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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金陀馆三年

马连儒

名师出高徒 　　堆资山谢家屋场的对面，是闻名遐迩的私塾小金陀馆。这是一幢八字槽门的粉墙青瓦建筑，座落在万绿丛中，是当时山乡一处读书的好地方。 　　小金陀馆为当地岳姓豪绅所设。据说岳家是宋代岳飞的后裔。岳飞之孙岳珂，号倦翁，官至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有别业在嘉兴城内金陀坊。他在那里设置相台书塾，校刊《相台五经》，撰成《金陀萃编》。岳家为了继承祖上遗风，故以“小金陀”命馆，以示不忘祖德。 　　岳家不但以豪富甲乡里，而且以能考试中举光耀门第。他家曾有两个儿子考中举人，两个儿子考中秀才，喜报传来，真是煊赫一时，使山乡三百多年来的闭塞风气为之一扫。督促子弟读书成名成为当父兄的崇高愿望所在。谢觉哉从小喜欢读书，也善于观察、评价人的品德。他对曾在小金陀馆任教的岳蔗坡、岳季荃兄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岳蔗坡“行事与其兄弟异，其得力于诗的涵养较多”。①而岳季荃则有些恃势压人，他曾为岳季荃偏袒黄生诬陷杨生盗表一事，愤斥岳季荃：“你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权力?”②而他那位正直不喜高攀的父亲谢恢前，也因岳家恃势压人，一直没有送谢觉哉到小金陀馆读书，怕岳家兄弟更仗师势吓唬人③。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岳家兄弟外聘离塾，小金陀馆由老秀才李藕苏先生前来执教时，才将谢觉哉送到小金陀馆来上学。 　　谢觉哉在入小金陀馆之前，在他读过的四书五经中，他最喜欢读《左传》，认为这部书比《诗经》、《易经》要好读，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他每天要读《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串珠》等书。有时还要啃难懂的《广事类赋》。至于那几本《小题正鹄》、《八铭塾钞》、《能舆集》之类，简直被他翻得滚瓜烂熟了。他还要学做八股文。这种文体，不论经义、制义、制艺和时文，都限制得很严，每篇不得少于三百字，不得长于七百字，不得引用三代以下的书的语句，有时真要为难他几个小时呢!不过熟能生巧，据他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我作八股作到十六七岁，记得也作过几篇好的”④。 　　到小金陀馆上学后，谢觉哉的学习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李藕苏先生是一位博学的老秀才。他利用教书的机会，深研过各种藏书，既有古代文史诗词的根底，又有“四史”、“通鉴”等方面的历史知识。他还研读过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的《日知录》；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重定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以及备载中国山川形胜，古今战守攻取得失的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当他将读这些书之所得给学生讲述时，当然要使谢觉哉感到十分新奇，大开眼界。这时他才知道，在“五经四书之外还有所谓书，八股试贴之外还有所谓文”，因而对这位有广博高深学问的老师非常钦佩，把他看成是自己的真正启蒙老师，认为是“过蒙厚爱，开益良多”，⑤以致终生难忘。到了晚年，他有一次梦见了李藕苏先生，第二天早晨，便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六十年前老塾师， 　　居贫直到髦年时。 　　依稀梦里言寻访， 　　曲径茅庐失所之。⑥ 　　在李藕苏先生的指点下，这时的谢觉哉读了一些过去从来未见过的新书。从现在发现的谢觉哉笔记看，他大概在1902年前后，便已读过《读史方舆纪要》、《瀛环志略》等一类的书，从中摘录了全国十四个省区的山川形胜、地理沿革、地名称谓、历史遗迹和著名山水，集成《读地志摘要》一书。并把《熙朝纪政》，分节俭、赈贷、徭役、行吏治(清官、贪官)、守令等问题，分门别类，详尽摘出。