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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回忆录》 五、艰苦抗战的岁月 陇东七年

马文瑞

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党委成立了直属工委，陕北的地区一级党委撤销，各县党的组织直接由边区党委管辖。西地区党委撤销后，边区党委决定我到陇东去，担任陕甘宁分区党委书记。1937年11月，分区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我为陕甘宁分区党委书记。1938年3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将这个分区划分为两个分区，把定边、安边、盐池等县划出，成立三边分区，留下曲子、环县、固北、华池等县，改称庆环分区。我担任庆环分区党委书记，并兼任军分区政委，马锡五同志任专署专员。分区下辖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人员情况是：曲子县委书记苏耀亮，县长由马锡五专员兼任；环县县委书记刘昌汉，县长杨玉亭；华池县委书记徐锡林，县长李丕福；固北县委书记高伯祥，县长康雄世。当时，全分区有党员2400名。1938年六月间，根据中央的决定，又把陇东特委、庆环地委合并为陇东地委，地委书记仍由我担任。 　　陇东即甘肃省之东部。其地东南与陕北相连，北与宁夏接壤，除较肥沃的董志原和一些川地外，大量的是山地野岭。历史上的陇东所属环县、华池一带，由于山大林深、土地瘠薄，加之战乱频仍、匪群出没，所以人民生活异常贫困。红色根据地建立虽较早，但范围不大。直到抗战期间，这里仍有环县边境的赵老五等土匪武装出没骚扰。至于土霸，带民团的半官半匪，如谭世林、张廷芝等则更为猖獗。在建立苏区前，国民党对有大股土匪及土霸盘踞的地区无法统治，难以征收税款，形成一些“三不管”地带。苏区建立后，我们的军队虽然对这些地带的土匪进行过多次惩剿，但仍未将其灭绝。由于经济贫困，加之地广人稀，这里的文化较之于陕甘边境其他地区更为落后，求学识字的人很少，多数县只有几个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学生。相反，这里的封建迷信和会道门活动则相当普遍，组织多而杂，如佛教会、红枪会、哥老会、一心堂等，而且势力相当大，加之这一带党组织建立较晚，所以工作难度比其他地区更大。 　　抗战时期，国民党将陇东一带划分为两个行政区，即第二行政区和第三行政区。行政区内均设专署，平凉是其第二专署所在地，当时辖九个县，即：固原、海原、华亭、静宁、隆德、华平、平凉、庄浪和崇信。第三专署设在西峰镇，当时号称辖有八个县，即庆阳、合水、泾川、镇原、灵台、正宁、宁县和环县。实际上这些地方，在红军西征后大部变成我们的陇东地区。当时，我陇东所辖地区分为老区和统战区。所谓老区，即原先的苏维埃区，是我们革命的根据地。这些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较早，革命也彻底，不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连土地改革也进行了，封建剥削制度被彻底消灭。国共合作后，这些地区仍为我们所有，如环县、固北县、曲子县、华池县等。统战区，是指该地驻军、群众团体是我们的，县、区政府是国民党的。比如镇原县，县城驻我们一个营的部队，农村中有我们组织的抗敌后援会、农会和自卫军。但公开的县政府、区政府和乡村保甲是国民党的。像这样的统战区，有合水、庆阳、镇原、驿马关、宁县等。当时，我们在统战区的各个县都建立了不公开的党的县委、区委、支部。记得在1937年至1938年时，庆阳县委书记是赵建基，合水县委书记是邹群峰，镇原县委书记是陈仁麒，驿马关县委书记是史志纯，宁县县委书记是刘国升，固原县工委书记是李廷序。此外，在国统区西峰镇，工委书记为段德彰；平凉工委书记原先为赵守一，后来由张耀宗(印刷工人)接任。工委下面也有支部。再以后，把甘肃地下党省工委(孙作宾曾任书记)所属党组织也划归陇东地委管辖。当时兰州、陇南天水、河西一带，都有党的地下组织。因此，陇东地委管辖的工作范围，除老区和统战区外，还有国统区的党组织。 　　总的来讲，当时的陇东多数地方属于新区，只有少部分地区在原陕甘边老根据地内。1933年冬，红二十六军由陕西耀县薛家寨根据地行动到达南梁一带后，即建立了庆阳、合水、保安、安塞交界的根据地，将庆、合地区划成两块，一是华池县，一是庆北区。1933年冬，党还没有什么组织，仅有个别党员，如白天章、贾生秀、郝四及边金山等。到了1934年，党的组织才正式建立起来。在华池建立了一个区委和几个支部，区委负责人是高生荣等。