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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泰回忆录——抗大学习

王世泰

1937年2月，国共和谈的局面已初步形成，为培养大批的抗日军政干部，党中央决定将原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起初，抗大只有一、二两队。一队30多人，学校迁到延安时学员增加到四五十人。我参加学习的是二队，学员以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为主，还有贺子珍、康克清等人。我担任2队一个班的党小组长，还有一个任务是重点做原四方面军军长詹才芳的思想转化工作。抗大的校长名义上是林彪，实际上是罗瑞卿主事。 　　从2月入学到7月结业，我在抗大一共学习了将近半年时间。毛泽东、洛甫、凯丰、吴亮平、罗世文都给我们讲过课。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毛主席那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的巨大说服力量。当时，抗大的学员多数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的红军干部，文化程度都比较低，加上过惯了炮火纷飞的戎马生活，突然定下来学习理论，确实困难不少。但是，毛主席讲课我们听起来却丝毫不觉得困难。毛主席讲课，同那些教条主义者抱一大摞书、引经据典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的办法截然不同。他十分重视各种文化程度不同的学员状况，熟悉学员的接受能力，关心大家的学习情绪。因此，毛主席讲课总是很生动，很通俗，深入浅出地阐明观点，给人以深刻地教育。 　　记得毛主席给我们讲得最难忘的一课就是《实践论》。《实践论》是毛主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是为反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而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理论性很强。可是毛主席讲起来，却是那样的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例如，为了说明人的认识怎样从实践产生而又服务于实践这个认识的发展过程时，主席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那些从国民党区域来的各种参观和考察人员，他们头一天看了延安的地形、街道、房屋，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了各种议论，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现象引起了他们的感觉。他们的脑子里产生了许多印象，这就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毛主席接着又说，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综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的“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紧接着毛主席指出，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毛主席用人们非常熟悉的现象作比喻，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此后，毛主席还为我们作了《矛盾论》的讲演。 　　毛主席每次给我们讲课之前，都把讲义印发给大家，先让大家看，不懂的地方提出来，然后再讲，讲的过程中分别解答学员们提出的问题。由于他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教学方法，他的思想就很快能被大家理解、接受。 　　在抗大学习期间，有件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就是1937年4月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会。那时的苏区有两个省委，一个是陕北省委，一个是陕甘宁省委，中央为了边区的统一领导，决定通过召开苏区党代会，把两个省委合并，成立一个统一的边区党委。听参加会议的一些老战友说，最初在选举出席党代会的代表时，大家对陕北省委书记就有意见，因此在会议期间，确定边区党委委员候选人中又有这位同志，大家意见就更大了。中央曾派朱德、林伯渠等领导出面做工作，仍然没有说服大家。选举结果，有个别拟定的主要领导人落选。有些候选名单上没有的却被选上了。通过这次选举，中央发现了问题，对陕北、陕甘的问题有了比较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主要问题是中央初到陕北，在处理陕甘肃反问题上深入了解不够，虽然明确宣布肃反是错误的，是王明极左路线造成的，释放了被关押的同志，但对原来强加给受迫害同志的定性，没有彻底否定。特别是对下寺湾被活埋的100多名陕甘干部、战士没有平反昭雪，原红二十六军广大军政干部，除刘志丹外，其余无一人被安排回原部队任职。所以，大家想不通，议论纷纷，甚至当中央派人做工作时，很多人哭着表示自己不同的意见。这件事充分说明，我们在处理任何历史事件或遗留问题时，必须慎重，必须彻底，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对革命事业也会带来不利。关于陕北肃反问题，中央在1942年召开的高干会议上给予了彻底平反和妥善解决，极大地调动起被迫害同志的积极性。他们大都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王世泰回忆录/王世泰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