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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区风云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江英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总兵力达10万余人。这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确定战略方针，统一作战部署，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党的团结，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首要条件。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28日，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接着，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要求红军“迅速、机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 　　早在两军会合前夕，毛泽东等从北上抗日和粉碎蒋介石围追堵截计划的总指导思想出发，就提出了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致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文中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方针。张国焘提出南下川康边的计划，被否定。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问，并传达会议精神。徐向前、陈昌浩已率军北进，出毛儿盖后，迂回松潘。这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治委员。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军事指挥不统一”等，进行挑拨和煽动。他甚至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十分珍视两军的团结，强调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敌当前，要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也有教条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在中央苏区对待红一、三军团差不多，使四方面军的干部反感，也给张国焘造成了口实。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徐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由于张国焘对徐向前一直“用而不信”，而陈昌浩却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在内部“肃反”、干部任免等问题上大权独揽。一天晚上，他对陈昌浩说：“我这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忙问：“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回答说：“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不同意，说是先别考虑这件事。四方面军有人议论一方面军装备不好，打了败仗等，徐向前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嘱咐部队要学习一方面军的长处，不准背后议论。同时，那些对四方面军的片面指责，也使徐向前反感。他想：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一支党领导下的铁的红军队伍；把四方面军说得一无是处，不是事实，影响团结。徐向前与彭德怀谈了这些事，彭德怀说，那是教条主义那些人搞的，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徐向前说，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见办就好了。 　　为了加强红军的团结，实现北上方针，创造甘陕根据地，中央和军委对组织作了必要调整。7月18日，任命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7月21日，决定组织前敌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还明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在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芦花时，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他将周围敌人的兵力部署、各敌的作战特点及装备情况，一一详细作了介绍。这次见面，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亲自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后来，徐向前写道：“那次见面，毛主席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一枚五星金质奖章。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四方面军的汇报。会上，张国焘报告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反四次“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的评价是：总的说，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不承认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有路线问题。徐向前在发言中介绍了四方面军的特点。他指出，这支队伍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各级干部指挥靠前；兵力运动敏捷，长于夜战；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和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弱。随后，陈昌浩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这次会议对四方面军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 　　徐向前、陈昌浩于7月22日率军从芦花出发，向毛儿盖进军。中央的北上方针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徐向前完全拥护。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和开路先锋，他一路想的是怎样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打开通路。由于松潘一带地形险要，敌胡宗南部兵力众多，凭碉固守，红军火力差，攻击难以奏效。8月初，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来到毛儿盖地区。军委召集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并决定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这时，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重申了中央政治局确定的北上方针，强调了两个方面军加强团结。会上，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对于会上发生的争执，徐向前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吃的，得赶紧走，要命第一。要吵等打块有粮吃的地方再吵。 　　根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的决定，左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和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待与左路军会合后共进甘南，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共中央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作出《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这次会议确定，要坚决往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发展，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 　　8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下令右路军出动，兵分两路，向北进发。从毛儿盖到班佑地区，中间经过一片纵横数百里的茫茫草地。这里，不见山丘，不见村舍，不见林木，不见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际。草地上到处是泥沼，一不小心陷进去，就会越陷越深，被泥水吞没。这里气候无常，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黑云密布，暴风雨夹杂着一阵阵冰雹。黑夜来临，气温达0℃以下。沿途的水大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泻。找不到粮食。野韭菜、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都成了红军充饥的食物。许多人吃黄麻，嘴肿得说不成话。徐向前听说周恩来患疟疾不能起床，特地带了一块牛肉去看望。一次和毛泽东见面时，徐向前还把自己的烟袋送到毛泽东手上说：“抽抽我这老叶子吧，挺好呢!” 　　这是军事史上罕见的艰苦行军，是人同自然的殊死斗争。徐向前的前敌指挥部随三十军行动。为使后续部队减少伤亡，他令开路的前锋部队沿途标上安全路标；要求各部队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菜，摘野果，不认识的东西不要乱挖乱吃；伤病员一律带走，不准丢弃；牺牲的人就地掩埋，不许暴尸荒野；除必要的运输辎重的牲口外，其余的可以宰杀，供部队食用。夜间组织联欢会，点起篝火，边活跃情绪，边取暖御寒。他特别强调发扬革命乐观主义和团结友爱精神，用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从绝境中求胜利。各部队以藐视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经过五天左右的艰苦行军，终于通过了被称为绝境的草地，于8月下旬到达班佑地区。这时，中央纵队和一军团也抵巴西；三军团殿后，仍在行进途中。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徐向前写道：我军通过人迹罕至的大草原，这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确是一支打不垮、拖不烂、难不倒的英雄队伍。这样的队伍，是永远不可被战胜的。” 　　距离巴西、班佑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要地，由胡宗南部驻守。迅速占领包座，打开北进通道，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一方面军部队长征中减员太多，徐向前向毛泽东建议，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 　　上包座环山傍水，居高临下，是控制这一地带的主要制高点。守敌一个团，驻扎在山顶，利用山险路狭，修筑许多碉堡，并备有大批粮食，构成了可以长期固守的防御阵地。 　　8月29日，徐向前命令部队发起攻击。作战中为诱歼援敌，徐向前还命令攻打包座的部队适时后撤，待敌进入红军的包围圈内，下令发起反攻。红军占领了包座，总计毙伤敌4000多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以及大批粮食、牛羊。北进的通路已经打开。 　　张国焘本来就对中央的北进方针心怀不满，左路军出阿坝不远，他便借故地理、天候、粮食等困难，令部队返回阿坝，妄图改变北进方针。这样“北进”、“南下”之争，再次成为牵动全局部署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对此，徐向前十分焦虑。他对陈昌浩说：“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还是要劝他们上来。”但是，他又考虑，从组织上讲前敌总指挥部是接受红军总部指挥的，如果总部和中央的意见不统一，下面执行起来很为难。中央领导人通知陈昌浩、徐向前开会，会议一致通过，向左路军领导人发出电报，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张国焘一意孤行，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电令徐向前、陈昌浩，要求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并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中央再致电张国焘，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张国焘复电，要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强调：“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此为“真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 　　鉴于张国焘坚持反对党中央北上方针，并对党中央造成威胁，党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 　　9月9日晚上，毛泽东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再说什么，告辞而归。 　　次日早晨，徐向前得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有人请示：打不打?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徐向前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的北上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说过，南下是绝路，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 　　 徐向前元帅画传/江英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