庆北也有几个支部，负责人有张家珍、李树林等。1935年因敌人马家军的进攻，红军暂退出该根据地，党组织亦被破坏。不久，马家军撤走，红军遂在该地恢复了苏区和党组织。曲子、环县、固北及华池的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是在1936年6月红军西征后建立的。到了1936年底，这些地区的县、区党委及支部都已建立起来了。至于庆阳、合水、镇原等县，是双十二事变后红军到达该地，才开始发展了党组织。党的发展方式是由上而下建立组织，即先成立陇东特委，次由特委派人成立各县委，再由县委派人成立区委，区委发展党员成立支部。当时陇东地方党的干部，一部分是由陕甘老苏区派来的，另一少部分则是从部队做政治工作的干部中选派来的。 　　陇东地委机关原先驻在曲子镇，有一段时间，为了防备日本飞机轰炸，根据上级指示，曾迁至距这里数公里远的铁匠沟。曲子属于解放区，庆阳属于统战区，地委统战部一直驻在庆阳城内。1939年冬天，国民党顽固派公开与我们闹摩擦，袭击我们的驻军和机关，于是我们就把驻庆阳、合水县及镇原北三镇的国民党反动官员撵走了，把这些统战区变为解放区。随后，地委及专署机关便搬到庆阳城内。 　　庆阳城位于董志原东北的原上，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也是我陇东地区的政治中心。县城东有柔远河，西有环江，二水绕城，其状似凤凰展翅，故又称凤城。因为地域优势，这里商贾云集，走卒贩夫往来不绝，商贸业较为发达。当时的陇东，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庆阳又在陇东的中心，所以，地委及专署进驻庆阳城内，对领导整个陇东地区的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地委迁到庆阳城时，共辖九个县委，即庆阳县委，书记王平水；西峰县委，书记林英；环县县委，书记刘昌汉；华池县委，书记王德明；镇原县委，书记陈致中；合水县委，书记朱敏；曲子县委，书记苏耀亮；固原县委，书记徐锡麟；宁县县委，书记杨润芝。我于1937年冬到陇东，1944年4月离开，共在陇东地区工作近七年时间。除了1942年和1944年曾到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的半年多时间，其余时间都在陇东工作。 　　陇东七年，我一直担任地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先后由李景膺、陈仁麒、李廷序、段德彰担任；宣传部部长先后由彭飞、吴铁鸣担任；统战部部长先后由段德彰、孙作宾担任；秘书长先后由王善德、刘文山、冯治国、孙君一等担任。行署专员为马锡五，副专员为朱开铨(原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军分区司令员先是王世泰，半年之后王调任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便由吴岱峰担任，副司令员为白寿康。后来吴岱峰调走，白寿康代理司令员。军分区政委先后都由我兼任。驻军是1937年调驻庆阳的三八五旅。这个旅在陈龙地区驻防八年。我到陇东时，三八五旅旅部就设在庆阳县城外的田家城。时值冬季，部队住宿困难，地方上又解决不了，于是，三八五旅旅部及直属机关的干部战士全体出动，在县城东门外的田家城、麻家湾沿山崖城墙挖土窑洞，先后挖了100多孔，基本解决了旅部和直属机关的住宿问题。在陇东驻防时期，三八五旅旅部一直在庆阳，下辖七七○团、警备二团和警备七团，七七○团驻驿马关，下辖三个营分驻各县；警备二团驻环县曲子；警备七团驻合水。三八五旅旅长先后为王宏坤、王维舟，我在1942年冬开始兼任旅政委；副旅长先后为耿飚、陈伯钧；副政委先后为甘渭汉、冼恒汉。军分区归三八五旅指挥。以上是当时党政军负责人的大致情况。 　　抗战初期，陇东党组织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进行了转变体制的工作，将政府改称边区民主政府，将游击队改称保安队；并在苏区停止打土豪分田地；还将共青团改变为更广泛的青年群众团体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代表会改为各界妇女联合会，同时将老区的贫农团取消。苏区也不再扩大，不向国民党区域进行赤化。这一切，均是从全民族的抗战利益出发的。但与此同时，在统战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和发展抗敌后援会、农会、青救会、工会、妇联会、自卫军等。党的组织在这些地区也有发展，并建立了各级领导机构。