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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区风云 跨过险山恶水

江英

1935年9月，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按照张国焘南下的命令再次穿过茫茫草地，返抵毛儿盖。在穿过草地时，他和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坐在一个山包上休息，只说了一句话：“我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 　　9月底，徐向前率部在党坝地区与左路军会合。朱总司令目光炯炯，步履稳健，似乎有天大的事也没放在心上一样。这使徐向前受到很大安慰。而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警告和朱德总司令的一再劝阻，顽固坚持其分裂主义和南下方针，要把红四方面军及五、九军团拖到川康边去。他于9月中旬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声称只有大举南进，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 　　9月12日，党中央在北上途中，召开了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命令张国焘率部北上。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张国焘诬蔑中央红军“向北逃跑”，是“右倾机会主义”，声言要“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撤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张国焘“请”朱德和刘伯承发言。刘伯承讲了一番革命形势和加强红军团结的话，话里有话，反对张国焘那一套。朱德总司令语重心长地说：天下红军是一家，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和世界都有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不能反呀!会上有人示意要徐向前发言，要他反对中央，他始终没有发言。在这次会上，张国焘公然宣布成立所谓“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和“下令通缉”他们。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话。徐向前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张国焘大言不惭地以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的事例为自己辩解，根本不听劝告。 　　10月7日，红军总部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规定红军主力沿大小金川两岸夹河并进，为南下天全、芦山等地创造条件。这次战役中，右纵队渡河受阻，耽搁10多天，任务全由左纵队承担。左纵队兵力不足，无力乘胜围歼逃敌，结果只打了一个击溃战。此役，共击溃刘文辉、杨森部6个旅，歼敌3000余人。朱德高度评价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认为是一支过得硬的红军队伍，继承了叶挺独立团的铁军传统。这次战役的主要缺点是，兵力不够集中，影响了扩大战果。 　　10月20日，红军总部又发布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决定：以主力夺取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州、大邑等地，建立广大的根据地。这一带崇山峻岭，森林交错，悬崖峭壁，道路崎岖。红军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动作，连续翻山越岭，勇猛杀敌，表现了旺盛的攻击能力和顽强、果敢、迅猛的战斗作风。仅半个月的时间，即攻克宝兴、金汤、天全、芦山等地，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广大地区，毙俘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造成了进可横扫川西平原的态势。成都告急，重庆震动，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大小军阀，无不惶惶然。 　　战局打开后，红军向什么方向发展?徐向前认为：天全、芦山一带粮食和人口较多，便于补充，主张在此与敌决战，得手后趁势推向川西平原。张国焘同意了。这时，刘湘为确保川西平原，屏障成都，已调集主力前来防堵，兵力共达80余个团。徐向前决定取中央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术，力求将敌分割全歼。战役发起后，进展相当顺利。红军发挥近战、夜战的特长，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扫敌200多碉堡后，攻占百丈关重镇；接着将援敌6个旅击溃。 　　占领百丈后，徐向前令部队停止追击，构筑工事，准备对付敌人反扑。11月19日拂晓，敌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东、北、南三面向突出于百丈地区的10余里长弧形红军阵地猛烈进攻。刘湘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夺回百丈。临阵不前者，一律就地枪决。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与敌血战。在敌机的疯狂轰炸扫射下，百丈附近的房舍、村落成了一片火海。红军战士一次又一次地与冲上来的敌人肉搏格斗，鲜血染红了稻田里的泥浆。百丈被敌突入，展开激烈巷战。徐向前来到百丈街指挥作战。部队冒着浓烟烈火与敌搏斗。杀声震野，尸骨遍地，许多战士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这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战斗持续了七昼夜，红军毙伤敌1.5万余人。徐向前和陈昌浩考虑连续血战十分不利，乃命令部队撤出战斗。百丈战斗红军伤亡近万人，被迫转入防御。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办法，实行堡垒战术，在巩固既有阵地的基础上步步推进。 　　那年冬天，异常寒冷，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红军中不少人冻死在雪地里，有的人得了雪盲症。这里又是少数民族杂居区域，生产落后，物资缺乏，人口稀少，红军处境更为艰难。这在广大指战员中也引起了日益增长的怀疑和不满。徐向前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 　　不久，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打电报给张国焘等人，说明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直罗镇一仗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到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消息传到仍在长征途中的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非常高兴，对张国焘说，中央红军打了大胜仗，出个捷报，发给部队，鼓舞士气吧。张国焘反应冷淡，说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1936年1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的决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昌浩、徐向前、周纯全、傅钟等人。大家都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共中央的决议和关于谋求党内统一和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抗日的观点。张国焘见大势已去，先是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继又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作出了急谋党内统一的姿态。大家要求取消另立的“中央”。还有人提出，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作为过渡措施。 　　这时，天全、芦山地区薛岳部正集中6至7个师的兵力与川军配合，向四方面军进逼。四方面军领导人一致决定，执行北上方案，率军向道孚、炉霍一带转移，伺机策应二、六军团北进。方面军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方针，至此宣告破产。 　　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分为三个纵队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发。从丹巴至道孚，要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主峰党岭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徐向前和指战员们一起，拄着木棍，顶着风暴，一步一步地攀登。山上的空气越来越稀薄，被汗水浸透的衣服，转眼冻成了冰坨。部队终于胜利通过党岭。徐向前下令把一面红旗插在顶峰，给后续部队指引方向。 　　3月15日，四方面军机关总部抵道孚，随后进驻炉霍。接着，三十军占领西康东北部重镇甘孜。这时，红二、六军团正转战在滇西北地区，拟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总司令和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四方面军就地休整，准备接应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合组为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自南下以来从原来的8万余人减至4万余人，为此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辖6个军19个师。在一次干部会上，徐向前说：“红军就像一家弟兄，一、二方面军好比是老大、老二，我们是老四。上次我们和老大哥的关系没搞好，这次可要注意呀，和老二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不然，人家就说老四太没道理了。”他说，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部队进行了整训。刘伯承主持红军大学，亲自给干部讲打骑兵的战术问题。徐向前也去听课，他说，刘伯承的课深入浅出，比喻生动，富有哲理性，让人感到津津有味，听了还想听。 　　1936年5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重要成果，红一方面军同张学良的东北军达成了秘密的团结抗日协定。经中共中央领导人来电与张国焘反复磋商，以及经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的一再催促，张国焘终于同意北上。6月上旬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宣布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这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彻底破产，党的正确路线和团结方针的伟大胜利。 　　 徐向前元帅画传/江英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