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徐特立 > 全文图书 > 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

第三节 批判武训，教育家避谈教育

江来登，孙光贵

在研究徐特立教育思想的时候，发现1951年以后几个奇怪的现象。 　　一是解放后他回到湖南在长沙师范学校、周南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五美老家的多次谈话前后重点大不一样。例如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回忆文章《徐老在第一师范》和长沙市第四中学的《在周南女校的徐老》以及长沙县五美学校的《家乡人民的深切怀念》这些文章里，记载了以前主要讲他怎样艰难创办学校的，还讲一讲教育理论、教育管理方面的问题，可是后来很少谈论这些，除了解释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外，很少讲述新中国教育的指导性问题，主要讲一讲不要打学生，青年人要艰苦朴素，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等等。例如1952年所撰写的全部文章是《青年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小学教师自学经验谈》、《小学校的体罚问题》、《心理的基础和现象》。 　　二是从1949年10月开始到1951年6月，每天上午8时，徐特立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对工作人员谈话一小时左右。当时的工作人员曾经认真记录。并称为《讲学录》，内容广泛，但以教育为主。11月2日，他在对教育和科学的本质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是社会的中心，生产的中心”的科学论断。可是为什么1951年6月戛然而止，而且这些记录明摆着是徐特立准备编辑成书的，可是后来却没有下文，不了了之。 　　三是从1951年2月1日起，《各科教学法讲座》在《人民教育》连载，可是为什么没有连载完就不再连载了。 　　四是即使教育家登门求教，徐特立也很少谈教育，特别是不谈当前教育方面存在了哪些问题。 　　只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人都深有体会，那个时候很容易犯政治错误，讲话的忌讳也多，所以很多问题只能从字里行间去挖掘。到了1978年情况略有好转，但还没有完全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教育家戴伯韬在那年11月28日《文汇报》发表的《朝晖遍地忆高师》一文中有所暗示，文章里有这样几句话：“我到北京工作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多了但谈教育的时候却少了。”戴伯韬1938年就与徐特立有交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伯韬任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调北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他的这篇文章是现在找到的唯一的直接说出徐特立在全国批判武训以后避谈教育的文字根据。在这篇文章里还转弯抹角地讲了徐特立与人谈话内容的大转变。例如戴伯韬说他后来好几次找徐特立请教，而“他很谦虚朴实，谈话的内容大部分是有关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纪律教育”。和教育家不谈教育，硬要谈教育就谈发扬革命传统和要守纪律的事情，而不谈他体会最深、成就最大的勤俭办学和因材施教等等教育家通常必谈的问题。又如《北京晚报》记者丁浪经常采访徐特立，但丁浪的回忆文章《徐老的嘱咐》，写的却是徐特立和他谈惜时、谈作风、谈希望、谈对高干子弟的培养、谈锻炼身体，居然没有一句话谈教育。由此可以推断出徐特立在全国批判武训以后讲话多有顾虑和忌讳。 　　事情源于电影《武训传》。武训是山东堂邑人，出生于1838年，死于1896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他以乞丐之身而行兴学之事，艰苦备尝，终身不渝。为表彰他的义学善举，清政府赐他“义学正”的名号，“乐善好施”的匾额和象征最高荣誉的“黄马褂”。清国史馆将其事迹列入清史列传内。建国前，各界要人和社会名流对他都备极推崇。蔡元培、黄炎培、邓初民、李公朴、陶行知等民主人士，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何思源等政界人物，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段绳武、张自忠等军界要人，郭沫若、郁达夫、臧克家等文化名流，或为他题辞著文，或为他的义学捐款。近代教育家陶行知更是以他为榜样，创办育才中学，提倡“武训精神”，抵抗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反对当时的教育体制。1943年至1949年间，中共冀南行署还设立过武训县，成立了武训县抗日民主政府。总之，武训是一位有着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山东民众称其为“武圣人”，知识界视其为平民教育的先驱楷模，国外教育界称其为“无声教育家”。在遭到批判以前，他在历届政权和不同的社会中都是正面的、被褒扬的、受崇敬的形象。 　　《中国电影时报》1986年11月29日发表的《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的文章中介绍，1951年2月，孙瑜带着拷贝到北京请周恩来等领导审看。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胡乔木、朱德等百余位中央首长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此片(徐特立是否参加不得而知，按理应该参加)，“大厅里反应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道“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胡乔木没提多少意见，周恩来只是希望将狗腿子毒打武训的镜头剪短。