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参议会领导人 > 谢觉哉 > 全文图书 > 谢觉哉评传

第三章 中国科举最后一次考取的秀才

马连儒

科举制度的反对者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选才取士的科举制度，始创于隋，唐袭隋制，把科目扩至五十余种，故名科举。其后宋用帖括，明、清用八股文取士，沿科举之称。 　　科举考试制度森严。考试有乡试，每逢子、卯、午、酉年举行。有会试，每逢丑、辰、未、戌年举行。乡试、会试都是每三年举行一次。参加会试的必须是举人，参加乡试的必须是秀才。而秀才是从县知事主持小试及格的童生，并经省学政所主持的府试、院试及格后录取的。凡考中秀才，就算进了学。 　　科举考试规则苛繁，考生分坐于仅能容身按《千字文》上的字编号的小房间里。房间只有两块木板，一块当桌子，一块当坐凳。考生需待监考人员搜身后方得入场。如果碰上寒冷天气，也不许穿棉衣、夹袄入场。经过乡试、会试的折腾，如取得了举人、进士的资格，由此便可走入仕宦之途。因为这是唯一进身荣贵的阶梯，如爬不上这阶梯，就会要潦倒困苦一生。有的至死尚在追求，以至“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行年八十尚称童”等情况也常有所见。谢觉哉认为这种考试并不能真正取录人才。他认为，这种制度是“悬一‘的’以听天下之趋，实长侥幸之习，而限科历试，真伪杂庸”，已不能激励天下有为的知识分子，结果是“行之二千年，弊愈滋而人才日坏”。①因此，他把渐罢科举看成为“诚振古铄今之举，为我中华强盛之机”。② 　　谢觉哉是一个科举制度的反对者，同时又是一个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在父母眼里，他是谢家顶门立户的人。只有他可以光宗耀祖，而他自己又受着“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③的传统思想影响，明知参加科举考试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但也不得不遵照父母之命，硬着头皮去应付考试的折磨，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说：“不是父母在，决不干这事的”。 　　科举的考试曾给谢觉哉留下许多可当笑谈的回忆，有时他还把它付之吟咏，以作谈助。例如，有一次他应童子试，考题是《述写圣谕广训从某句到某句》。他没有见过这本书，更不知道它的内容，一时无从下手。这时窗外有位年长的朋友扔给他一个小本子，叫他，“照抄”，才解了他的围。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一本“久废的旷典”，并记起幼年时候听人宣讲过。宣讲的人头戴顶子，身穿马褂，对万岁牌三跪九叩之后，便毕恭毕敬，条分理析，不厌其烦地对着听众大讲起来。他那时只为了好奇，而且只听过一次，只记得宣讲人刚一讲完，场上的人已寥寥无几了。这样的书，也拿来出题叫人考试，他感慨万分，并有诗记其事：“翎顶辉煌上讲台，主讲陪讲都蠢才。县场默写真儿戏，惜未登堂读卧碑。”④最后一句提到的卧碑是指考院前的一块碑，上面刻着不许作弊的考试规则，这里是讥笑那位年长朋友和自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只好“作弊”了。还有一次，是他在十五岁那年参加的小试，去考场时正值夜半，他被迷迷糊糊地带进了考场，连学官的面貌都没看清，便被人拖到屋内黑角里将全身搜摸一遍，然后推入空荡荡的考棚，“名”还未得先受“辱”。他打开试卷，题目很怪，叫做“各与鱼鳖”，要做一篇八股“制艺”。文题不通，而又无可奈何，只好望文生义，用“人”、“天”两字写成了中股。这场小试使他一生难以忘怀，后来他曾写诗记述当时情景：“制艺如同走索难，小题八股幼曾谙。