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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生同志是我学习的楷模

白纪年

前几天，省委党史研究室送来张德生同志的传略征求意见稿，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传略勾起了我对很多往事的回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张德生同志是位十分令人尊敬、怀念的革命老前辈，对于他的早期革命活动，作为一个晚辈，我知道的很少。我认识德生同志是在他1954年10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之后，从我所了解、知道的一些很不完全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传略对德生同志主政陕西时期，包括他在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期，以及领导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中主要活动的记述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文中对德生同志在这十多年工作中思想心态的表述更是十分令人信服。传略的执笔者并没有用什么华丽溢美之词，只是朴朴素素的记事，却实实在在把受人十分尊敬、怀念的张德生同志再现在人们的眼前。我看到的这类材料不多，但就我所看过的同类材料而言，张德生同志的传略征求意见稿是写得最好的一个。 　　在张德生同志主持陕西工作的十年期间，我在德生同志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担任省级部门的领导工作，有幸同德生同志有较多的接触，常常向他请示汇报，聆听他的教诲。德生同志的性情比较沉静，严肃多于活泼，但是当他同你谈话，总是感到亲切、真诚。我的成长和进步，很多方面是同德生同志的关怀教育分不开的。 　　张德生同志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都给我以极深刻的教育和启迪，有些事情至今想起还历历在目。尤其是他的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和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值得永远学习和发扬。 　　1954年张德生同志调到陕西时，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已全面铺开。对于这个前无古人的农村根本性的大变革，德生同志和省委以十分谨慎的态度进行精心的指导。德生同志反复教育各级干部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提出的“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既要热情支持和保护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又不能歧视和打击还不愿参加农业社的农民，要循序渐进，发展一个农业社巩固一个农业社，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建立农业社，不能盲目冒进求快求大。他反复强调，看一个农业社办得好坏主要是看它有没有增加生产，看农业合作社运动是否健康主要是看绝大多数农业社是否增了产，增产与否是衡量农业社办得好不好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不是健康的最主要标志。他还反复强调，必须从各方面切实改进农业社的领导，必须爱护和发扬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越高就越需要爱护和正确发扬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必须重视和总结群众的生产经验和运用现代科学的成就总结老农的生产经验，在生产上要让农民唱主角，不能干部包办一切，强迫命令的办法即使再好的生产计划和增产措施都是得不到好结果的，等等。正因为如此，陕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是健康的，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已基本完成对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和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1952年比较，全省粮食总产量增长36．6％，年平均增长率为9．15％；棉花总产量增长30％，年平均增长率为7．5％；社会总产值增长1．19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9．7％；人均国民收入增长84％，年平均增长率为21％。 　　1956年，国家第一个经济建设计划摆在陕西的工厂不少已经建成，同时陕西的地方工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在此期间，德生同志在抓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生产的同时，抓了对工业的调查研究。根据当时重工业多轻工业少、骨干工业多生活服务行业少的实际情况，他明确地提出，陕西的工业布局必须处理好“骨头”和“肉”的关系，即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骨干工业和生活服务行业之间的关系，不能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德生同志的这个看法，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赞赏，毛主席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说，就象张德生同志所说的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的问题，将来问题很大，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许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周恩来总理也很赞赏德生同志关于“骨头和肉关系”的见解，直到德生同志逝世之后，还多次提到这个问题，要求各地在工业建设中切实注意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1960年，德生同志又代表省委指出陕西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着“两长两短”的问题，即：工业腿长，农业腿短；机械工业腿长，原材料工业和轻工业腿短。提出“千方百计加强农业战线”的口号，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农业战线。1962年，他又代表省委提出对陕西农业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即：陕北地区要在粮食自给有余的条件下大力发展林业和畜牧业，陕南山区要在粮食自给有余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山货土特产，关中平原和汉中盆地要建设成为商品粮棉的基地。这些观点和措施的提出和贯彻执行，促使陕西的国民经济建设比较健康的向前发展。在抓农业增产的具体措施中，不论是陕北、陕南和关中，德生同志都要求大力抓好水利建设，说这是发展陕西农业生产的一个根本性措施。在一次专题讨论水利工作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德生同志认真地听取了省水利厅长管建勋和几位水利专家的汇报和发言，他作会议结论发言时充分肯定了水利部门的工作，要求水利战线的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发扬成绩，争取更大的胜利，并说他赞成对在水利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同志立碑树德，留名后世。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对此印象很深。 　　1958年全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但是在那样的大气候下，德生同志和省委还是比较谨慎的，所以德生同志被指责为“四平八稳”，陕西被批评为“黑锅底”。德生同志也很着急，自责能力不行，但是他硬着头皮不讲假话。他还叮咛去中央和中央部门开会的同志不要随风倒讲假话，不提高指标，不冒报粮食产量，如果在会上过不了关，可以先把会上给的指标背回来，省上认真讨论后实事求是地上报。