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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张德生同志

范 明

我和张德生同志第一次会面是在1938年2月间，当我由安吴青训班调任有我党地下组织的国民党军第十七师(后为三十八军)在三原县所创办的教导大队政治教官时，持冯文彬、胡乔木同志的介绍信到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报到时，德生和汪锋同志同我谈了话，简要地询问了我和杨虎城、赵寿山、教导大队长黎子淦、教务主任李慕愚的关系外，又询问了当年(1932年)抗日学生打戴季陶国民党镇压学生抗日活动的“四·二六”事件的经过和在工作中应注意事项。很少客套寒喧用语，态度严肃谨慎，平易近人。 　　1942年秋，毛主席电召我回延安汇报工作，后对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作了著名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大指示”，并决定三十八军工委归中央直接领导，命我于1943年回三十八军工委复命。当我返回三十八军路经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马栏镇时，向由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关中分委合并后新成立的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张德生同志作了简略的汇报。张德生同志很认真地询问了各种细节问题，并指示应当遵循毛主席关于统战工作的八大指示精神，结合三十八军工委和上层统一战线的具体情况，做好贯彻落实工作。对省委某同志掐断省委同三十八军工委关系的做法，承担了他也有责任的自我批评。他的模范言行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1944年3月，中央调我回到延安述职后，命我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我回到西北局统战部工作，又与新任西北局秘书长的张德生同志会面了。不久，高岗和德生同志与我谈话，命我以三十八军分布在西北五省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为基础，到马栏镇进行白区布点工作。1945年12月底完成任务后回到西北局，将108个西北五省白区布点名册和情况报告交给了时任统战部部长的张德生同志(高岗已去东北)，他认真地边看边圈边点，然后又仔细地反复询问了每一个布点和每一个人的详细情况。我都如实地详细地加以说明。他最后含蓄地既是称赞又是告诫地说：你的才能是过人的，但要随时警惕骄傲自负，又要随时经得起党内的委屈考验。我虽然也如在中央党校作思想总结时所作的自我批评一样作了回答，但是内心却有一点嘀咕：怎么刚刚和他一起工作就出了差错?不免感觉有些跷蹊。他作为一个长期做组织工作的领导同志，似乎看透了我的内心疑虑，笑着说：“这不是对你作什么批评，而是希望你多加警惕。”德生同志这种对同志的优点和成绩既能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和表扬，又能随时随地敲警钟戒骄戒躁，防患于未然的“君子爱人以德”的高尚作风，不仅在这次“开场白”的教育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感受，而且在尔后长期与他共同工作中，受益匪浅。 　　1947年2月初，胡宗南以5个旅进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庆阳、合水、西华池等地，作为进攻延安的先驱部署。中央以三五八旅、新四旅、警一旅等部组成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以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廖汉生为副政委，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并任命我为政治部敌工部长。2月3日，我即带着西北民主联军骑六师政治部组织科长王直、副科长付生等到集团军政治部徐立清主任处报到。3月5日拂晓前发动了围歼侵入陇东、合水、西华池胡宗南部四十八旅的战役，虽然击毙了敌旅长何奇，但未能全胜。3月15日中央撤销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组成了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西北野战兵团。