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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在遵义的三大功劳

江来登，孙光贵

一、在遵义保护知识分子，团结知识分子；珍贵文献资料得以藏在遵义名流杨干之家，虽经兵荒马乱未受丝毫损失；地下工作者得以营救，都说明徐特立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 　　遵义文人辈出，清朝科举，贵州全省每榜取中举人50余名，而遵义则占20多人，故有“遵半榜”之称。为了在遵义顺利开展革命活动，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相当重要。于是在进遵义城的第二天，红军就在贵州省立第三中学操场召开群众大会。布置会场的时候，徐特立亲自写了一幅“革命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醒目标语。1935年1月12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徐特立被选为文教委员。 　　遵义当时有一个进步的文化团体叫“红军之友社”[1]，徐特立深入其中宣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鼓励他们支持革命，参加红军。他在该社主要成员之一，遵义模范高等小学(今文化小学)校长余选华的带领下，几乎走遍了遵义老城的大街小巷，遍访遵义名人。 　　红军为了筹集粮饷，扩大兵源，每到一处就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把当地有钱有势为恶一方的人抓起来斗争。遵义也不例外。但红军战士不知情，把在贵州名望很高的大儒赵乃康当作土豪劣绅抓了起来，抓的时候赵乃康正在遵义新城总府坝豫章小学商谈《续遵义府志》的校刊问题，红军战士把他关在新城福音堂。赵乃康是遵义著名学者，遵义县南乡团溪镇(清代属平水里)人。赵氏为遵义望族，世代书香。赵乃康的伯祖父商龄字芝园，恩贡生。祖父锡龄字芷庭，副贡生。他本人是民国时期遵义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先后编撰了《续遵义府志》，校订了“沙滩文化”杰出代表人物之一——郑珍的著作《巢经巢全集》，一生为推动遵义教育事业和遵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徐特立闻讯，通过请示同意后，立即通知有关领导把赵乃康送回家中。徐特立还亲自上门致意，问寒嘘暖，宣传党的主张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说：“如先生者，当安心教育工作为是。”红军在遵义期间，徐特立经常去赵乃康家，与他共同策划成立图书馆的事情，并在他家借了很多珍藏书籍给毛泽东。后来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徐特立专程前往赵乃康家，未能谋面，得知上次红军撤离后，他被迫离家。徐特立对他的邻居余海说：“赵先生是教书人，何必出走。你若知他去向，请告他速回。”徐特立还是不放心，又命人在赵乃康家的大门上张贴了保护文告，以防其受到侵扰。赵乃康回来，见家中一切秋毫无犯，从内心深处感谢徐特立，从而更加相信共产党，热爱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帮助共产党。 　　1941年，我地下党员杨天源被捕，从遵义押送贵阳，关进“模范监狱”。大家多次请与杨天源是本家，并且与他的岳父关系很好的民国初年曾任省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厅长的杨干之领衔保释，杨干之却始终顾虑重重，未敢出面。后来请赵乃康领衔具保，他毫不迟疑地签了名、盖了章，全遵义的知名人士几乎都随之在这份“保释书”上具了名，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杨天源。 　　1992年12月，中共遵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央红军在遵义》一书中写道：“受徐特立访问过的遵义教育界人士，对发展遵义县的教育，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特别是朱穆伯先生，拒绝了国民党当局一再对他的高官厚禄的邀许，在反动派追杀红军，残害共产党人的腥风血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徐特立亲自来到遵义新城四方井朱穆伯家拜访。朱穆伯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南开、浙江、贵州大学任教，是遵义知识界有名人物。朱穆伯也早闻徐特立是湖南教育界的老前辈，又是毛泽东的先生，深为徐特立礼贤下士的精神所感动，所以见面洽谈甚欢。朱穆伯还介绍了徐特立在法国的老同学黄齐生在贵州省立第三中学当校长和开通俗图书馆的情况。受徐特立的影响，后来朱穆伯成为了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徐特立还拜访了遵义的书法家郑翔博。红军离开遵义的前一天，徐特立领着毛泽东来到郑翔博家。徐特立介绍了郑翔博是遵义名士，并且思想进步，自愿当红军的义务宣传员，写了不少标语和宣传单。毛泽东向他表示感谢。郑翔博当即挥毫书赠毛泽东嵌名联一副： 　　北上逶迤，泽被人间八万里。 　　会议光辉，东垂世界九千秋。 　　素有倚马之才的毛泽东当即提笔回赠一首： 　　大鹏翔天楹焕新， 　　名士博学联生辉。[2] 　　在余选华的带领和指引下，徐特立还访问了很多名人，如教育家朱季瑜等。 　　由于共产党在遵义爱护广大人民，统战工作做得好，宣传工作做得好，红军在遵义12天，部队得到较好的休整，伤病员得到较好的医治，最可喜的成绩是补充兵员达4000之多，红军之友社的很多成员也都参加了革命队伍。 　　二、保护了一大批古籍经典免遭兵燹。 　　在余选华的帮助下以及在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徐特立发现很多有价值的图书，如著名的《遵义府志》，遵义著名的文化名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人的著作等等。于是徐特立和赵乃康先生商定：把遵义各私家的藏书集中起来建一个大图书馆，此倡议深得遵义广大知识分子之心。余选华就陪着徐特立去查阅私家藏书，收集起来存在曾经担任过民政厅厅长的杨干之的书室。遵义后来虽屡经战火，但这批书却因此一丝未动，未受点滴损失。 　　现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在“令人叹服的老英雄”的展节中有这样的文字：“1935年1月9日，58岁高龄的徐特立到达遵义，他和长征队伍里的每一个人一样，已经经过3个月2000多里长途奔袭，十分疲惫。但是徐老一刻也没有停息，放下行李，拖着正患疟疾、十分消瘦的身体，就带着大家去做群众工作。他职业使然，出任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礼贤下士，了解风土人情，深得人心；他爱书如命，教育战士图书是宝，是比粮食还要重要的精神食粮，使古籍图书在战乱中得以保护，流传至今……” 　　红军战士入伍前多系文盲，不知道要保护文物的道理。驻扎在贵州第三中学的战士睡觉时，取了书架上的书当枕头用。徐特立见了，就贴上“架上书籍，不要乱拿”的纸条。临到开拔前，他还不放心，对书一一进行清点，发现无一散失、破坏，才高兴地离开。