1937年下半年，为了搞好统战区的工作，成立了陇东特委，直属中央管辖，书记袁国平，组织部部长李铁轮，宣传部部长任质斌、副部长吴铁鸣，秘书长黄欧东。党组织在统战区的发展很快，到1937年年底，这些地区的党员已发展到1500多人，同时还派党员到平凉一带进行秘密工作。1938年7月，根据中央和边区党委的指示，将党的庆环分区党委和陇东特委合并为陇东地委，统一领导解放区和统战区的工作。 　　延安时期，党中央、毛主席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创建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成为新中国的雏形。”我们整个陇东地区的工作，都是根据这个要求进行的。在整个抗战期间，陇东一直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道坚固的西大门，也是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抗战初期，因为这里多数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加上由于过去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人民群众饱受军阀、官僚、地主土豪的压榨，生活比较贫困。因此，我们的工作首先便是实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改善生存状况。陇东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不错，尤其是素以“陇东粮仓”著称的董志原，土层深厚肥沃，土地平坦宽广，历来有“八百里秦川，顶不上一个董志原边”之说。我们就组织动员群众大量种植小麦。曲子、庆阳、合水、镇原等县，麦田一望无际。在生产的组织形式上还搞了变工队，互助合作。几年工夫，群众的粮食便达到了自给有余。全区看不到一个叫花子，是整个陕甘宁边区粮食的重要产地之一。当时延安的同志们所吃的细粮，有许多是从陇东运过去的。 　　1942年的边区大生产运动，更是把陇东的生产建设推向了高潮。那时，国民党顽固派为了达到困死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目的，在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的同时，又进行经济封锁。他们停发了八路军的粮饷、弹药、被服，同时还严禁和阻挠国统区和我边区的经济贸易活动。在陇东，驻西峰镇的国民党军队也蠢蠢欲动，到处设立岗卡，堵截物资输入边区。这就使边区经济和军民生活一度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形势所迫，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 　　我们地委、专署及驻军在接到边区党委和政府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后，马上对全区的大生产运动进行了布置。这里有大量的荒芜土地。我们首先组织机关、学校的干部、师生和地方部队开荒种地，多打粮食。同志们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都憋着一肚子气：“想卡死我们，我们偏偏要活出个样子给你看!”因此干劲都很大，各单位还开展了劳动竞赛。这样，在1942年就收获了大量粮食，有的单位还做到食用自给。另外，我们还自己种菜、养猪、纺线、织布。通过大生产运动，同志们充分体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好处。 　　在大生产运动中，除了广泛发动群众，大量开荒种地外，军队在生产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八五旅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提出了“一把镢头一杆枪，生产自救，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七七○团在大凤川创造了南泥湾一样的成绩。大凤川位于庆阳东部的华池县境内。民国18年前，这里曾是一个水草丰美、物产丰富的富庶之地，后因天灾人祸，兵匪相扰，便断了人烟，只十几年的工夫，就成了一个茂林纵横、蒿草遍野、野兽群行的地方。1942年4月三八五旅七七○团奉命开抵大凤川，在团长张才千的带领下，开荒种地，积蓄粮草。部队初进大凤川时，吃住无着，连必需的生产工具也十分缺乏。1000多名官兵硬是用双手改变了这里的面貌，当年便获得了喜人的丰收。