在读“二十四史”“通鉴”等各类史书时，又汇集了《读史摘录》一本，自拟标题，如忠良、庸臣、刑罚、君德、科条、忍辱、讨逆、赦过、制强臣、止藩镇之祸等二十多类。还专门摘抄了汉、唐、宋以来边疆沿革，地政变迁，合为《历朝边绩》一册。在一本署名“焕南”的杂录本上，更是荟萃政治、地狱、选举、禽兽、草木、宝藏、水中宝、鳞介、河海、山、农事、衣服、池囿、车马旌旗、百果等百科知识，以及“望梅止渴”、“青梅煮酒”等掌故的出处。此外在他的笔记本中，还抄录了唐宋八大家的论传多篇，并一一加上眉批；还记载了许多成语典故的出处。这些摘抄笔记，一篇篇，一页页，从头到尾，一字不苟，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他少年时代治学的严谨、勤奋的态度。 　　从被保存的谢觉哉的作文残卷来看，他的写作水平是有很大进步的。这一点从李藕苏先生在他的作文本上的批语可以看出。如在第一篇题为《必先》的作文上，就批有“落题不紧”、“尚少精警夺目处”等语。但越到后来，这样的批语就很少见了，而代之以赞扬的语言。如在一篇题为《远佞赋》的作文中，就批了“遒逸中有疏爽之笔，一片秋光洋溢纸上，千般春景炳耀篇中”等语。这篇作文中的描写确有许多精采之处，如：“暴主临朝，混淆白黑；续貂满座，邪党纷纭；喜鹊盈庭，仕途否塞；送甘言而动听，自谓忠良；藏诡行以惧情，误人家国。”又如：“群臣卓立，相与维持，一奸特生，竞为标榜。始则为先进之阶，继且效奔走之命，宫帏出入，渐生蛊惑之谣，禁闼依违，屈养枭雄之性，几欲掌握夫朝纲，逆而排挤于清正，迨至皇舆败绩，彼或匿车而避其锋，始知朋党登庸，不啻操刃而授之柄。”再如：“伪情啼笑，弱主畏而英主怜。假意逢迎，妇人容而丈夫丧。况鼠首畏伏，不觉其奸；狗尾相连，渐超于嬲。”等等，都形象逼真地勾勒出佞臣们的可耻嘴脸。当然，他在这篇作文中还希望有明主能励精图治，不让佞臣有窃柄之机，如写有“丹升清夷，何至巨奸而盗柄，紫宸豁达，自能格被而舞干”等语。这篇作文既反映了谢觉哉丰富的历史知识，以及褒贬爱憎的感情，也说明了他运用赋体作文和他对于古代诗文歌赋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是他早年作文残卷中仅有的一篇赋体文，因此更为难得。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进小金陀馆约有半年的时间里，谢觉哉在李藕苏先生辛勤培育和指导之下，随着读书范围的扩展，他的心胸和视野也日益广阔起来。他不仅积累了许多历史知识，而且能运用这些历史知识来解释一些社会问题，甚至有时能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自己独到的精辟见解。比如有人说：“前之圣固为圣，后之圣几难为圣”，这就是说只有尧舜、孔孟才是圣人，而后代的人是很难成为圣人的。他没有轻易附和这种看法，而是经过反复思考之后，认为“圣固有先后之分”，但成为圣人应“不以时限”，也“不以地限”，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能产生圣人。这是因为：“千古无开来之圣人，则后世之渊源安溯?千古无继往之圣人，则前代之圣者将灭!”历史既有它的继承关系，也有它的发展和变化，所谓“前圣”并不能反映以后历史的发展变化。因此他认为：“先者固独有千年，后者亦自堪千古。”⑦更为可贵的是：他还认为“后圣”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如他在论及云台二十八宿的论文中就指出：“大厦非一木之扶，升平非一士之略，中兴二十八宿……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犹车毂居中，三十辐各以力旋，亦千古一奇矣。”⑧尽管他的这些见解并未超出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然而大力肯定“后圣”的作用，却不能不认为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突破。所以藕苏先生看到他这些见解时，赞扬他是：“兴摇五岳，力扫千军。” 　　至于“学”与“禄”的关系，千百年来，人们都信奉孔子的说法。孔子曾教导人们：“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食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又说：“学而优则仕。”而谢觉哉对此也没有苟同，他认为学与禄是两回事：“禄在学中，不得食者得食矣。夫学非以干禄也，然其中有必得之理焉。”“学，本非以禄偿也；禄，尤非以学市也。