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军事领导人 > 张德生 > 其他资料

甘肃人民怀念张德生同志

王世泰

我认识张德生同志比较早。 　　抗日战争时期，德生同志先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以后长期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工作。在领导陕甘国统区我党地下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德生同志先是省委党委兼组织部长，后是省委书记。后来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委合并，成立了中共关中地委，德生同志任地委书记。在这段时间里，我先在警备第三旅兼三边警备区任政委，后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任副司令员，常同德生同志一起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一些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在关中兼任过几个月警备区司令员，德生同志以地委书记兼警备区的政委。不久我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德生同志也调到西北局任秘书长，同在延安工作。 　　1947年2月，蒋介石调集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首先以7个旅的兵力于2月中旬侵占了我关中分区，我关中守军在作了必要的阻击后奉命跳出敌军合围到陕北集结待命。3月2日，敌又以5个旅进攻我陇东分区，我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在歼来敌第四十八旅1500余人后到富县茶坊地区休整。我当时任野战集团军副司令员，也随部队来到茶坊。3月11日，彭德怀同志来到茶坊传达中共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具体部署抗击敌军工作，并命令我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的名义，带领警一旅第三团和警三旅第五团南进关中分区，先收复关中分区，然后以关中分区为依托，向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咸榆和西兰公路，相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受命后，即带领几个参谋机要人员和一个骑兵通信班、一个山炮连、一部电台，离开茶坊向中共关中地委和警一旅旅部临时驻地宜君县上畛子进发。3月13日到达上畛子，在这里碰上了张德生同志，他是来关中传达西北局关于战备的指示精神的。德生同志参加了我传达中央军委的指示、彭德怀同志的要求和部署收复关中分区军事行动的会议。后来他跟着我们一起行动，转战在关中各地。 　　3月16日，收复关中分区的战役行动开始。经过22天途经千余公里的战斗，消灭敌军2000余名(不包括分区地方武装消灭的)，迫使敌陕西保安第六团撤出我关中分区原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驻地马栏镇。关中分区收复后，我们即以关中分区为依托，向敌占区出击。5月初，我主张打耀县，讨论时有的领导同志不赞成，但德生同志坚决支持我的主张。耀县是5月5日打开的，共歼敌1500余名，缴获甚丰，参战部队中仅三、五两个团就缴获轻重机枪70余挺、步枪1500余支，运回边区的物资有上千驮子。拿不完的弹药我们点火焚毁了，火一直烧到次日晚才熄灭。5月中旬，我们决定打旬邑县城，德生同志对我讲，国民党旬邑县自卫大队的大队长马志超是我党的地下党员，一直由他单线联系，他可以设法通知马志超，让马在我军攻城时控制住他的部队，配合我军的行动，能起义就起义，不能起义则不要抵抗。5月22日，我警一旅三团包围了旬邑县城。攻击前，天下着雨，部队在河滩里趴着，身边流着水。攻击令下后，部队蹚水过河，三营迅速接近南门搭云梯登上城墙，一营也攻进东门。城内的敌人稍作抵抗后就撤到西堡子据点内。三营接近西堡子，用山炮、追击炮轰击，不多时敌军便打出白旗全部投降。攻占旬邑如此轻易取胜，共产党员马志超起了很大作用，原来他接到德生同志的信后便着手准备，在我军攻城前他就把自卫大队的副大队长等人扣押了起来，把士兵集中在几个院子里不准乱动，所以我们攻城时城内只有敌人的保警队来抵抗。旬邑县城解放后，德生同志表扬了马志超。旬邑起义官兵200多人，改编为关中纵队旬邑支队，马志超任旬邑县政务委员会主任兼旬邑支队支队长，就地开展游击活动。打罢旬邑，德生同志回到了西北局，根据他提供的情况新华社发布了“国民党旬邑县自卫大队长马志超率部起义”的消息。 　　德生同志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和地方工作，可以说不大懂得军事工作，但是他很懂道理，懂革命道理，懂大局，在同我们一起战斗的这几个月里，他热情诚恳地支持我的工作，发挥他对地方工作熟悉的优点，帮助部队开展群众工作，组织群众支援部队，同志们很满意。 　　1947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以警一旅、警三旅和骑六师合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任命我为司令员兼政委。不久张德生同志调到西北野战军总部工作，任政治部的副主任，主管地方工作和群众工作。1948年春夏之交，彭德怀司令员率领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打到宝鸡。每到一地，德生同志就找当地地下党的同志了解情况，布置工作任务，组织群众支援解放军。西府的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武装，在出击西府的战役中做了不少工作。 　　1949年西北的解放战争发展很快，8月26日兰州获得解放，我任甘肃行政公署主任，德生同志为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早在兰州解放前一个月的7月26日，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就决定成立中共甘肃省委，以张德生为书记，孙作宾为副书记，我为常委。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布成立，邓宝珊任主席，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任副主席。省人民政府成立党组时我为书记。这个时候我还是一野第二兵团的政治委员，后来在西北军区任副司令员，一段时间驻在天水指挥8个师修宝天铁路，1953年初离开甘肃到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的副部长。在这3年多时间里，不论中共甘肃省委还是省人民政府，不论党内还是党外，不论干部还是群众，大家的精神状态很好，团结干革命，合作发展生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很高。作为省委第一把手的张德生同志工作极为谨慎，很多重大事情他先同孙作宾和我3个人一起商量，再拿到常委会议上反复讨论，还要同邓宝珊、马鸿宾、吴鸿宾、黄正清等民主人士商量。甘肃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省份，德生同志对民族、宗教工作更为谨慎，他在中共甘肃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指出：“进行少数民族和宗教工作必须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有关少数民族问题，事无大小，均应事前请示，绝不允许有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发生”，“统一战线中的任何问题，事无大小，都要严肃对待，不得马虎”。正由于我们都比较谨慎，认真严肃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尽管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民主改革，但是步子稳妥，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没有什么大的失误。甘肃人民怀念张德生同志。 　　德生同志自觉实践党的三大作风，是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他说话做事总是实实在在，不尚空谈，不搞花架子，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对自己的成绩不夸张，对自己的缺点和工作中的失误不掩饰。对干部的要求很严格，在严格的要求中爱护培养干部。德生同志离开甘肃后，一直在陕西省委作第一书记，逝世前几年又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左”的思潮盛行的那段时间里，虽然德生同志也难免受到影响，也难免工作中有失误，但是他同那些搞极左的人有“天上地下”之别，说话做事还是有分寸的，是相当谨慎的，所以比较起来，他主持工作的地区的失误损失相对来说就少些、小些。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 　　(1994年7月24日于兰州)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