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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泰回忆录——解放延安

王世泰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我当时已调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副部长，部长是钟赤兵，机关驻在安塞县西营村。钟赤兵长征过雪山时因冻伤截了两条腿，也拄双拐。人们戏称我俩是两个部长一条腿。听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我们高兴极了。 　　12月15日，我们带警卫班从安塞赶到延安城北10余华里的杨家湾。傍晚，周恩来副主席一行十七八个人从中央驻地保安赶到杨家湾。我和钟赤兵急忙到门口迎接。周副主席一见面就批评我们说：“你们两个残疾人，谁让你们来的?这儿离城这么近，敌人把你们俘虏去怎么办?”当我们向周副主席汇报了我们急切盼望解放延安的想法后，周副主席关切地说：“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只是要注意安全。”接着周副主席简要地给我们讲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党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对策，告诉我们，党中央已经研究并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他们这次赴西安，正是为了完成中央这一重托。 　　晚饭后，周副主席告诉我们，我们党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早在今年4月已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目前，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部占领了绥德、清涧县城，其先头部队已进至蟠龙镇。他指示我们一定要设法阻止汤恩伯部前进，并要求我军攻城主力在两三天内攻克延安城。他命令钟赤兵迅速回安塞坐镇主持全面工作；命令我赶赴蟠龙地区组织游击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阻击汤恩伯部队，以保证延安攻城的胜利。周副主席还指出，汤恩伯部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要避其锋芒，以游击战术对付他们。让他们白天走不成，晚上睡不好。最少要拖住他们三天时间。 　　当我们汇报到当天中午曾有架飞机在延安上空盘旋了一周，又飞走了的时候，周副主席焦急地说：“糟糕，我们来迟了一步，这正是来接我们去西安的飞机，因为没有发现约定的标志——白色十字，没有降落。飞机会不会再来就很难说了。”他沉思了一会说：“我们要做两手准备，让占领飞机场的部队明天一早用白布摆好十字标志，加强机场的警戒。同时再研究一下如果飞机不来怎么走法。”他把目光转向我问：“骑马3天能不能到西安?”我说：“延安到西安700多华里，有时还得绕道走，骑马3天可到不了，要7天时间。”周副主席又问：“3天到不了，4天5天行不行?”我想了想说：“如果一天能走100多华里，5天可以到西安。”我向周副主席建议，精简人员和行李，沿途争取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帮助下，换马不换人，日夜兼程，力争尽早赶到目的地。 　　在工作人员动手给沿途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起草介绍信时，周副主席说：“现在情况紧急，绝不能延误时间，有些小游击队可能不知道我们。再说，人家要是不相信我是周恩来怎么办?”他又对我说：“你在这里打了多年仗，基层的干部和游击队的人都知道你。我看信就用你的名义写吧!”大家听了后无不叹服周副主席考虑问题缜密周到。于是，给沿途各点负责人及地方政府的介绍信上都署上了“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王世泰”的名字。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周恩来以超人的大智大勇，不仅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出生入死，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而且在每一件具体工作上都体察入微，处置得当，使党的事业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失误。 　　12月17日上午9时，空中传来嗡嗡的马达声，不久一架飞机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这时周副主席一行已走出一段路了，他们发现飞机后，又折返回来，经过交涉，赶往机场。随即，周副主席一行乘飞机飞向西安。 　　12月18日，敌人向绥德方向跑了，宝塔山部分驻军向我部投降，汤恩伯部被我军阻击在蟠龙以东地区，延安宣告解放。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 　　 王世泰回忆录/王世泰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