君子视学与禄为两途，似不能合学与禄而联以一理。”⑨他不赞成学与禄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求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真正的“学”也决不是用“禄”可以买得到的。他的这种见解，无疑是对“学以干禄”的传统思想的一个突破，既反映了他青少年时期对问题的认真思考的态度，也反映了他食古而不泥古的进取精神。 　　聚沙成丘，集腋成裘，功夫不负有心人。谢觉哉寒窗苦读，换来了学业与思想认识上的飞跃。正如他自己当时所说：“夙者厉精理境，备尝朝夕之辛苦，而始得有此苦尽甘来之一旦。”⑩然而他并没有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而是在学海中继续鼓浪前进。 　　第一次发表政见 　　1901年1月，前清慈禧太后对外为讨好列强，对内为缓和矛盾，曾宣布要实行所谓“新政”。她根据宠臣刘坤一和张之洞的建议，于8月间诏令全国废除旧式武科考试，改设武备学堂。凡“所有武举人、进士，均会投标学习。其精壮之武生及向所习之童生，俟各省建立武备学堂，再行挑选”。这件事引起了谢觉哉的强烈反响，他在其《撤武论》一文中尖锐地指出：这样的诏令，“绎其语似不过处置已举已习之人而已，而不言所以训练兵力炽盛戎威之法，且建而曰俟，其意何缓也?”很显然，他是抓住了诏令中两个没有提及的要害问题：一是没有谈及如何训练兵员的问题；二是没有提出武备学堂如何办的问题。这样的一纸空文，实际上把有关国家存亡的武备问题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在他看来，“当时海防孔急，中原之险要半归洋人之掌握”，国家武备问题成了当务之急；何况各国列强都是些“见利而动”的人，一旦有利可图，他们便会以兵戎相见。他还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朝廷“西安逼迁之辱”的历史事实提醒人们：“踞我京畿，坏我寝庙，堂堂大国之臣主而忘此乎?”如果现在不重视武备，就是“不思报复之意，而迁延以自趋于隳敝，示远人之单虚”。这样下去，他认为不仅不能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而且还会招致亡国之惨痛，并因此发出“从此更数年，吾恐见神州之为夷治矣”的浩叹!这是多么切中时弊的政治见解啊! 　　至于如何加强国家的武备?谢觉哉以为要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应该学习外国的兵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按年龄编制各种类型的兵员，平时加以训练，使全国“尽人知兵”一旦有事，就可“猝尔征调”，“不縻兵费”。这是“至惬至尚”之法。其次，总结我国已往加强武备的经验，重点是整顿绿营练勇制度，注意“汰老弱，隶强壮”“兵务精，不务多”，做到“用一兵而得一兵之用”，达到“裁十兵以养一”的结果。第三，应该把武备基础放在操练各地民团上。因为要建立的武备学堂多在省府所在地，广大兵员不可能都放到学堂去训练。所以，扩大国家的兵源要靠民团。他还批驳了有的人认为“民团无济于事”的观点。如“广东之民团，当英人入境时，一败之于三元里，再败之于三山村”，就很著有威名。所以他强调，训练民团既是“寓兵于农”的好办法，也是选将的好场合。从古至今的历史也可证明，“练兵之地”，亦即“选将之地”，“古来名将多出田间”，如“卫青、樊哙等就是代表”。文章的最后还一再强调：武试可废，但武备一日不可“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如果“徒以撤武试为名，以欲图武备之善，而不闻所谓善，则是庸臣假是以弱中国也。我恐撤武虽无涉兵事，而外夷轻视，容易加兵，一旦祸发，奚以御之，中原其不涂炭乎!”并意味深长地写道：“当路者勿蹈晋唐之遗弊则幸甚!”(11) 　　李藕苏先生看了谢觉哉这篇文章，深为感动，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武备利益历历言之，憾不得倡言撤武者一闻之耳，亦有见识之足取。”然而，高高在上的那些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是听不到湖南山乡这位十七八岁的学生的呼吁的。在当时，大概只有他所敬爱的李藕苏先生，才是唯一的了解他一片拳拳爱国之心，并为之发出深情的慨叹的。 　　