公演后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 　　1951年批判武训估计是建国后江青第一次干政。那个时候她已经不是当年和徐乾在延安窑洞里一起打毛衣的江青，而是文化部电影处的处长李进。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那一年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组。调查组由周扬负责，由《人民日报》的袁水拍、中央文化部的钟惦棐和江青(化名李进)、山东宣传部的冯毅之、聊城地委宣传部的司洛路，临清镇委宣传部的赵国璧等13人组成。李进是什么人大家心照不宣，即使调查组的人再多，官再大，谁说了算数，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由袁水拍、钟惦棐、江青三人执笔。7月23—31日，《人民日报》连载《武训历史调查记》。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的发表和江青等人执笔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连载以后，武训的命运急转直下。武训成了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样，《武训传》的讨论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批判持续一年多。这一批判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使著名的编导孙瑜受到沉重的打击，据说有40多位同志受到牵连。直至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才算真正有所纠正。胡乔木是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的主持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公开讲话的。他说：“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在那种历史条件下，1951年7月1日《人民教育》第3卷第3期发表了署名徐特立的一篇文章《<武训传>的讨论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篇文章比其他同类文章发表得比较迟。很多人在毛泽东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5月20日之后马上就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观点，而徐特立一直拖到7月1日才表态。这与徐特立平日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积极性不相同。这次批判的是教育家，作为全党全国瞩目的教育家之首徐特立不表态是不行的。但这次表态似乎太慢，而且这篇“文章”出奇的短，包括标点符号在内还只有363个字，一般小学生写作文好一点的每篇作文都不止300多字。再从内容上看具有极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如：“武训所进行的教育是奴隶教育，是躺下来的教育，和我们今天的革命运动站起来的教育是尖锐对立的……这种所谓‘苦行’正是反革命的苦行……我们今天要认识到‘武训精神’正是表现了反革命思想和对当前革命运动的抗拒……” 　　徐特立办学之初，虽未到行乞的程度，却也落了个“徐二叫化”的外号。在办学方面和武训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徐特立任周南女子学校师范部主任教员兼小学部主事时，他和好友国文教员黄厘叔合作，为周南女校撰写了一支校歌，强调的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革命运动，而是反复强调“静心学业”、“效忠祖国”。 　　但后来比武训高出一筹的是徐特立能够看清时局，能够与时俱进。但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对武训也不能够苛求，这个道理徐特立当然明白。因此这篇“文章”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人说毛泽东曾经说过徐特立“师陶不师马”，是否真有其说还未找到十足的证明材料，不过徐特立曾经给自己取名“师陶”确实是事实。“(徐特立)讲到：‘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字叫师陶，这是因为陶行知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教育家，他在教育方面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他对事物的看法，认为行了以后才知，他原来的名字叫陶知行，发现不对，自己改为陶行知。为了尊敬陶先生，故取字师陶’”。[1]既然陶行知都尊武训为师，徐特立对武训的态度可想而知。也许当初电影《武训传》刚公演时，出于内心的共鸣，徐特立难免不与朱德等人一样赞扬过。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事情的关键，就是如果企图从真心拥戴毛泽东的徐特立的内心深处找出一丝半点反对毛泽东，企图和他对着干的想法，那是缘木求鱼，水中捞月，根本不可能的。那么，徐特立自批判武训之后尽量避谈当年艰难办学和原来的教育管理等，是可以理解的。 　　注释： 　　[1]徐禹强、徐文浩．万世师表徐特立[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201页。 　　 徐特立人生轨迹及教育思想发展研究/江来登，孙光贵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