑、神府、正宁、宁县、环县、庆阳、合水、镇原和盐池等20个县，以后陆续增加了清涧、米脂、绥德、吴堡、葭县等县。按照协定，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国民政府领导，实际上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它同国民党的其他地方政权组织有性质上的不同。当时特区党委的郭洪涛同志要调我到边区党委担任秘书长，我说你等我学习毕业了再说吧，他还是坚持要我立刻上任。1937年6月，我只好提前离开抗大，担任了陕甘宁特区党委秘书长。当时党委宣传部部长为吴亮平，组织部部长为王达成，妇女部部长为李坚真。边区政府主席为林伯渠，副主席为张国焘。 　　我到陕甘宁特区党委担任秘书长工作不久，特区党委决定将陕北省分为东西两个地区，让我担任西地区党委书记。西地区辖延安、安塞、安定、保安、吴旗、靖边、甘泉、鄜县等县。专署专员为曹力如，军分区司令员为吴岱峰。地区党委机关设在延安城东三十公里外的蟠龙镇。镇上有座教堂，教堂院里有几孔石窑洞，我们就在这些窑洞里办公。当时边区正开展扫盲识字运动，由抗大选调一批学员下到各地搞这项工作。孙铭和另一位同志被派到西地区，也住在地区党委机关。我和孙铭就是在这里恋爱结婚的。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