在写作《撤武论》以后，谢觉哉还写了一篇《王安石变法论》在文章中他热情歌颂了王安石“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对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态度推崇备至，因而发出“变法何坚且决也”的赞叹。 　　他极力驳斥有人“置安石于巨奸之列”的攻击，指出：王安石“崛起庸众之中，慨然以军事财赋为念，非群议而更张之”，“以安石有为之志，使辅以王道之正”。“决非后世那种苟安偏局，徒事和而不以军政为图者比”。他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是“非法之不可变”，而是“变之不善变也”。如何才能“善变”，他在文章最后写道： 　　“世之有心康济未造者，其务固邦本而恢国势，举凡当名分存纪纲可施者，行之而已。无守成规而斥更张，无妄更张而伤国脉，庶中华之盛治日臻，指日可冕旒万国也。” 　　这里，他提出“善变”的两个标准。一是“无守成规而斥更张”：一是“无妄更张而伤国脉。”意思是说，除弊必须变法，但变法要从实际出发，使变法能收到积极的效果。这种见解，既是对王安石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评价，又是他对当时变法革新提出的切实要求，而目的是要保证中国发愤图强，以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放出耀眼的光辉。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谢觉哉在藕苏先生的教导下，已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对当时社会重大问题表述自己的意见，对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自己的评价，这类意见和评价尽管还不成熟，但他毕竟迈出了可喜的独立思考的一步。 　　一本难得的《时事撮要》 　　从目前搜集到的谢觉哉的学习笔记和作文本残卷看，他到小金陀馆读书的第二年，便已在阅读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自然科学、军事技术等方面的书了。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林则徐译、魏源重新增订的《海国图志》。这部书不仅给他以大量的、从未接触过的知识，而且传授给他一种先进的思想：“师夷长技以治夷”。(12)他还读了《四州志》、《万国史略》、《瀛环志略》以及当时人所写的各种各样的介绍、评论外国的书。这些书将他的眼界从中国这片古老的国土，引向世界的五大洲四大洋，恍如一个新奇的知识领域，展现在他的眼前。 　　谢觉哉一放眼世界，首先就非常注意那些与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有着相似命运的国家，他有一个署名“焕兰氏”的笔记本，详细抄录了有关缅甸、安南、印度、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各种情况。他了解到，这些亚洲国家都是些自然条件优越，资源丰富的国家，只是因为生产力低下，文化落后，而备受欧洲一些强国如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主义者的掠夺和欺凌，有的并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他还了解到帝国主义列强是怎样以军事进攻、经济侵略，以及用传教的形式作为他们极尽大炮加牧师之能事的侵略和掠夺的手段。并从这些亚洲国家的屈辱历史中结合中国社会“课税自主失权；交涉抵制失权；口岸、租界、辖地治民失权”的三大变化加以考察，深深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他的《西国名人言行录》辑录了拿破仑、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物的言行，希冀中国也能诞生象拿破仑、孟德斯鸠、卢梭这样的人物，能够提出改革中国社会的办法，以免中国重蹈此类国家的覆辙。 　　大约到了1903年前后，谢觉哉对于世界的了解和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开始了专题性质的学习和研究，这时候的读书笔记，已经不仅只是抄录原文，而且在抄录原文之后出现了比较多的批注和综述。这期间有一本以“焕南”署名的《时事撮要》，特别引人注目。 　　