鳖儿勺水兴波浪，竟尔人天涌笔端。”⑤ 　　1900年谢觉哉因母亲去世，在家守了三年孝，没有应试，先是自学，不久入小金陀馆就读。大约到了1904年底或1905年初，在他离开小金陀馆之后，才专心做迎考的准备，除复习过去念过的书以外，主要在写策论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因为这时的考试，已用策论代替了八股文，这是需要认真对付，才不会名落孙山的。 　　1905年(乙已光绪三十一年)2月，谢觉哉先应县试，题目是《陶侃镇武昌立夷市邵东大收其利论》。当时已允许考生携带必备的书籍进场。但他同其他考生对这个题目的典故谁也没有查到出处，这又把他折磨了一番。考官(当时称“学台”)巡场时得意地说：“带书是无用的，要带得命来。”出场后，他才知道这是考官把题目出错了，立夷市的是祖逖镇雍丘的事，而不是陶侃镇武昌的事。大概是考虑到他以前几次小试的成绩，在这年五月，他被允许参加府试。这时他已二十一岁，但在府考中，他的年纪还算是最小的，因而那些年纪大的考生瞧不起他。府考的头场以县考的头名李某开点，第二场便以他开点，这使参加考试的童生们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把他看成小孩子，然而正是这个“小孩子”，考的成绩却是最好的。如第三场出的是《大戴礼》上的题，其他考生虽带有不少书本，却遍查不见，急得满头大汗。而他若无其事，因他带的手抄本曾有过类似题目的习作，自然胸有成竹。有个考生小声问他：“你书熟吗?我怎么把《礼记》翻了几遍，都找不出来?”他说：“题目出自《大戴礼》，你找的是《小戴礼》，怎么能找得到?我这里有篇旧作，你拿去看看吧!”这在当时科举考试你嫉我妒的场合里确是绝无仅有的事。这场考试他考了第一名。第四场考的是时事策论《问泰东西各国工农商矿收效孰多策》。题目一看就知道出得糊涂。他也以糊涂对糊涂，写了一篇很为得意的文章，这篇文章又得到学台赏识，获得府考红榜第一名。按照习惯，府考就算进了学，他成了中国科举最末一次考取的秀才。此后不久，即1905年9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清政府便下诏全国废止了科举考试。 　　对于考中秀才这件事，谢觉哉虽曾有过“当年我亦冠童年”⑥的戏言，更多的却是严格的自我剖析。如在《重游泮水》一诗中，他这样写道：“茆芹泮水本微茫，泮水重游事更荒。日月重光人世改，不堪谈论只思量。”⑦他认为这种考试是荒唐的事，不知误了多少人的青春年华。而他自己是应如何赶上“日月重光”这人世间的大变化。特别在他回忆自己中试以后，亲友庆贺的情景，这种恍如隔世的旧迹，更凝结了他不少的感慨，并为此写了如下一首诗： 　　蓝衫竹轿兴如何? 　　四十年前童子科。 　　邻右醵钱加爆竹， 　　闺人添服试新荷。 　　曾夸一战三抡首， 　　几使尔公永堕河。 　　旧迹沉沦如隔世， 　　心长身健鬓毛皤。⑧ 　　“我亦《儒林外史》人” 　　谢觉哉考中秀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堆资山的萧家湾，一家人欢天喜地，父亲更是乐得合不上嘴，决计来一次用“全帖”请客，即用大红纸折为十摺写成客人的名柬，来欢庆谢家祖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喜事。 　　谢觉哉对这些庆贺的俗套，虽也从心里感到厌恶，但一想到父道尊严，不好违抗，只好听之任之。请柬发出后，前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家里一时热闹非凡，简直应接不暇。他也被弄得精疲力竭，狼狈不堪。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收礼的地方公开贴出了这样一幅对联： 　　十数年笔舞墨歌，赢得一张倒票； 　　两三月打恭作揖，赚来几串现钱。