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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为了取真经，情愿当被管理者

江来登，孙光贵

来到法国以后，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要好得多。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人不少。1919年11月12日徐特立一行到法国马赛时，并没有电告巴黎华法教育会，但是该会不远千里派人前来船上迎接招待，搬运行李、传唤车马、寻觅住处、火车订票诸事一应办妥，丝毫没让徐特立操心。14日到了华侨协社，准备进入法国木兰省立的公学住读。 　　1919年11月15日巴黎华法教育会的李石曾(前清军机大臣，直隶高阳人李鸿藻之子，曾留学法国)先生[1]约见徐特立。李石曾认为徐特立年纪太大，又在湖南当教员一二十年，如今来到法国勤工俭学，这种精神是很难得到的。法国有一百多湖南人在那里留学，华法教育会正要明白湖南情形的人，做湖南学生的事情。便劝徐特立何不在外面住，为公为私，两两便当。李石曾的意思诚然不错，但徐特立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我到法国来，原要学法国学校的规则，好回国用；不住校受先生管束，未必学得好。并且我年纪太大，人家对我有尊敬的意思，不好的习惯，人家都不肯当面说，住在学校中或者可以慢慢学好。”[2]于是徐特立婉拒了李石曾要他住在外面从事留学生的管理工作，而像其他学生一样，进了木兰省立的公学，虚心接受学校的管理。李石曾还要他说说来法留学的意见和看法，当时徐特立只讲了几句，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酣畅淋漓地讲出来。 　　大约到法国的第五、六天，他原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萧子升现在法国《华工杂志》当编辑。徐特立不明底细，以为真个是他乡遇故知，师生见面分外高兴。萧子升问他来法国学什么，徐特立说不是为了学法文。如果单学法文回国当法文教师，还同以前一样靠口舌赚钱，何必万里迢迢到法国来呢? 　　但是，为什么学农业和到工厂做工非要来法国的问题。徐特立在1920年1月25日湖南《大公报》发表的“徐懋恂由巴黎致湘学界书”中，归纳了如下几条理由：一、湖南留法人数最多，估计可达一百五六十人。二、勤工俭学收入不薄，专门打工，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可供脱产学习两个月所需费用。每日半工半读，有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可供学习，做工收入自给有余。三、法国的学校、工厂随时可以进入，徐特立一行18人，到巴黎仅仅6天就全部找到了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四、来法留学不一定要在国内先上预备班，即使上了，到法国以后依旧要重修，只要预先准备四五十元预备费用即可。五、唯一要注意的是要虚心求教，不必担忧原来程度的高低；自视过高者，有才亦不为人所用。凡能够吃苦、遵守秩序的人，不必担忧生活问题。六、按理国内也可以半工半读，由于习俗问题，学生都看不起下力干活的人。加上没有工厂，劳动无学术可言，交通不便，做工与求学之地距离遥远，二者无法兼顾，故勤工俭学以法国最为合适。七、法国人比较讲究民主，对人热情友好。 　　这些讲话都是徐特立初到法国，十分高兴，和李石曾、萧子升刚见面，接触不多时所说，其中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 　　由于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徐特立来法国居然主要要学农业，暂且进工场做工，其次还要学习法国的家事学，以便回国后自谋生活。而且初到法国，还发表了一些不大成熟的见解，站在研究徐特立思想轨迹的角度，应该也必须提及。 　　其一，刚到资本主义世界，对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偏颇。徐特立在法国勤工俭学三载有余。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除了努力做工和认真学习之外，还抓住一切机会，调查了解法国民族的优良风尚，考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类问题，在这方面，他只要有一孔之见，一得之愚，便万里传书，或写给朋友，或载诸报刊，以期引起国内有识之士的注意，从而有助于社会的改革。 　　然而，他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推崇，只是用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情况，同标榜民主、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法国社会情况相比较而言的，是由于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痛恨，以及对民主自由的向往有感而发的。