这本“撮要”共有总论、变法改制、游学、议院、商部、出使、领事、刑部、法律、和约、学校、国债、邮政、船政、官制，工部等十五个专题，分门别类详尽地辑录了有关内容。这本“撮要”的最大特点是把国外的情况同国内的情况加以比较，从中看出优劣和不同，从而提出一些十分引人深思的问题。比如对毗邻日本，他这样写道：“在明治元年兆倡变法，延美人以训学，延德人以练军”，而“我朝同、光有格致书院、水师学堂、同文馆、广方言馆、海军衙门、招商局、船政厂相继兴立”，结果却“卒无成效”。为什么“日以相臣而兴，中国以相臣而败；日本以三十年而兴，中国以三十年而败；日本以锁国党而兴，中国以守旧党而败?”在他看来，同样三十年，日本与中国却走了盛衰两条根本不同的道路，这样的中国，难道还不应该立求改革吗? 　　谢觉哉不满于中国社会的落后，在学习中思索着中国社会富强之路。在这本“撮要”里，他特别注重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了解，对政治体制、律法、工商业等各国的历史与现状的丰富资料，详细予以辑录，加以分析比较，并作了大量的眉批与综述： 　　他认为西方政治体制中有一些合理的部分。他对英国的议院章程、改商政、改刑律、公举议员、整顿学校、开设新闻报馆、上下议院、以及两党轮流执政的制度，大为折服；尤其对欧洲各国律法“法无贵贱，罪止其身”的平等精神更多感叹。 　　他从各资本主义列强如荷兰、葡萄牙、意大利、德国、日本、法国、美利坚等国的发展历史中，看到各国因工商运输业的发展，经济的全面振兴，随之得以“飞舞于全世界”的情况，深感中国尽管自然条件优越，物资丰富，如江西之瓷、广东之藤、湖南之油、闽浙之漆、各省之棉粮，本可出口，以利民族经济之发展，然而“赞成者一，阻挠者百”。欲办一商务公司，也为外人所制，“岌岌难以成立”，两相对比，原因何在，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他注意了解后起者的图强之道。他对列强中后起之秀的俄国和日本，派员出国留学，促进国内变革的作法和成功的经验，非常艳羡。他这样评论说，日本伊藤“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归为将相，政事一变，自所以兴也”。俄国彼得大帝也曾到英、荷船厂为工役十余年，尽得轮船驾驶方法，并学会了制造。归国以后，诸事应变，因而也跻于世界列强之列。而我国派遣留学生，弊端不少，入选不严，年龄太小，无人指导，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这恐怕就是我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本“撮要”里，谢觉哉还辑录了各大国列强欺侮中国人民的屈辱历史。他从无数事实中，痛感只有“两强相遇，乃有公法。一强一弱，公法不足恃矣”。“况西人不以平等之国视中国”，它们同中国缔结的各项借款、通商条约，都是将最苛刻的条件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如指定以某港口关税为抵押，肆无忌惮的掠取中国财政收支大权，甚至逼我割让海口城市，任其船只长驱直入我国内河，耀武扬威。其所以如此，就是欺负中国落后。他还认为这种欺侮已经到了“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 　　这本《时事撮要》使我们看到谢觉哉在少年时代，就有一种致力于民族强大，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使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他那颗跳动着的滚烫、鲜红、灼热的爱国者的赤子之心。正因为他把国家的命运同自己的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推动着他对学习所涉及的领域，常常自觉地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当然，他这时候所接触的外部世界和研究仅仅是初步的，有许多的新的事物与理论，他还无法了解到，因而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理解，仍然只能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有这样一件事，使他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有一次县学教谕给小金陀馆送来了一道题为《<天演论>书后》的作文题，他翻遍了藏书，从《康熙字典》到《时务通考》都没有查出“天演”二字。