又有战士在书法家王藻章家把书撕了烤火用，被徐特立发现，对他们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第二天他跑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写好封条，盖上印章，带着人把遵义城内主要藏书的地方都封了起来。赵乃康知道这些事情以后，作诗赞扬徐特立： 　　军中忙无暇，积极救文化； 　　维护文物功，当不在禹下。 　　1990年1月，遵义市文化局史志编写组编的《遵义文化史》中写道：“在党中央召开划时代的遵义会议期间，徐老四处走访，专门致力于保护遵义的知名人士和图书文化，使在失散与破坏中的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下来。嗣后得以物归原主……建立遵义市图书馆，李筱全、李维伯、杨干之及我(赵乃康)家等所藏图书，得以完整地送图书馆保存。30多年来，虽经‘四人帮’破坏，遵义很多地方的图书文物荡然无存，而图书馆收藏的珍贵古籍，尚得满架高藏，完整无缺，目录清晰，设非徐老当日之功，何得有此善果!”该史还记载：“1980年对古旧图书18216册，根据《全国善本图书统一编目条例》的规定，进行清理整编，经鉴定发现善本图书11种，计240册，列入善本图书统一书目。” 　　三、遵义会议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军事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名义上是协助周恩来)，恢复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应该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术原则。徐特立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赣南会议”上，王明“左”倾路线开始排挤毛泽东的领导，诬蔑毛泽东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他们又批评了毛泽东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我党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把历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会后不久，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核心以后，红军节节失败，根据地步步缩小。 　　中国革命的重要里程碑——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但是，任何一个重大的决定或胜利都不可能在猝然之间发生，必定有预兆，有前奏，有铺垫。遵义会议也是一样。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等就对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提出过许多很有见地的批评意见。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关于进军路线的争论，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领导者和错误军事领导者之间的斗争。通过这三次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已经开始被政治局内大多数同志所接受，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从思想、军事、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根据徐禹强的著作《万里征途徐特立》的介绍，在通道会议之前，毛泽东找徐特立进行了一次细谈，毛泽东把自己的改变红军行动的主张告诉了徐特立，徐特立十分赞成。毛泽东还告诉他，代表党中央主持策划战略大转移的“三人团”[3]中的王稼祥赞同他的观点，王还答应一定尽力去办。徐特立领会到了毛泽东找他谈话的用意，马上找了和他志同道合的老朋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一起商量，然后又找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团长的官职并不大，但陈赓这个团长非同一般。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卫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干部，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参加战斗。陈赓将毛泽东的主张宣讲以后，得到干部团指战员的广泛拥护。紧接着于1934年12月11日党中央召开通道紧急会议，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苏联军事专家、“三人团”成员之一的李德虽然反对，但也束手无策，只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红军改道贵州前进。红军战略转移的大方向，留待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因此，通道紧急会议为后来的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和再后来的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注释： 　　[1]红军之友社，又称“红军之友协会”，是红军进驻遵义后帮助青年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成员大多是小学教员与中学生。社址在万寿桥(今新华桥)头磐安门侧的中营枸杜家公馆内(今遵义市人民印刷厂)。“红军之友协会”在红军未进遵义之前，在中国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即已在省立三中学校秘密活动。红军入城前夕，“协会”会员便积极书写欢迎红军的标语，筹备欢迎红军入城的各项活动。红军入城后的第二天，经红总政治部批准，将“红军之友协会”改名为“红军之友社”。“红军之友社”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展宣传活动，同时协助红军进行一些革命工作。如协助分发打土豪的财物；带领红军干部清理土豪、官僚家里的书籍，将有用的报刊、书籍送交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同志查阅。 　　[2]徐禹强．万里征途徐特立第46页。笔者估计所录有误。 　　[3]三人团，包括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秦邦宪(化名博古)、政治局常委兼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常委周恩来以及苏联军事顾问李德。是遵义会议以前的军事指挥集团。由于当时上海中央已遭国民党破获，发生向忠发叛降等事件，苏联设于上海的长波地下电台亦无法正常运作，长征时期的红军与上海、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远东局(设于上海租界)都不能电报联系，上海来赣人员安全也无法保证，苏区军事指挥决策完全由“三人团”决定。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