此后，他们不断扩大生产成果，不但粮食自给有余，还办起了各类小型工厂，给战士们发上了津贴，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因为已有几年没有见到津贴了。后来抗大七分校和陆军中学由晋中迁到大凤川口的东华池，也在那里进行大生产。我曾在合水县西华池组织出动20多头牛开荒种庄稼，大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二月里来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男女老少齐动员，咱们光景大变样……”这首流传至今的歌，就是我们陇东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还有一首歌：“四二年呀嘛呼嗨，大生产呀嘛呼嗨，边区的男男女女西里里里咝鲁鲁鲁纺线线呀嘛呼嗨……”也是首先在陇东传唱开来的。 　　最值得回忆的是我们组织了浩浩荡荡的毛驴运盐队。由各乡长、区长甚至县长带队(华池县县长李丕福就曾亲自带队)，到三边运盐，将定边、盐池的食盐用驴驮到环县城关等地，然后换用胶轮大车运到庆阳，再用驴驮运到西华池(当时为合水县一个镇)的市场上销售，生意买卖很兴隆。为此，我们还成立了盐业公司。陇东各县在很短的时间运盐6万多驮，每驮100多斤，共计600多万斤。当时西华池的集市贸易以盐为主，很发达。参加集市贸易的，除了边区老百姓外，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和老百姓也来买盐，同时把布匹、棉花、药品和纸张等卖给我们。这些都是当时边区极缺的物资。我们又把这些物资转销到延安等地。在我们的积极努力下，庆阳城也成为陇东地区商品贸易的重地。城内有大小商号百余家，周围各地的商人也都跑来做生意。所以我们就利用庆阳城的这一优势，成立了分区贸易局，下设土产公司、盐业公司和光华商店，三八五旅也在城内办起了“八一”商店和“八一”盐栈。因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生意很不好做，我们的商贸人员和内外商人们，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关卡封锁来进行运营的。这样的商贸活动既解决了边区的部分财政困难和部分缺乏的物品，同时有助于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期间，中央西北局奖励了领导生产成绩优良的干部，并由毛主席亲自题写奖状。他给我的奖状上的题词是“密切联系群众”。这是对我个人工作的鼓励和鞭策。可惜那张写在白布上的极为珍贵的奖状，在解放战争的战火中丢失了。 　　工业生产当时主要是发展了一些直接为边区人民生活、生产服务的小手工业。在这方面，三八五旅搞得很有成绩。他们先后办起了铁工厂、木工坊、豆腐坊、饲养场以及制药、纺织、印刷、造纸、制革、化工等20多处小工厂。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地方上也先后办起一些小工厂和作坊，这对于解决部队、机关和当地群众的生活急需很有作用。 　　发展教育，是当时边区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抗战初期，陇东地区没有一所中等学校，有的县甚至连一所高等小学都没有。广大青少年求学艰难。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每个县的县城都办了至少一所高等小学。1940年3月，我们在庆阳县城筹办陇东中学，经过筹措经费、选用教师等准备工作后，将庆阳城南大街路东的一所旧文庙改修为校址，作为学校的教室和学生宿舍。9月初，学校正式开学。当时，毛主席亲自为学校题写了“陇东中学”四个字，是写在一张宣纸上的，学校将这四个字刻在一块木牌上作为校牌。陇东中学是全区当时的最高学府，我亲自兼任校长，副校长赵梅生，北大毕业，曾在天津某大学当过教授，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同志。因为学校是初办，加上当时知识分子十分缺乏，所以学校教员和干部均由边区政府和陇东地委直接选调。当时虽然是中学，但学生多数年龄较大。有好多同学一毕业就当了干部。因此，陇东中学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记得当时学校还设有新训班、妇训班，新训班毕业的学生都到基层当新文字冬学教员，妇训班的毕业生则直接分配到区乡做妇女工作。 　　