这使他感到自己读到的新书还不多，正因为没有读过这本书，因此使他不能理解康、梁的变法主张，在一个时期甚至站在反对的立场上。 　　现实引出的思考 　　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订立后，不能不引起每一个中国人的思考：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懦弱，中国人能否强盛，中国如何才能强盛起来?谢觉哉在《原强》这篇文章中就这些问题作了探讨。 　　他认为中国几十年来“萎靡窳敝”的原因是：“民智之不开，武备之不厉，西学之不讲，西政之不明。”强国之路在于“立国之道”，而“立国之道，不外自强。自强之原，先在择术。”而我国“今日图强之策诚误也。”他认为“自强”的关键：“在兵也、工也、商也。西人之国，以商为体，以兵为用”，并“联三者为一气”、而我国图强数十年的无效，则正是在于“三者不能合一”，不能“商出饷以养兵，兵出力以保商”。所以“中西强弱之分，在兵政、商务、工艺之能与不能。” 　　他不同意维新派所说的“中国之弱病于力散，窘于学虚，败于气靡，掣于论多”的观点，认为他们“欲效西人之党，而不鉴党祸覆辙”；对维新派的兴民权、开议会、组织强学会和维新党也表示了疑义，认为“议院足伸众论”，却“不虑启嚣动之端”；“学会足见广闻，而不思实用何在”。并一概斥之为“袭”外国之“皮毛”。 　　他对于洋务运动以来的一些变法革新十分赞赏，并且列举日本明治维新，伊藤出国留学，采访工农、致力于兵和俄国彼得大帝身涉重洋求学船政、力仰民权的图强成功之例，说明一个国家的改革应该是“各守千年之体统，无容骤易”，只能“灼其积弊而祛之，取其尽善而行之”。所以他觉得洋务运动才真正是“国家变法颇具真机，立武备学堂以练军实；开铁路以广声援；设船政、轮船局以收兵商之益；遣学生出洋以采各国富强之规，凡可以收实效而振孱气者，无不竭力经营，使天下晓然变法之所在。” 　　通过这些对当时中国变法革新的现实的阐述，并借鉴外国变法革新经验得出的结论。他归纳总结出一个国家所以强盛的四个条件，即“非有变通之略不足以言强；非有慷慨之气不足以任强；非有厉精之图，虽强难尽其用；非有持久之志，即强难保其终。”这类真知灼见在他的早年著述中是不多见的。 　　《原强》一文最后指出：“亚洲各国大都侮强而取昧；觑中国之孱，各思逞其长技，而中人骇其兵工商之精利而繁盛，不察其运用兵工商致强之精意，是以为之数十年仍靡靡如此。”也希望清朝政府“试能探真源而图之，于交涉之际，寓振兴之精神，不为威慑，不为败挫，何难揽今地球之全权而成霸图哉!” 　　不久，由于对社会问题研究的深入和思想认识上的进步，谢觉哉在《原强》一文中，视外国议会制度“足伸众论”，但也易“启器动之端”的观点有所改变，他在一篇《问议院立制以何国为最善》的文章中，肯定了西方议会制度，认为今日之世界是“一议院撑持之局也”，议会应是“千古有国者不易之常经”。 　　他详尽对比了西方的君主之国、民生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议会制度的优劣，认为德、俄两国的君权过重，朝野畏威，人民不能畅所欲言；法、美两国民权过当，一事毕张，君听民偶，如有专制，则受到废置，致使国家缺乏统一。他最羡慕英国、意大利和普鲁士等国的君民共主制。在英国，“令，出于国王，遇有要务，谕集议员，抵陈利害，商酌其宜”。在意大利，国王手定章程，部官承流于下，“而大事必与议员共定其规猷，百姓皆可入院旁听”。在普鲁士，君操行政之权，与议院共同襄理议政，民欲变法，可告知议员，由议员条陈上院，下情可以上达，上情可以下通。这三个国家君民共主的结果是“君可民否，君不得而擅行；民可君否，民不敢为胁制”。 　　而对议院的组成、权限、议事手续等条款，则认为比利时的选举法很公道，以四万人保一议员，以一议员为四万人请命。英国上下议院，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德国上院为政府，宰相为首相，部臣分七班辅佐，职在行政；下院选举人民拥护的人，持论平允，可以驳议上院；美国则议士院与元老绅董两院并重，如遇政事，皆主民议；各邦会岁举二人参与政事，有事时下院呈诉上院，公论在于民心。总而言之，“盖论体统，则英与意、普为可，尚论制度则英与德、美足称，英为各国中政治之最优者。”。 　　1903年4月，沙皇俄国公然违反《辛丑条约》中将东北三省交还中国的协议，拒不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无理要求，妄图继续霸占中国东北，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当时国内学生和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掀起了一场大规模拒俄运动。