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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泰回忆录——安塞养伤

王世泰

1936年6月，为迎接我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彭德怀带领红一军团、十五军团西征陇东和宁夏南部。这时敌井岳秀部主力张云渠营乘我大军西进，后方兵力空虚之机，突然袭击我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时，张云渠营驻绥德石湾，仅一天就进占了瓦窑堡。敌人有四个整编连，人多弹足，中央警卫连和红军大学师生奋力抗击，仍然阻止不了敌人的进攻势头。 　　我当时在陕北省委机关养伤，住在米粮山，对面是哨堡子山。由于我拄着双拐，不能行动，但对敌我当时的战况看得一清二楚，干着急，没办法。我对时任陕北省委书记的郭洪涛说：“仗到这个程度，应该考虑撤退。”并问他是否决定了向哪里撤退。郭洪涛听了以后跑去找毛主席、党中央请示，回来后我们就按中央决定向南门外撤退，但仍未摆脱敌人的火力射击范围。我撤出来后在刘志丹墓地附近待命，看见毛主席已出了南门。后来听说，在城外，周恩来副主席、林彪(时任红大校长)都请示毛主席下一步怎么办?毛主席说：“慌什么，等敌人攻上东城再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他处变不惊的非凡气魄，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从瓦窑堡撤出后，毛主席和中央机关转移到了保安县城(现志丹县)。陕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到了安塞县的谭家营。 　　由于是仓促撤退，我和陕北省委机关失去了联系，沿途不仅没人管，连饭也吃不上。当时我身边只有三个人，一个是警卫员董福财(曾当过我的警卫员，后调任红三团青年连连长，打仗负伤住院治疗好了后，又回到我身边)，一个是黄罗武(外号大罗，是关中军分区通讯员，来陕北省委送信顺便看我来的)，一个是马夫老李。途中，我们遇到陕北省委组织部长王达成带的十几个人。十多人一行困难更大。好在王达成脑子灵活，他知道我在陕北比较有名，在安塞打过仗，老百姓大都知道“王团长”，便指着我向老百姓说：“老乡们，这就是我们红军的红三团团长王世泰。现在王团长负伤转移与大部队失掉了联系，大家能不能给我们搞些吃的。”群众一听是我，非常热情，纷纷前来问候，准备了饭菜让我们吃。就这样，我们一路走，一路要饭吃，终于到达转移目的地谭家营。 　　转移途中，我的心情比较沉重，主要是考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想到这次撤退毫无准备，中央红军主力又远在陇东，如果万一再遇到敌师老么骑兵营的偷袭(师老么原为土匪，后被高桂滋收编)，后果就不堪设想。于是向大罗他们说千万不能与师老么相遇。大罗说：“团长，你放心。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只要我们几个人不死，就是背也要把你背出去。”其实，大罗他们曲解了我的耽心，我个人算得了什么?直到我确切地听到毛主席和党中央安全到达保安县城后，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在谭家营，我见到了郭洪涛，我说：“我是个残废，暂时也不能带兵打仗，没有别的要求，请给我找个养伤吃饭的地方。”郭洪涛随即决定让我到安塞县当军事部部长。 　　当时安塞县的县委书记是贺炳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爱民，副主席刘汉鼎兼游击队队长。我去了之后，他们对我非常热情，也非常尊重，让我管游击队，派了个秘书叫李德元，协助我的马夫老李料理我的日常生活。 　　在安塞养伤的三四个月里，我集中精力抓了县游击队的整顿、训练工作。当时的县游击队总共只有几十个人，枪不多。后来崔世俊来了，我让他当游击队队长。到了当年冬天，游击队扩大到了100多人。为解决游击队的经费和过冬服装，我让崔世俊带游击队打出去，到定边、靖边一带打土豪，搞来一大批物资。不仅解决了游击队的全部过冬服装和活动经费，还给省军事部和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一部分。 　　游击队的经费解决后，我集中抓了游击队的训练工作。从队列、射击、投弹到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地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使他们的组织纪律和政治觉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王世泰回忆录/王世泰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