他还提醒外出开会的劳动模范说话要有分寸，不要提那些实在办不到的高指标，不看风向虚报粮食亩产量，不提那些违反经济规律的口号。在那个时候，中央给地方的具体的经济指标，往往是当作政治任务下达的，接受和完成与否也往往是从政治上来看待的，所以中央分给陕西的具体指标，省上不能不分解下达到地县。具体经济指标虽然分下去了，要求各地完成，但是德生同志的心中是有数的，一方面一有机会他就向上反映陕西的实际情况，要求上级调整给陕西的指标，一方面不采取高压手段强迫下级去做实在做不到的事。所以陕西在1958年和1959年上报的粮食产量是比较接近实际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还调出一大批粮食支援兄弟省区，省内度过灾荒的时间也比较短一些，受到中央的表扬。 　　张德生同志在陕西工作期间，正赶上党内斗争激烈。中央几次大的斗争，一些陕西干部首当其冲。其间，他有过正确，也有过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他始终是真诚的。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有的人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指责陕西的镇反不彻底，土改不彻底，即民主革命不彻底，应深挖潜藏的反革命分子，补订土改时漏划的地上富农。对于这样严肃的问题，德生同志主持于1963年10月5日至9日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作了回答。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批的安排意见和若干政策问题(草案)》中说：“根据试点情况看，陕西绝大部分地区民主革命是比较彻底的，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的。不彻底的是少数地区。这次运动中，不需要一般地进行清查漏网地富分子的工作。除个别情况特殊的外，都不要重新划阶级。”1964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各省区的形势和当前的工作安排。2月3日，德生同志在会上发言汇报陕西当前的农村形势和农村工作安排问题。他以大量的具体材料说明陕西多数地区的粮食生产水平和农业生产力已经基本恢复，1963年冬季的农业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搞得比较又快又好，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安排，他说一是学习解放军，抓政治思想工作。搞社教要主要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基层干部，要明确社教运动必须以推动当前的农业生产高潮为目的。二是抓农业生产中的几项重大措施。即：抓以水、肥、种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抓多种经营，解决发展多种经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问题；抓科学实验，从省级到生产队各级干部都要种试验田，县委书记要学科学，要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逐步实现武功现代化农田样板实验、渭北旱原农牧综合发展实验、关中平原粮棉高产实验、汉中平坝粮油高产实验、西安市郊区副食品基地、陕北水土保持实验、长城沿线沙漠改造实验、关中盐渍地防治实验、秦岭巴山发展土特产和木本粮油实验、渭河治理实验等陕西农业科学技术规划的“十大块”实验的要求。三是调整干部，提拔青年干部。四是抓改进领导方法。抓典型树样板，抓规划，抓落实，把要做的事情老是停留在会议上、嘴巴上、文件上，不落实，终久是要吃大亏的。德生同志在这个发言中没有讲陕西“阶级斗争”的情况，也没有具体讲当前如何抓“阶级斗争”，无怪乎后来被有的人说成是“唯生产力论”、“不突出政治”的典型。实际上这是德生同志对“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论调的再一次回答和批驳。德生同志的这一正确观点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全贯彻下去，但在一些地方是起了作用的，保护了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和应该团结的富裕农民，也再次反映了德生同志的求实精神。 　　张德生同志主持陕西工作的后7年，又正是中央在工作指导方针上发生严重失误的时候，作为中央领导下的一个省，陕西的工作不可能不发生失误以至严重的失误。尽管这些失误大都是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下发生的，但是一旦中央指出要纠正这些失误，德生同志就积极地坚决地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并且自觉地承担责任，向中央和干部群众进行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自我批评，并且在实际行动中认真地进行改正。他多次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他诚恳地说陕西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错误，主要来自省上，应当主要由省委负责，首先应当由他个人负责，说由于他个人学习不够，工作不深入，在工作中提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意见，在党内斗争中对一些同志的批评不够适当，产生的不良影响是很大的。对于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干部，德生同志更是严于自责，诚诚恳恳地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1962年10月29日，他在省委全体会议上说：“我们在反右倾斗争中错误地批判和处分了一些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我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我向这些同志表示歉意。”他还多次向有关的同志当面检讨错误，赔礼道歉。他对陈元方同志说：“1959年把你批判错了，这件事干得很荒唐。”元方同志对德生同志的诚恳自责态度深为感动，写了一首七绝诗赞扬德生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元方同志生前曾对我多次讲过，象德生同志这样作自我批评的，是不多见的，很可贵的。的确如此，凡是听了德生同志作自我批评的人，无不为他的诚恳态度所感动、所感染，德生同志确实是严于律己勇于作自我批评的典范。 　　张德生同志还十分注意干部队伍的建设。他没有狭隘的地域观念，他不以个人的好恶亲疏干部，他使用干部很少有论资排队的观点，坚持搞五湖四海，坚持任人唯贤。他对身边工作的人员在提级使用上更是严格要求，相反他对那些文化水平高、能力强的其他年轻干部则是建议破格提拔，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提拔起一批三四十岁的省级干部。他善于启发并提倡创造性的工作，鼓励干部多独立思考，尊重干部的独立思考和见解，最反对那种唯唯诺诺，不敢充分发表不同见解，在是非、争论面前模棱两可、态度暧昧的作风，很反对那种不动脑、不动手，开会带助手(当时戏称“二排议员”)的官僚习气。他很爱护干部，尤其爱护青年干部，重视对青年干部的培养教育，常给年轻干部以特殊照顾，这些同志有了缺点出了毛病，他以更耐心的态度去帮助，循循善诱，多方开导。在对人的处理上包括必须给予处分的干部，德生同志更为谨慎，主张留有余地，他常说“宁可九十九，不可一百一”，“结论作得高了，不容易降下来，即便降下来，也会伤感情的”。直到他生命垂危时，还对看望他的地委书记们说，无论做什么事情尤其是在人的问题上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并以自己在这方面的教训教育干部，说他对曾经错误批判的两位省级领导同志一直深感不安。德生同志对其他工作也是这样，注重求实、务实，厌恶华而不实，反对弄虚作假，求实精神贯穿在他的各个方面。 　　张德生同志离开我们已31年了。回顾几十年曲折的革命实践，特别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的磨劫，更觉德生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的可贵。我虽已退出一线工作多年，但是还要以德生同志为楷模鞭策自己，激励自己，努力作到不失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1996年3月24日) 　　 张德生/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