于富县套筒原以原野战集团军的司令部、政治部为基础，以张宗逊为副司令员，张文舟为参谋长，王政柱为副参谋长，组成了司令部；以徐立清为主任，甘泗淇、张德生为副主任，组成了政治部。彭总并于当日召见了徐立清主任、张德生副主任和我，决定以原西北局城工部和统战部的大批干部为基础，成立了随军工作团。并以此为基础，加强敌军统战联络工作，将敌工部改为联络部，增设了联络训练科、秘书科、情报科等，并调任工作团原城工部的负责同志张光天、方晨和原任科长王直、付生等同志分任科长、副科长，实际上就是把西北局的城工部、统战部的工作转移到战时的联络部，仍由我任部长，李宗贵(赤然)任副部长。另外又以地方工作团为基础成立了民运部，并以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鲁直为宣传部长，原保卫部长郭步岳为保卫部长。张德生同志在这一有利条件下运用他善于作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团结工作、统战工作和地方工作的经验，在西北解放战争中领导我们做好以上工作，起到了很重大的作用。 　　1948年3月，西北野战军(原西北野战兵团)在瓦子街、宜川战役中消灭了胡宗南王牌军刘戡、严明部后，于4月间，挥师南下，一举解放了宝鸡，消灭了整编七十六师一部，并俘师长徐保(因伤重毙命)。但由于我们对马步芳部积极支援胡宗南估计不足，胡马采取了两路夹击的战术，加以我军对由西安向西的胡宗南主力部队之阻击失误等原因，置我军于被包围不利态势下，遂紧急撤离宝鸡突围北返，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在突围中，有一次总部与部队失去联络，总部手中只有我所直接掌握的两个战斗连和民众剧团，彭总身边只有张文舟参谋长、王政柱副参谋长、张德生副主任和我数人，彭总把我和张德生同志调到他的身旁，直接指挥这支“文武混合”部队，井井有条地多次突围脱险，回到了关中马栏镇。张德生同志在这一整个突围脱险过程中，他虽然不是有军事素养的军事指挥员，但他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有很好的素养，特别是在打了败仗时所表现的临危不惊、镇静自若、按步就班，作好各项政治工作的作风很感人。在敌人重重包围生死难保的危急情况下，他从容不迫地安置了伤员后，叫我召集全体共产党员到一个大土壕下面，开了紧急会议，他号召所有共产党员把随身所带的党证、军政文件、党内文件、以及日记书信等，即令是片纸只字，也都当场全部烧毁，并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随时准备被俘，严守机密，临危不惧，临难不苟免。并举行了宣誓，唱了《国际歌》，慷慨激昂，声彻云霄，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从而能在七天七夜食不裹腹、夜不得眠、极端疲劳困苦的条件下，保证了总部这支文武兼备的独立支队没有损一兵一卒，安全地胜利地回到了边区马栏镇。当这支部队下到马栏川半坡时，德生同志和我随着彭总身后，看见彭总摇摇晃晃的打瞌睡，德生同志叫我上前扶着彭总，彭总从容不迫地拉着我的手边走边说：“你知为将之道否?”我一时懵懂，丈二高的烛台摸不着头脑，未敢回答。彭总用着读四书五经的腔调说：“夫为将之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奔于前而目不移，骤然临之而不惧，无故加之而不怒，斯可以为将矣!”我虽知道这是《孙吴兵法》上的一段名言，但又惶愧不敢明言，只得不着边际地说：“是!是!”彭总回头看着德生同志笑着说：“现在到家了。我要到半坡窑洞睏觉了。”便径直走到一个破窑洞里，跌倒就睡，还没等我们出门他就鼾声如雷地睡着了。德生同志和我高兴地走出窑外，他感慨地说：“怪啥毛主席常说，能打胜仗的将军固然可贵，但能打败仗的将军则更可贵，彭总刚才在坡上问你的那段话，你为何唯唯诺诺不答?”我说：“我问心有愧，不好意思回答。”德生询问究竟，我说：“我原来以为彭总是个身经百战的老粗将军，今听彭总训言，方知我真乃是有眼不识泰山，十分惭愧。”德生同志也笑着说：“这确实是一副治疗你骄傲自负的良药，也是一副治疗我军事知识短少的良药。” 　　1947年深冬，赵寿山同志经华北、晋西北到陕北。1948年1月前后，赵寿山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的司令员。这时，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尚在陕北，赵寿山同志向周副主席提出，毛主席曾经答应他的党龄可以从“双一二”西安事变算起的问题，周恩来副主席当即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确认他于1942年曾批准赵寿山入党和党龄从“双一二”算起这件事，但现在考虑，根据党章规定，应从申请入党之日算起为好，并嘱咐周恩来副主席先找我谈明情况后，由周亲自向赵传达此事。