陇东中学初办时，正值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因为我们的学生主要是从农村招来的，于是敌人就大肆造谣攻击，说陇东中学招生实际是为八路军招兵买马，学生毕业后就要为共产党卖命等等，使许多学生和家长一时迷惑不清，学生不敢前来就学。为此，我们派了许多干部到群众中作深入宣传，揭破了敌人的谣言。1942年六七月间，陇东中学的毕业生步行七日到延安参观，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人的接见，学生们非常激动，集体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敬献了一面锦旗。 　　抗战前期，陇东地区的党、团组组和群众团体(主要指各县抗敌后援会、农会、自卫军等)都有普遍发展，训练干部的工作也普遍开展了起来。另外，动员、组织群众的工作也很深入。陇东的群众基础和陕北不一样。陕北很早就在农村建立了党、团组织和群众团体，因此群众工作基础较好。而陇东是红军用枪杆子打下来的天下，群众工作的基础较差。因此当我们建立政府以后，群众的教育和组织工作任务繁重，“统一战线区”的群众工作就更难做了，主要依靠抗敌后援会来开展。抗敌后援会实际上是我们的政权组织。因为当时处于抗战非常时期，需要有一个能促进各界民众共同起来团结抗战的组织，而我们在统战区又不能设立政权组织，所以抗敌后援会的作用便可想而知了。它的组成相当广泛，不分性别、年龄、阶级、民族、党派、信仰，工、农、商、学、兵等一切抗日群众皆可加入。这个组织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我们就充分领导、利用抗敌后援会，加上工会、青救会、妇联会和自卫军，把统战区各方面的群众工作都抓起来，才掌握了这类地区工作和斗争的主动权。经过努力，我们实际上掌握了统战区的政权。群众不听国民党的。我们提出实行“减租”“减息”，群众都拥护。记得庆阳有个姓任的地主哭丧着脸对我说：“唉呀，好我的马书记，租子一颗也不给了，多少给一点吧!”原来农民组织起来，说是“减”，干脆不给。后来经过我们讲政策做工作，农民才答应“原来交一斗，如今交半斗!”负担大为减轻。税收也一样，国民党收得多了，农民就抗住不给。 　　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进行抗战动员和反摩擦斗争。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支援抗战，保卫边区。”征收公粮、组织自卫军、扩军、做军鞋等，数量很大。同时还要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对付国民党顽固派。我们的工作方针是“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国民党的保甲长、联保主任，区、县政府等，我们和他们都有来往。经过做工作，对方的许多基层政权都成了“白皮红瓤子”。譬如国民党庆阳区公所，后来大小事都听我们的。同边区以外的国民党，我们实行“和平共处”。1937年和1938年情况较好。1939年开始闹摩擦。起先，国民党以为我们软弱可欺，提出许多苛刻的要求，如不许我们宣传和发动群众，要取消群众团体，甚至强硬地提出抗敌后援会、自卫队等皆要直接受他们领导。后来的情况更坏，他们发展到动武了。这一年3月，国民党为了搞摩擦，即将一六五师两个团调来镇原，分别驻扎在太平镇和屯子镇，另有国民党保安队驻在城内。之后，摩擦不断发生，我方人员不断遭袭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本着“既讲团结，又讲斗争”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同我方从延安来的代表王观澜进行谈判。经过谈判，双方的摩擦暂时缓和了一些。 　　1939年底到1940年初，斗争又激烈起来了。国民党为达到其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目的，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同时在陇东也建立了“防共线”，造谣说我们要夺取政权，八路军强占民田、阻挠政令推行等，并派来大批西北训练团毕业的特务人员到统战区，成立了中统局陇东包围区调查统计室。这些人到处活动，作煽动宣传，蛊惑人心。还单独组织了国民自卫队，进行捣乱破坏，群众称他们是“黄衣队”，因为这些人都身着黄色的衣服。在这段时间里，不光是我们搞群众工作他们限制，连我们的驻军他们也容不下了。三八五旅在宁县县城驻扎的一个营被赶了出来，我地下党的县委也被迫撤了出来。