在这个浪潮的影响下，李藕苏先生给学生出了一道作文题，题目是《西国霸权渐归于俄论》。谢觉哉在作文中针对俄国的强盛是由于横跨欧亚两洲、地域宽广之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观俄国之兴，亦何尝专恃地利乎，在政教之隆、兵商之盛、制造之精，骎骎与诸国抗。而其君权独尊，事无掣肘，民风纯朴，惟令是从，上下戮力以图远略，大有为之气象，较各国更优。”并上溯其流，认为俄国强盛之关键在于“彼得之兴”。“彼得游历各国，整顿政治、学校诸务，勃然与各大国争衡”。并认为只要“有彼得之施展，虽小国亦足自雄。无彼得之功业，虽百俄亦不能自主，有其地，有其民，而能挟之以有为，此其所以兴也。”这些见解有他的独到之处，强调了人为的作用，也显示了他晓外知内、博古通今，以古论今的渊博知识与才能。 　　1903年，在慈禧太后颁布“新政”的一片鼓噪声中，又发布了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制定的奖励游学的章程十款。他既为这“振古铄今之举，为我中华强盛之机”的新政措施而振奋，同时也为这一新政措施实施以来所暴露出的弊病而担扰。因此，他写了《中国欲兴人才宜除积弊说》一文，阐述了完善这类新政措施的办法。在否定科举制度的前提下，他认为当时旨在兴人才的新政措施，存在四大弊病： 　　一曰考试之弊。各种学校的考试，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势力之子坐邀荣进”，“寒素抱奇才而莫售，则野有遗贤”。同时也提出了除弊的措施，即：“仿明太祖精考儒官以重其选”；“用汉武帝不举有罚之条”；“采宋太祖世禄登第令复试之法”，从而“防其弊”，“警其滥”。 　　二曰课程设置之弊。他主张学堂应以“致实用、祛虚华”为原则，小学以后，中学可以分门设置课程，与其涉猎群书，不如以有用之精力专修一门学问。毕业后，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分别录用：“洞达时务，可备使才；熟悉险要，可在边守；创设机器，以收商权；能制机械，以为军用”。主张凡没有一技之长的学生，专以文章议论见长者，甚至可以不录用。“不然，科举以策论取，学堂亦以策论取，则何必为是”。 　　三曰革除科举之弊。他提议取消科举考试的年限，为招纳人才，可以隔年进行，“举凡草泽沉沦、怀才异技皆得以自达，则海内皆兴奋矣”。他将学堂与科举两相对照，觉得科举之弊在于“尚浮华，不尚行实”；学校之弊在于“苟且终事，又开滥进之门”。既然学校是为了纠正科举之弊，那就必须去掉科举的“壅塞简法”，开创一种新的学风。 　　四曰改革选送留学生的方法，调整学习科目，立足于有效、实用。过去派出的留学生多为贵族子弟，一不能“躬为工商”，二不能“奋厉专精之志”，结果三年学成而返，仅能粗略地谈论外国的政治学术，多再无长技。因此，再派留学生时，应各具有所长，专学一艺，重于实效。学习成绩优异者，回国后应重加旌擢。长此以往，“中国兵不强，工不精，商不盛，我不信也。” 　　文章最后强烈呼吁：开学堂、派人留学，“俱急宜整顿，以兴人才者也，天下名美而实害，未有今日之甚!”从而使这篇文章不仅具有一定的说理性，而且具有战斗性。李藕苏先生深晓此文之旨，批曰：“能披近时变法所议，举其弊而订其程，识既不迂，笔下亦明辨以晰。” 　　“里愚”和挚友 　　在堆资山萧家湾附近的山乡中，有三个贫穷孤苦的“怪”人，深深印在谢觉哉的记忆里。一个是以拾粪为业的卢三，他常年满身污垢，衣裳褴褛，从不洗涤，每从人旁走过，臭味扑鼻。但他有孝心，每日卖粪得的数十钱，作供养母亲之资，并积钱为其母备好棺木。其母逝世时，他爬在地上痛哭失声。痛楚之状，令人无不为之流泪。后来他仍以拾粪为生，一直到病死于厕旁，待人发现时，尸体已腐烂生蛆。另一个是性癫而有洁癖的陈克逑，他见水必浴，拾物便洗。为了使水干净，洗澡时还要把浴盆放在高处或墙上。他家茅屋橼檩洁无纤尘。凉晒衣服时，因怕沾上脏东西，不惜将衣物高挑在竹竿的顶端。乡里人因他的生活无靠，常给他一些衣服、食物救济他。但因一次误拿了人家的东西，而被族人以行窃罪名将其驱出家园。他受刺激而狂癫加肆，终于在外流浪乞食而死。还有一个叫沈七的，发长数寸不剃，终日唯恐别人用树枝打他，所以走在路上常拾拣树枝。对于这三个人，谢觉哉年幼时也曾与小友们一起对他们追逐戏闹，以为笑乐。但当他阅世既多以后，深感自己过去“浮薄”、“世人见浅”，转而赞扬这三个人是“匪斲其真而藏其朴”、“不为物欲挠，不以灵明误，尤为至性过人”。他担心他们的形状“惧其久而堙”，特于1904年3月作了一篇《里愚传》。