⑨ 　　对联中的“倒票”，是指科举已废，秀才这个科名，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倒票”。而自己十几年的“笔舞墨歌”寒窗苦读，所得到的仅是这样一张“倒票”，这是多么令人辛酸的事!他的这种感慨，实际上是对旧制度的无情鞭鞑，也是对世俗为“倒票”庆贺的尖锐讽刺。 　　最使谢觉哉头痛的事，是他对凡是来家祝贺的里党同宗，远近戚好，必须挨家挨户一一去答拜，叫做拜客，礼数稍有不到，便会招来讥谤，得罪亲友。他虽很不喜欢这套繁文缛礼，去向人打躬作揖，但听了父亲一番告诫，说是“如不愿亲去拜客，乡里人不会说你不愿意，而是说谢家中了秀才后目中无人”之后，觉得也有道理。就这样，他从初冬到暮冬，辛苦奔波在拜客的路上。有时还冒着漫天大雪，深夜赶路，遇到好客的主人，则端出火炉驱寒，用佳肴美酒款待。要是主人不好客呢?不仅不接待，还要刁难。有一次，路过一个姓张的亲戚家附近，因平素无来往，连住哪里也不知道，所以没有进门。这位亲戚见他过门不入，非常生气。后来他按照父亲的督促，上门道歉，没想到却吃了一道“闭门羹”。有了这次“教训”之后，在父亲的提醒下，他找来家谱仔细稽查，看有那些亲戚，唯恐再有遗漏，招致麻烦。还有一次，同县南江有谢氏族姓聚居，其中一家子弟与他有来往，当他风尘仆仆来到南江，因谢姓各家散居各村湾，不能一一登门拜客，也没有去这家拜客，只到鳌山、隔泥塅谢氏宗祠、支祠答拜时，却招来这家的责难，他为此实在气不过了，竟发出“安能为数串钱而向庸人多少屈耶”之叹。 　　经过这次拜客的劳碌奔波，并饱尝了人们的冷眼嘲笑之后，他在1906年4月写的一篇《拜客记》，作了这样的描述： 　　未能脱俗，聊复尔尔，此行殊自愧也。虽然世固有逾一、二年行数百里为此道者，则余犹五十岁也。盖天下有求于人，满腔逢迎，哑然作鸬鹚笑。为人所求，其贤者略致温谅，否则睫毛一寸长，逡逡若不相识，又否则逾垣深避，自甘为泄柳之嫡派子弟。人情大抵然也。昔曾惠敏入学，文正驰书谓只宜拜客数家，殆有见于斯，举世茫茫，孰能跳出。吾愿与五大洲文明界中人有事于斯者，一删此例。 　　六十年后，他还写了这样一首诗。 　　倒票何能赎出身， 　　居然衣顶拜亲邻。 　　未能冲出尘罗网， 　　我亦《儒林外史》人。⑩ 　　究竟要怎样才能“冲出罗网”、才能“一删此例”呢?经过以后的几十年革命斗争实践，他对此作了极为热情的回答。那是在1943年边区劳模会开幕的那天，他非常高兴，忽然浮想联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革命变了天，把过去的天翻了过来。劳苦工农得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尊重。四十年前，我中过秀才，开贺、拜客、祭祖，光荣得很，实则是培养一批游手好闲压迫劳动者的人。现在翻过来，劳动英雄代替了科举时代的秀才、举人、进士。”(11)他终于看到全国人民从罗网中冲出来了，这是令他多么高兴的事啊! 　　“谁是英雄者?中流砥柱悠” 　　与谢觉哉同赴府试的岳伯谦(谢觉哉后来经常写作白坚)，是小金陀馆岳家长门岳绶荪的儿子。他们两人同岁，住处又仅一水之隔，因此从小就很要好。在他入小金陀馆读书之前，每当夕阳西下，伯谦往往踽踽溪边、小山之后，等待他放学归来，然后一起在竹丛林中，柳荫树下，戏笑、吟诗、玩抛子游戏，无拘无束，甚是愉快。大概出于门第世俗之见，伯谦的六叔不让伯谦和他一起玩，而觉哉的父亲却对伯谦很好。这件事曾引起他的感慨，并记述在他的回忆诗中：“隔水相呼上下桥，君家严峻我家骄。颇难‘禁子’与‘鱼嫩’，柳荫丛中把子抛。”(12)(注：“禁子”“鱼嫩”为抛子名)。在他进入小金陀馆读书后，两人关系更为密切了，馆内外的“勺园”、“碧香簃”、“篁荫”、“双井”成了他们研习休息的场所，窗下灯前，享尽了相互论文吟诗之乐。伯谦幼慧，九岁能诗，诗思敏捷，常与他一起唱和，伯谦以“沩溪渔隐”自称，而他则以“沩溪樵隐”自谓，没有多久，便辑成《渔樵唱和集》。但他觉得自己的诗作不如伯谦，曾吟道：“平仄初谐学画灰，君才敏捷我迟徊，髫龄也效渔樵唱，十九为君索和来。”