但他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他认为只要将法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搬过来，或者“输入学问”，就会“一切问题，都有解决的希望”。 　　其二，把自然科学和体力劳动视为比社会科学和脑力劳动高一等。“我今又想起从前所赚的钱，真是冤枉，日日讲空文章，耽搁青年光阴，使一些学生都要学先生讲空文，赚大钱。听得做工的劳苦，又没有讲空文章赚得多，大家都不愿做工，使国家工业不发达，都是我们当教员的罪过。今日当悔从前的过错，不再作赚冤枉钱的思想。须知世界第一等人都是做工的人……古时皇帝皇后都要做工。神农种田，轩辕做衣，舜帝烧窑，嫘祖养蚕，书上都说他们是好人。我们当教员的学生的，能做工，岂不是更贵重吗?我所以愿学农工，不愿专学法文。” 　　根据李维汉在1981年6月22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群有师尊党有光——怀念徐特立老师》介绍：“我和徐老先后去法国。当时他的态度是赞成工学主义，赞成勤工俭学到底。” 　　徐特立刚到法国这种种不成熟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广泛的考察和深入地反思，不到一年，在勤工俭学的实际生活中和对法国社会深入的考察中就渐渐纠正了，成熟了。中法反动派镇压平民留学生的时候，事实证明所谓工学主义是行不通的，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了。1920年8月30日他在写给长沙老友姜济寰说：“弟本拟暑假译教科书及记录法国中小学状况，无钱租屋，遂中止。译书之益极多，将稿卖钱，可以生活。弟舍此做工者：一、藉以调查学生做工状况；二、工厂做工于学有何利益，得以实地考察；三、一年之后自己生活可以不求人。——将来仍须研究教育，从事新学说介绍耳。”[3]我们再从他留法回国以后所作的大量演讲记录中，没有一字谈如何做工，如何种田，如何理家，所讲的内容几乎全是教育和政治。徐特立这段话与前面所说简直有天壤之别，把原先很多错误的观点都自行否定了。 　　其三，政治上感到苦闷。“43岁到法国去留学，是半工半读，一共四年。在比国半年，德国四个月，学的自然科学。读过法文的《通俗资本论》，一点也没有了解，读过考茨基编的社会民主党的刊物，因我不赞成议会制度，不愿意读它。这时我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的，感觉得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找不到出路……这是我的苦闷时期。” 　　军阀混战，政坛上时不时“城头变换大王旗”，湖南张敬尧滚蛋了，谭延闿又来了，老友姜济寰上台了，下台了，又上台了，不知道哪一天再下台。现在姜济寰在台上，自己在湖南当然会风光得很，可以在教育方面再干出一些成绩来。开始从中国到法国，不是想来就能够来，现在也不是想走就能够走的。而且说不定哪一个大帅督湘，又来一个明令通缉。世事如棋，看不出谁胜谁负。政治上一片迷茫，就埋头研究自然科学和地方自治，这就是徐特立的苦闷。国内的动荡也波及到法国，他还有一层痛苦就是巴黎华法教育会。对于这个教育会，徐特立刚到法国时印象挺不错，日子长了就了解到不是那么回事，它不是保护留法学生，而是摧残、镇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 　　为什么他埋头研究地方自治，因为当时国内很多省份都打出了自治的口号，他所看到的法国社会，也是地方自治程度很高的社会，这应该属于研究政治的范围。他苦闷，是因为祖国和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应学生萧子升之请在法国的《华工杂志》发表了《留法老学生之自述》，比较透彻地谈了当时的思想，也使在法华人都知道著名教育家徐特立来法留学了。这篇文章，后来曾经被国内选作国文教材，影响相当广泛。 　　注释： 　　[1]李石曾，(1881-1973)，河北高阳人。留学法国时在巴黎曾加入同盟会，并举办过里昂中法大学、孔德学校。北伐战争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后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 　　[2]转引自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17页。原载1919年12月《华工杂志》。 　　[3]转引自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徐特立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第25页。原载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书信选辑1920年8月30日。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