一天，周恩来副主席来到洛川车雷村找我，查询了毛主席批准赵入党和党龄可从“双一二”算起的经过，并传达了毛主席指示，要我和张德生配合组织向赵作好解释工作，然后他向赵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赵的党龄应从1942年申请入党之日算起的决定并作了解释。赵寿山同志当时虽然表示接受，但情绪上不够愉快。我把这些情况向张德生同志作了汇报，德生同志很警惕地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我们有责任把这件事情办好。”并当机立断，叫联络部准备一桌赵寿山同志最喜欢吃的户县哨面和西凤酒，欢迎赵寿山同志吃便饭，以便轻松愉快地给赵作好思想工作。同时又把我们这个打算向彭总作了请示报告。彭总幽默地说：“好呀!通过统战工作形式做好党内团结工作、思想工作，这就是通过灵活性达到与原则性相结合的好办法，这是你们作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拿手好戏。”德生同志谦虚地说：“党内好多同志也都是先经过交朋友而后才入党的，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上关于党的三大法宝中也作了这类有关指示。”德生同志在这个所谓便饭的聚会上，一变在党内会议上的严肃态度，先从询问赵的夫人和子女的生活安排拉家常谈起，然后又从赵和蒋介石斗争了几十年，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称为“座山虎、变色龙”的英雄事迹，说到毛主席把三十八军誉为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做着八路军和统战工作典范的功绩都是在赵的领导和党的工委领导下完成的评价，等等。使赵在席间心情愉悦，开怀畅饮。德生同志又循循善诱地说到毛主席原来把赵批准为特别党员，并决定党龄从“双一二”追认起，这完全是适时和对党有利的最高原则出发而决定的，是完全英明正确的；现在你既然胜利地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并且担任了西北野战军的副司令，原来批准的“特别党员”党龄就应当实事求是地按新党章的规定，按1942年申请参加党并经批准之日算起，这不是轻视，不是贬低，而是更重视，更光荣!毛主席特派周恩来副主席在日理万机情况下，亲临前线为你传达中央决定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希望赵老不要介意。赵听后又感激，又高兴，又自责地说：“听了你们对我的开导，使我豁然开朗，我是个‘杨五郎半路出家’的党员，没有经过党的严格生活和锻炼，旧毛病、旧思想、旧作风一时又改不过来，希望党对我多加教育改造，我一定要刻苦改造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果然，解放后赵老以60岁的高龄，硬是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实践了他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诺言。在此以前，我和德生同志的接触过程中，对他不苟言欢，不善于循循善诱，对同志的批评和说服方面有些过火的感觉，至此豁然冰释。德生同志这种有理有利有节循循善诱的高尚作风，使我不但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和感受，而且使我学到了如何善于把灵活性与原则性结合起来，区别对待各类不同对象的问题，从而达到循循善诱、治病救人的目的。至今忆及，恍如犹言在耳。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张德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原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他经过了艰难的说服工作，终于取得了彭总的支持，任命我(一野政治部秘书长、联络部长)兼任兰州市军管会联络处工作，大力开展民族上层统战工作和藏族、回族为主的联络统战工作。他在领导这一特别复杂、特别敏感、特别细致而又在政策性特别强的高度政治工作中，既能恰当地运用灵活性而坚持原则性，又能善于运用群众工作而团结上层民族统战人士；既善于克服党内某些同志在民族工作和上层统战工作中所犯的极左狭隘阶级观点和作法上的错误，又能坚定地支持在这一工作中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某些同志的主张和作法；既善于在宏观方面把握党的政策，又善于在微观方面落实党的总政策总策略。