(13)他们从小金陀馆毕业后，仍时有来往，有一段时间对彼此诗文的相互切磋还相当密切。 　　谢觉哉与岳伯谦同去府试之前，他得到伯谦送来的如下两首诗：“不尽沧桑感，吾曹困颖侯。逋臣横海国，文运晦中州。白屋华年梦，青灯风雨愁。湘门独行矣，东来水悠悠。”“大地荆榛遍，谁封万里侯。文章独千古，血气新五州。句险鬼神动，山空岁月愁。吾湘异今昔，骚客感悠悠。”这两首诗虽有对时局“大地荆榛遍”、“逋臣横海国，文运晦中州”的概叹，也有“句险鬼神动，山空岁月愁”那种自视清高，怀才不遇的伤感。但谁是能封“万里侯”的知遇者呢?尽管时局有了变化“吾湘异今昔”，而自己仍只能像“骚客”那样“感悠悠”而已。然而谢觉哉并不这样看待人生。他认为人的一生能否有所作为，全在于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他按照这两首诗的原韵和了两首，抒发自己的看法，并作为对朋友的劝慰和鼓励。诗如下： 　　落落空今古， 　　谁云相不侯。 　　清霜磨杰句， 　　凉雨话神州。 　　读改三千卷， 　　行倾百万愁。 　　湘门携手去， 　　一水正悠悠。 　　沧桑嗟世事， 　　百里觅封侯。 　　我自堪千古， 　　人谁异五洲。 　　红羊天地劫， 　　黄鸟见神愁。 　　谁是英雄者， 　　中流砥柱悠。 　　第一首充满了对前途的信心，他认为只要能“读破三千卷”就可以“行倾百万愁”。而这次一起同赴府考“湘门携手去”，前途正如湘水一样，“正悠悠”远去大海呢。第二首他显然谈到他们自己都要为一定的理想奋斗。尽管世事沧桑多变，每个人要有象班超那样“万里觅封侯”的远大志向，要有“我自堪千古”的理想追求，因为我们都是五州四海内的人，没有什么不同。然而现在正是国家多难之秋，“红羊天地劫，黄鸟见神愁”之时，究竟谁是英雄呢?那就要看谁能成为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了。这两首诗反映了他的性格、他的理想、他的追求，这与他的革命一生是一贯相通的。后来，他为了安慰朋友的苦闷情绪，还用轻松愉快的意境再按前韵写了如下一首诗：“十里垂杨路，夫君正觅侯。楼台笙管地，风雨荻芦州。险句抒奇愤，新诗破旧愁。秋凉香瓮否?樽酒叙旧游。” 　　当然，谢觉哉与岳伯谦虽然是好朋友，但他们的精神境界显然是不同的。其实这种差异，早在1903年，他们同塾读书时，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发生过争议。当时，乡里有位耳聋眼瞎、孤苦无靠的老人，过去靠唱莲花落为生，现在老了，人们同情他，常给他一升半合的米和一些破旧衣物，维持他的晚年生活。这年冬天，老人不幸病死。有人为之叹息，也有人以为死是对他受罪的解脱。如伯谦就写了如下一首《乞丐者》诗：“讨米最不穷，何必乞人怜。一死永无罪，快活上天庭。”更有人对老人的死投以鄙视的嘲讽，骂这种人不过是生来的野流。谢觉哉不同意好友岳伯谦的看法，认为老人乞食是一种社会现象，不是生来有罪，而“一死永无罪”，只能是不再吃“嗟来食”而已。至于说是“野流”，他认为这不过是“村犬”吠人，好丑不分。他认为老人是打莲花落的人，是一位“诗丐”，于是写了如下《“诗丐”》这首诗： 　　未必生来是野流， 　　却持竹杖遍村游。 　　饭篮向晓迎残月， 　　弹板临风唱晚秋。 　　两脚踏破尘世路， 　　一肩挑尽古今愁。 　　从此不吃嗟来食， 　　村犬为何吠不休。 　　然而好友毕竟是好友，岳伯谦死后，谢觉哉为之写了《白坚传》。即是到了晚年，他仍有诗念及伯谦：“一不樵来二不渔，隔溪双隐学吟诗。而今人逝事已渺，尚有遗篇饱蠹鱼。”(14) 　　“为民捍患弭灾” 　　考中秀才，在乡里人看来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秀才是读书人“探杏”、“攀桂”迈入仕途的第一步。而某些考中秀才的读书人呢?也就以为自己从此高人一等，昂首阔步，不可一世起来，连当地县知事有时也要让三分呢!