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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教学在行军路上进行

江来登，孙光贵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这样一组塑像：每个红军战士的背包后面都绑了一块小板子，板子上面写了几个字，后面的战士望着前面的那块小板子，看神态就知道他在学习前面板子上的那几个字。这就是徐特立长征路上开展教育工作的形象表现。徐特立在长征路上确实曾经这样做过，但不一定是小板子，斗笠、草帽等都是很好的教具。只要条件允许，他都会抓住一切机会在红军部队里开展教育工作。 　　为什么在长征路上那么恶劣的条件下还要开展教育活动，徐特立说：“谈到教育政策，首先要指出是革命的教育，是斗争的矛盾用革命方法去解决，不是用妥协的方法去解决。要建立革命的人生观，从远处着眼，从目前现实着手。”[1]徐特立开展教育活动，教战士读书识字，这是目的之一，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是另一目的，而且前者是后者的载体，即让战士们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提高了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 　　长征路上对红军战士进行文化教育当然不像往日那样，即使条件再差也是几十个甚至几百人坐在一起听他在上面讲课，大家坐在下面写字做笔记，而长征途中只能对身边的一部分人开展教育活动。“长征时有一天我走一百四十里却掉了队，军队走一百五十里。走到黑夜爬山，过铁索桥，又遇雨，一手拿伞，一手牵马，还要用手摸路，从山路掉下去就完了。走一百四十里还上课，因路窄走不过去，上山时下面的要坐下等，就上课。”[2]干部休养连的女同志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为了迅速取得教学效果，徐特立用新文字即用字母拼音的方法叫她们学文化。李坚真在回忆录中对此有绘声绘色的介绍：“只要有机会，他就坚持教红军战士学文化，特别是教我们学习新文字很耐心。有些年轻的女战士调皮地说：‘这是外国字，我们不学!’徐老听了，和颜悦色地说：‘这是我们创造的拼音文字，是我们自己的，应该学习。将来我们的条件改善了，外国的语言文字也要学嘛!’”徐特立以他教育家、革命家睿智的目光看到，身边这些不起眼的农家出身一字不识的女孩子，将来都要成为为祖国、为人民干一番大事业的了不起的人物，没有文化怎么行呢?必须在思想上提高她们对学习文化的认识。他告诉这些女战士，中国妇女不仅要在政治上翻身，经济上翻身，也要在文化上翻身。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的带头人，是中国妇女学习的模范，更要做文化的主人。针对其中的畏难情绪，徐特立就用“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和自己43岁赴法勤工俭学，对法语一窍不通，但经过努力终于粗通法语的事实教育她们。在徐特立的鼓励和教育下，这些女同志后来终于掌握了必需的文化知识，纷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有功之人。 　　其实，徐特立在长征路上开展教育工作在大转移的前阶段条件还好一些，因为部队前进的速度很慢，停停歇歇有的是时间。因为红军撤出苏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大搬家，各种设备都带着走，甚至连印刷《红色中华》的印刷机都抬着转移，仅苏区中央银行就有140多个挑夫。大批民夫随部队行动，常常是人员、辎重挤在一起，行动异常缓慢，每小时只走几步或几十步，站一两个钟头不移动，一晚只赶几里路，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事。有时候坐在路边休息，徐特立就用树枝在地上画，战士们也在地上画，一个字一个字地教。这些字都是红军宣传标语上他们不认识的，徐特立有目的地教，学生带着问题学，学习的效果很好。红军行军，大部分人都发了一个斗篷或者草帽，宿营的时候徐特立就用毛笔在斗篷上面写几个字，一般都是一个革命口号或一个词组。不下雨的时候战士们都习惯于把斗篷背在背上，这样，前面的斗篷就恰好成了后面一个战士的活动“黑板”，只要张开眼睛就能够看到这几个字，哪有一天看到晚几个字还不认识的。光看还不行，不抄几遍是不会写的。那么左手手掌就是纸，右手食指就是笔，写一千遍一万遍这纸和笔也用不完。董纯才[3]在《怀念我的一位良师徐特立同志》中还介绍了徐特立在长征途中开展教育工作的一个好办法：“有时先遣的红军战士在路边竖一块牌子，上面写两个字，续行的红军战士便一个教一个的去识字。”[4] 　　在条件更差的情况下，徐特立就对战士们进行口头的文化传授和政治思想品德的教育。这种教育无时不在，无地不在。这种教育给红军战士以很好的文化熏陶，对战士们增强战胜眼前困难的信心，忠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树立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大有裨益，使他们终生难忘。例如郭化若[5]，将军1937年写信给徐特立说：“现在我离开你很远，希望经常给我来信，把这样一些兴奋剂给我!请不客气地让我做你的一个诚实的学生!”[6] 　　徐特立在长征路上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旧保持教育家诲人不倦的精神感动了广大战士，他们歌颂徐特立： 　　人民教育家徐老，长征路上事文教。 　　天当教室地当纸，树枝手指当笔用。 　　读书识字学文化，每天学习两三字。 　　一年学会八九百，掌握文化好当家。[7] 　　注释： 　　[1][2]武衡等．徐特立文存第三卷[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第74页、95页。 　　[3]董纯才，1905年生于湖北省大冶县。20世纪20年代中期，先后就读于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和光华大学教育系。1931年开始科普创作。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到达延安从事革命教育工作。1949年后一直做教育领导工作，曾长期担任国家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董纯才一生从事教育和科普创作与研究，直至1990年5月22日，以85岁高龄去世时止，一直笔耕不辍，著述甚丰。 　　[4]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114页。 　　[5]郭化若(1904-1995)，福建福州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授予中将衔。 　　[6]徐禹强．坚强的战士[M]．内部资料，2007，第181页。 　　[7]出自长沙师范学校、湖南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主办的“纪念徐特立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行的论文集中徐禹强写的《长征路上事文教》一文。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