面对敌人的无理挑衅，我们的办法是根据毛主席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战口号，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这样一搞，我们干脆给他来个一锅端，把“统战区”变成“解放区”。合水、庆阳、镇原就是这样解放的，成立了我们的政府，庆阳、合水2月份成立了县政府，镇原县政府于3月份成立。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制造的这次动武摩擦和我方的反击最为激烈。国民党军队在几天内连续进攻我们驻宁县、合水和镇原的部队，驻合水我军将来犯的敌人消灭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仓皇逃走，连国民党县长翟大勋也被我们俘虏了。驻宁县和镇原两县的我军在强敌面前顽强抵抗数日后，终因寡不敌众，退出县城，移驻乡镇。这就是国民党挑起的“第二次陇东事件”，直到次年2月中旬，中央派来的谢觉哉同志到西峰镇与对方代表商定了临时解决办法，事件才告结束。 　　就在国民党大搞摩擦的同时，环县还出现过自卫军叛变的严重事件。原因是很复杂的。1939年征粮太多(全边区征收公粮达20万担)，同时进行较大量的征兵，群众负担过重，有些怨言。加上当地没铲除干净的坏分子乘机煽动，很多未改造好的旧社会的团丁、土匪、兵痞的附和，以及国民党特务的密谋策划，结果发生几百个人的自卫军叛乱。叛乱的罪魁祸首是活动在环县边境的土匪赵老五。赵是个政治土匪，以前是个打家劫舍的流匪，后投靠了国民党，专和我们作对。在叛乱前，赵曾率领数百名匪徒两次攻打我环县县政府，均未得逞，便在此时暗中指使策动了这次叛乱。叛乱首先从火连湾区发生，很快就波及到环县的其他区乡，参加人数八九百人。叛匪所到之处，残杀我区乡干部，抢掠群众，无恶不作。叛乱发生后，我们即派军队去镇压。当时警备二团正驻防曲子一带，接到剿匪命令后，团长周仁杰、政委甘渭汉立即率部开赴环县剿匪。同时，地委、专署和县委、县政府派干部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地委秘书长孙君一带一个支前工作团一直驻在环县巡回督促检查。我也到那里住了几天，了解情况，做工作。县委书记刘昌汉和县长杨玉亭二同志陪同我去和群众见面，做思想教育工作，开展分化瓦解活动。此时赵老五的人都逃回了甜水堡老窝，并被我军及环县、曲子、华池等县的数千名自卫军围困了两个多月，最后全歼了这股为害人民多年的匪徒，平息了叛乱。 　　叛乱平息后，地委表彰奖励了平叛有功人员，由我去宣布和颁奖。记得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还就此事编了一台话剧叫《保卫家乡》，到各地上演，影响很大。这一次的乱子，当然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活动，蓄意进行破坏有很大关系，但也由于我们警惕性不高，工作有漏洞，才使敌人有机可趁。后来我对高岗谈起过这个事件。高岗说：“要杀坏人，进行镇压!”其实也杀了一些。但光靠杀人还不行，除了争取群众外，对少数组织叛乱人员的瓦解争取工作也很重要。 　　环县事变也暴露出了我们基层组织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问题。于是，地委在平息叛乱后即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大检查，前后进行了半年多的时间。主要检查了地委、县委、区委和支部各级组织和群众的关系。因为事变的起因就是我们的干部在工作中有脱离群众的言行，有的甚至强迫命令、打骂群众，结果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反感，被赵老五和其他坏人钻了空子。这次检查工作很彻底，查出了不少问题，也处理了一些人。由于我们党委和政府有错就改，发现问题能及时解决，所以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以后便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现象。现在回想起来，仍深有感触。我们常讲要搞好党群关系，党群关系能否搞好，关键在我们的党员干部身上，无论任何时候，官僚主义都是影响党群关系的一大障碍，如果不坚决克服，就会脱离群众，也就会失去群众。党离开了人民群众这个基础，党的事业就无从巩固和发展。 　　抗战时期，我们边区统战工作出现的波折，与王明路线的干扰有很大关系。1937年底，王明由苏联飞回延安。毛主席亲自去迎接。不久，中央召开了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了所谓抗战和统一战线的新纲领。记得当时是由一中央负责人代表中央给边区高级干部传达，我们地委书记们都去听了。