为了具体说明这些，特将我于1949年10月12日写的《兰州市军管会联络处工作总结报告》中所记载的片断事迹和张德生同志的批示抄录于下。 　　《报告》在《派遣联络》一节中说：“尽量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大量派遣关系，向敌人进行瓦解工作。不要急躁不要企图立刻生效，而应把眼光放大放远，能做到起义投降固然很好，但即就是不能实现，那怕说几句关于我党我军政策和行动的真实话，或把敌人动摇一下，对我们都是有利的。但我们部队中有些个别同志，直到今天，还存在着单纯的军事观点和狭隘的阶级观点，对于派出某些上层关系去进行瓦解工作，采取一种消极和不信任的态度，甚至于不愿叫去，嫌这些上层关系成份不好。例如在我十九兵团进军宁夏之前，我们经过兰市回族各种关系，组织了一个赴宁和平代表团，交由十九兵团派出，但该兵团个别同志认为要这些绅士去宁夏，不仅无作用，且会引起群众反感，不同意前去。经我们一再考虑后，认为至少没有什么坏处，于是为其专雇一车前去，结果事实证明，对解决宁夏问题，的确起了一部分作用，而这种作用，恰恰正是这些绅士们的特有条件，在我们与敌对阶级斗争时，往往是有效的。达到了我们少死人，少破坏物资的目的，那怕进行这项工作的人是一个什么地主豪绅，也是合乎阶级观点的，因为少死人，少破坏物资，这就是具体的阶级观点。”张德生同志对这一段批道：“从全局和长远利益着眼，这样做完全对的。” 　　《报告》说：“党的政策是具体的，必须有赖于我们每一党员，从最细微的地方做起，而这些细微的去处，恰恰又是最易被人们所疏忽的，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均为众矢之的，不仅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是千百万的目视手指，我们决不可认为自己是‘雄才大略’而忽视小事，所谓‘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这个道理，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大参考价值的。例如，拉卜楞黄正清远逃卓尼草地，但他为了探听我们的态度和真实状况，他派有好几个情报人员，专门驻兰进行了解，他们把军管会贴在黄正清公馆门口的命令(不准军队驻扎)，一字不遗的抄送给黄正清，把张副司令、甘主任、张副主任访问藏民谈占云的情况，星夜赶送拉卜楞。不仅对当地藏民群众起了很大的安慰作用，并且对黄正清下决心交代保安司令，毅然决然来兰学习，也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工作同志，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对一个看门的少数民族访问与不访问、保护与不保护，似乎关系很小，人家很笨，不懂得什么，这完全是一种自高自大的主观主义。”在此处，张德生同志批道：“这些细微的去处正是不细微的大节。” 　　《报告》在讲到少数民族工作经验时说：“对少数民族共同特点的落后性与狭隘性，必须以极大的忍耐心去迁就与说服，不可厌恶和性急。而应以阶级观点，来认识他们的落后性与狭隘性，是由于过去统治阶级的大汉族主义所造成。他们今天对我党我军的看法，虽然基本上有了改变，但对于千百年来的旧习惯，还不能一下子都完全改变过来。因此我们必须有意识有计划的去迁就，而迁就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和提高，决不是为保存和发展他的落后性。我们有些同志，认为回民的饭吃得，话听不得，以及利用藏人反对回人或利用回人反对蒙人的观点和方法，都是没有阶级观点的错误看法。”张德生同志在此处批道：“应向革命同志尤其做少数民族工作的同志进行教育。” 　　张德生同志在我写的民族宗教等问题的其他报告上有关政策性的批示还有，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了。 　　总之，张德生同志是一位集组织工作、统战工作、民族工作、群众工作以至军队政治工作大成于一身的典范，杰出的高级领导同志。他不仅是我的好领导，而且也是我的良师益友，至今忆及，恍如昨夕。但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他和其他老同志一样，也都没有跳出从对毛主席无限信仰崇拜的正面转化成无限迷信的反面这条悲剧，从而也导致他在执行迷信式的极左路线中难以避免的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错误，这对他来说，仅仅是“不以小眚掩大德”的微小黑点，无愧于他光辉的一生。     　　(因本书篇幅所限，征得作者同意，本文节选自其长文《回忆张德生》，1996年5月26日)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