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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四、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 “落脚点”与“出发点”

马文瑞

“肃反”问题解决后，有一天晚上，郭洪涛、贾拓夫两人提着马灯来看望我，拉话中提出要我到陕北省委工作。听那口气，显然是组织上已经商量过了。当时陕北省委书记是郭洪涛(看来中央并没有因为“肃反”问题而不信任他)，贾拓夫任宣传部部长，王达成任组织部部长，钟赤兵任军事部部长，李坚真任妇女部部长。要我去任秘书长。我就这样到陕北省委工作了。 　　陕北省委机关当时设在瓦窑堡。中央确定李维汉同志帮助陕北省委工作。他就经常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同志也曾来参加会议。有时候，周恩来同志也出席会议。总之，中央当时很重视陕北省委的工作。那一时期我们可以说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1936年4月间，刘志丹同志在东征前线牺牲。他当时担任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兼任)、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陕北红军前后一共有五个军。即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和三十军。当时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编入红十五军团，单独存在的是后三个军。红二十八军政委是宋任穷；二十九军军长谢嵩，政委甘渭汉；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存在不少困难。陕北本来地瘠民贫，加之国民党军队的几次“围剿”，情况就更糟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尚有问题，部队的供给更难落实。盘踞在山西的阎锡山乘机与日寇勾结，将山西黄河沿岸的20余县划为防共区，想在经济上困死红军。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由南向北，陕北军阀高双成的二十二军及高桂滋部八十四师由北向南，甘肃、宁夏的马鸿宾、马鸿逵部由西而东，对西北根据地实行四面合围，妄图一举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形势非常严峻。 　　为了扩大根据地，解除山西之敌对西北根据地的压力，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1936年2月，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组织成立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行东征。东征开始，中央红军从延川、清涧一带过河，刘志丹率部由葭吴、神府一带过河。志丹同志刚由狱中放出，身体很虚弱。但他还是保持向来的优良作风，作战时要亲自到前沿指挥。在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时，他仅带一名警卫员到前沿侦察地形。对面山腰里敌人暗堡的子弹打过来，他不幸中弹倒下。刘志丹牺牲后，要写他的简传，领导上确定由我来写。志丹同志的革命经历本来我也大体了解，为了更准确无误，我便到中央组织部去翻阅志丹同志的档案。看了档案，才发现纠正“肃反”问题的结论并不准确。中央组织部的干部登记表中写着刘志丹同志曾犯严重的右倾错误。这个鉴定看来主要是听信了朱理治等人的看法和意见，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干会后才做了彻底平反的结论。1982年，李维汉同志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来澄清有关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何载等同志。这次会上，李维汉同志说了公道话，历史是非终于进一步弄清。 　　在1936年春红军东征时虽然没把历史问题特别是“肃反”问题彻底搞清，但追悼刘志丹烈士的活动却很隆重。遗体由山西前线运回瓦窑堡后，1936年4月24日，中央和陕北省委联合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代表中央在追悼会上讲了话。他动了感情，讲得很沉痛，许多人都哭了。地方上是由郭洪涛讲话。会后，将刘志丹的遗体安葬于瓦窑堡城南数公里外的一个小山村的山崖下面。1943年5月迁葬于志丹县(原保安县，为纪念志丹同志改名)志丹陵园。毛主席曾题词赞誉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志丹同志不愧是我党的一个优秀党员，人民军队的卓越将领和无产阶级军事家。他一生戎马倥偬，出生入死，为革命四处奔走，为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立下了不朽功勋，为中国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那种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图名利、公而忘私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东征红军经过近三个月的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给国民党阎锡山部以沉重打击，同时向全国人民表明了红军的抗日决心。1936年5月初，东征红军撤回陕北，随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向国民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并提议双方互派代表商议抗日救亡事宜。通电的发出，标志着我党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的转变。 　　我到陕北省委工作不久，贾拓夫同志调任关中特委书记，我代理了省委宣传部部长。两个月之后，中央委派郭滴人同志担任宣传部部长。他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是闽北地区的革命领导人之一。我俩有一段时间住在一孔窑洞里，很能谈得来。后来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不幸病故，是一位很好的同志。1992年我到闽北考察，顺路还拜谒了他的陵园。 　　延安时期，批王明路线，毛主席讲：“由于‘左’倾路线干扰，我们党的力量和活动，白区几乎垮了十分之十，苏区几乎垮了十分之九。剩下十分之一主要是陕北这一块。”在陕北，王明路线发展到“肃反”，中央如果不来，搞下去不光苏区保不住，部队也可能要垮的。因此，十分之一这块地方也难保。可见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异常重要。路线错了革命非受挫折不可。当然中央当时若没有陕北这块根据地，没有立足之地，也是很有困难的。因此毛主席说陕甘根据地是中国革命部队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对于陕甘根据地的历史作用来讲，评价也是很高的。 　　今天回顾那段历史，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并使其重新焕发了蓬勃发展的生机，同时也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落脚点和开创新局面的出发点。因此，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回想起当年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边远偏僻的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有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的广大党员、干部深深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相互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这才使得我们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够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就干部自身来说，由于较好地解决了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使得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为群众着想，对党、对人民群众无限忠诚。当然，这种作风是与长期艰苦环境下养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着的。优良的干部作风是干好革命事业所必不可少的。 　　1936年七八月间，由于红军东征之后又去进行西征，苏区后方军力空虚，井岳秀一个营乘机进犯瓦窑堡，中央决定主动退出。当我们大批人马已退出瓦市街道向南行进时，周副主席突然问：“主席呢?”警卫人员说：“主席还没出来。”周副主席一听急了，厉声批评警卫人员没及时向他报告，当即调转马头正要返回城去接主席。就在这时，毛主席却不慌不忙地骑着马出来了。大家虚惊了一场，随即都放下心来。军委后方参谋长张云逸骑个毛驴子。毛驴不听话，走得紧一阵慢一阵，整得他满头大汗。 　　我们和中央机关由瓦窑堡退出，翻山到了安塞。此后，中央便转移到保安县城。 　　不久，张学良的东北军把陕北苏区的几乎所有县城和镇子都占了。张当时已有和我们合作抗日的倾向，他的这种行动是为了应付蒋介石。当时中共中央确定三大任务：(1)红军西征，创造新的陕甘宁苏区(打陇东、三边、宁夏)；(2)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3)坚持陕北游击战争，保住这块根据地。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红军西征是东征后的又一次大的行动。当时党中央对于根据地建设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陕甘游区的范围和资源已不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由于人员剧增，各方面的需求量增加，使得我们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西征的目的就是要在陕甘宁地区扩大、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是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1936年5月太相寺会议后，红军组成1.5万余人的西征兵团开始西征。西征红军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陕甘宁交界地区纵横驰骋，与马鸿逵、马鸿宾等部浴血交战，先后解放曲子、环县、定边、盐池、豫旺、同心等重要县城，开辟了大片新的根据地。这些县多数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有条件的地区还进行了土地改革。在抗日战争时期，这片新的根据地成了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新解放区。1937年底我到陇东工作时，除上述西征所解放的各县外，合水、庆阳、镇原等县所驻军队和群众团体是我们的，县、区、乡政府是国民党的，这些地区的实际权力为我们所掌握，所以国民政府将其划为八路军“募补区”。这就是西征的重要作用，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决策的英明。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