这在当时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能为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小人物写传，能把他的感情倾注在这些劳苦者身上，这件事应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小金陀馆，谢觉哉有三位最要好的同学、挚友，那就是何叔衡、姜梦周和王凌波。他们“四人相得甚，以道义、前进相勉励”(13)。他们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著名的革命家。何叔衡年龄最长，虽不与谢觉哉同窗，但常与他来往，一起切磋学问。姜梦周数第二，大谢觉哉一岁。王凌波最小。他们三人是同窗挚友。姜梦周出身农家，会各种农活，性格刚毅，无论是寒冷的冬夜，还是热似蒸笼的夏夜，他都通宵达旦，坚持自学，而且喜欢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争论起来往往坚持己见，毫不相让。藕苏先生常赞扬他能“有所为而发，有他独特的见解”(14)。他还爱打抱不平，如有两派争斗，他总是站在弱小、穷苦子弟一边。这种敢于挺身而出、仗义为人的品质，广为塾友所称赞。 　　王凌波，受家教影响很深。他为人忠厚老实，从不讲假话。入学时间不长，他便熟悉了学塾的生活，学业上突飞猛进。因为他年纪小，性情比较急躁莽撞，大家觉得他怪好玩的，喜欢同他开点小玩笑。他爱睡觉，有时晚上读书，读着读着，便趴在桌上睡着了。当同学猛地将他叫醒时，他便迫不及待地向宿舍跑去，往往不是踩在同学在门坎下摆的水盆里，就是被门上掉下的竹筒打中，引起同学们的哄笑。然而谢觉哉、姜梦周喜欢这位小弟弟，一面劝那些同学不要这样“恶作剧”，或者偷偷取走设下的暗物；一面随时关心照顾凌波，凌波也十分尊重这两位学长，立下了“读书学谢，做事学姜”(15)的志愿。1942年9月，谢觉哉写了《次凌波遗韵》二首，其中第一首回忆了他们在小金陀馆的读书生活和深厚情谊： 　　小金陀馆集群仙， 　　皂帽轻衫最少年。 　　谊是难兄与难弟， 　　分无王后抑卢前。 　　读书中夜刘琨舞， 　　揽辔长途范滂贤。 　　四十二年交谊重， 　　人如可赎岂论钱。 　　诗中用了许多典故，比喻凌波的高尚品德，和远大抱负，寄托了他对王凌波的一片深情。 　　谢觉哉在小金陀馆李藕苏先生的教导下，学习了三年，学业和思想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当然，小金陀馆的学塾生活也有缺陷，除读书以外，“作文是唯一的课”(16)，没有学过一点自然科学知识，这就局限了学生的思想发展。但谢觉哉仍然认为，小金陀馆的学习生活在他一生中是“最可宝贵的三年”。在这三年里，他受到当时最好的启蒙教育，结识了最相知的挚友，打下了中国文史哲经等思想文化的知识基础，接受了外来的新的思潮影响，已经是一个初步具有强烈爱国思想、怀抱拯救祖国危亡的志愿、立志改革国家政治的封建知识分子。 　　少年时期的谢觉哉有许多好的作文，这里引述的仅是他保留到今天的作文残卷中的几篇，占很少的一部分。就是这很少的几篇也可以使我们了解他学生时代所显露的才华。但他并不这样看待过去的东西。在他翻阅了自己的作文以后，对比“古名家及时贤作”，感到“知夫吾文之病恐遂汩没”，愿“决然舍去”，付之一炬。只是在同学的劝告下才留了下来，并写了一篇前言，题曰《金陀社会课草序》。序文实录了同学们对他作文的看法，说象什么“大木之撑天也，一干之蕤”；“鵰翼之图南也，片羽之翾”；泰山、华山、峨眉、太行山之“蕞”；黄河、长江、洞庭水中之“涓”等等。这些作文，连同他的许多读书笔记，虽经八十年战乱、虫蚀，终于保存至今，让我们得以领略他当年的文墨风采，真是一件难得的幸事。 　　① 1943年6月12日谢觉哉日记。 　　② 1944年4月1日谢觉哉日记。 　　③ 1941年4月13日谢觉哉《自传》。 　　④ 1947年6月10日谢觉哉日记。 　　⑤ 1906年3月谢觉哉给李藕苏的信。 　　⑥ 1961年7月12日谢觉哉日记。 　　⑦ 以上引文皆出自谢觉哉早年作文《先圣后圣》。 　　⑧ 引自谢觉哉早年作文《云台二十八将论》。 　　⑨ 引自谢觉哉早年作文《学也禄在其中矣》。 　　⑩ 引自谢觉哉早年作文《而一旦》。 　　(11) 以上引语均见谢觉哉早年作文《撤武论》。 　　(12) 魏源《海国图志》原序。 　　(13) 1947年7月15日谢觉哉日记。 　　(14) 1944年8月3日谢觉哉日记。 　　(15) 《宁乡人民革命史》第251页。 　　(16) 1941年4月13日谢觉哉所写《自传》。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