传达报告讲了好多，主要意思是两条：一条是讲“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再一条是讲“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那时的陇东特委没人参加，是由我返回地委途径庆阳时向他们传达的。当时中央也没有否定王明的主张，是作为正面精神传达的。我和一些同志对后一条精神有怀疑，觉得“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要一切经过国民党。要经过他们，我们就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活动，如在统战区做群众工作，要想取得一个合法的地位，必须经过国民党政府的登记和允许，但他们对此又百般刁难，不予登记，如果按照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我们只能让步。这样一来，不但工作难搞，就连干部的思想也难以统一。果然，王明的主张传达以后，搞得下面思想混乱。有些本来政治上不坚定的人动摇了，镇原县就有两个干部跑到西峰镇投降了敌人。 　　为了纠正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右倾错误，我们当时提出要在党内进行稳定政治立场和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教育，并特意把毛主席有关阶级分析的论述印发给各级干部学习，以便使同志们认识国民党的本质，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做，当时也冒了一定的风险。记得谢觉哉同志到陇东来巡视工作，见到了我们印发给干部的小册子，批评我是搬“老古董”，说我思想落后了，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向他陈述了理由。谢老默认了我们的做法。不久，即1938年夏，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右倾错误，陕甘宁边区党委也为此发出指示，这样，就把统战工作中右的倾向纠正过来了。 　　在政权建设方面，中央制定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行“三三制”。即各级政府中，共产党员占1/3，党外进步分子占1/3，主张抗日的开明绅士占1/3。陕甘宁边区政府带头这样做了。我们陇东统战区在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也按照“三三制”原则，组织各级政府，成立参议会。第二次陇东事件后，我们提出将庆、合、镇“边区化”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当时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废除保甲制度，动员人民群众推选自己的乡长、村长。第二是扩大与成立各县的保安队，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第三是按照“三三制”原则来建立各级政权。陇东地区县、乡两级普选开始得比较早。因为陇东地域辽阔，人口居住分散，所以很早就开始做宣传工作，让广大群众有了认识后进行选举。但在选举中遇到了困难，如多数农民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于是便采取“投豆豆”、“烧香洞”、“划圈圈”等办法。有些地方人口居住不集中，搞选举工作的同志便背上选举箱走村串户收集选票，工作很辛苦，但这一切都是在“平等、自主”的原则下进行的。 　　县、乡选举工作结束后，于1940年9月召开了陇东分区临时参议会，会上选出的议长刘仲邠是一位开明绅士，也是我党的一位朋友，在当地有着较高的声望。抗战时期，他表现积极，带头减租减息。三八五旅进驻庆阳后，他主动将自己家的房子、窑洞腾出来给部队住，还帮助部队解决粮食困难。他在山西的一个儿子就是由他亲自送到抗日前线参加了新军的，影响良好。在这次分区参议会成立大会上我讲了话，宣传我党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在这次会上，正式通过了三七减租及1939年底以前农民所有欠租一律豁免的决议。会后，我们很快派人到各县去宣传执行这一决议，延安《解放日报》曾报道我们这一工作搞得“热火朝天”。 马文瑞回忆录/马文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