然而谢觉哉从不这样看，他认为自己与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没有必要象其他秀才那样把自己抬得很高。他还象过去那样为群众做事。如乡里人求他写信或撰文时，他一样有求必应，而且比以前更加谦虚和认真，使人们一点感觉不到他是一位中了秀才的人。大概在1905年前后，村上贫苦农民杨茂臣家不幸失火，几间茅屋和家财一起烧个精光。谢觉哉对杨家一世的“手足之劳”和“性命之系”所积累的这点微薄的家产，“遭此奇厄”，非常同情，为求得乡里邻人的资助，在受灾杨家的请求下，他为其起草了《被火募化薄序》。序中说：愿敬告里党诸君子，大家捐募若干，尽仁人君子之意，“以济其穷困，以拯斯人之疾苦。”应该说这篇“序”不过是一般的应景文章，而他却做得这样认真，这样表达他对贫苦劳动人民的深切感情，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尽到自己力所能及之力的。他这种为群众做一些事，毫无半点秀才架子的行为，这在秀才中恐怕是不多见的。 　　从1905年到1906年，在宁乡的安宁驿道上，附近山乡共同集资修筑了一座普安桥。桥落成时，要有人撰篇碑文纪其事。在众乡亲的推戴下，谢觉哉欣然命笔。他以满腔的热情，极力歌颂人民群众改造自然，特别是改造偏僻山乡落后面貌的创造力。他在碑文中写道：“吾宁乡民瘠而地偏，黄材以上，两崖挟溪水如壁，冲彻石罅，居民奔走皴澽为生……。斯桥而上下划坦洞开，民不病涉……。虽提倡者力，亦可见民之勤业之功，不安败朽，则瘠与偏之转为冲刷而茂殖，不有冀耶。”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人民的“冲刷而茂殖”的冀望，都是在“民之勤业之功”之中创造出来的。他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他一生的革命实践中也是一贯的。更值得指出的是，他的地位越高，这种思想更加鲜明、坚定，而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1906年冬，村民茂春因重病缠身，向神许了“万名戏”三天，以祈免病消灾。后来茂春的病真的好了，为了酬神之恩，茂春筹备还“万名戏”三天，并请谢觉哉写一篇《书万名戏薄首》。对于这样信奉迷信的事，他一样没有推卸，而是借题发挥，把凡是能为劳动人民“捍患弭灾”之事，就加以拜祷、歌颂。对神是如此，对人亦应如此。他写道：“茂春持薄索言……，余虽与佛之无稽，然若观世音之能慈悲为民捍患弭灾也，则馨香而拜祷之宜。”很显然，他在这里说的神，而实际上指的是人，指的是“为民捍患弭灾”者，把希望寄托在真的为国为民的杰出人物身上。 　　然而，谢觉哉这种“为民捍患弭灾”的良好愿望，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仅不能实现，反而日益激起他对现实的憎恶。有这样一件事，自从他考中秀才后，乡间有什么大事，都要请他到场。有一天，本乡岳姓豪绅请他参加对一个所谓盗窃惯犯的公审。刚一坐定，岳家的仆人即押来一人受审。岳姓豪绅象法官那样逼着招供，大声喝问：“你这个盗窃惯犯，要把所犯罪行一一如实招来!”当这位“惯犯”分辩“只是在昨天晚上偷了你家一篓红薯，这是因为家里人饥饿难忍，没法子才去干的。被抓住以后，我已将红薯退了。此外我生来不曾做偷窃的事”时，这位岳姓豪绅却故意危言耸听，一味恫吓，却又拿不出别的证据，甚至威胁要砍掉他“偷东西的手”!谢觉哉实在看不下去，他沉稳地站了起来，先问了这个“惯犯”几句，到底偷过几次，要讲实话，否则就要加重惩罚；然后向这岳姓豪绅笑着说：“岳先生，既然说是‘惯犯’，何不将他偷盗的证据拿出来，并将被盗的事主和证人一起请来，还怕他不承认?”当这位岳姓豪绅面有难色，开不了口时，他又问在场的人，有谁看到过这个“惯盗”平日偷别人的东西?这时许多人抢着说：“这个人偷东西确实是第一次，”“是饿的呀!”并请求他“谢相公主持公理”时，他忙对这位岳姓豪绅说：“既然大家都证明他是第一次，岳先生一时也拿不出真凭实据，不如让他当着大家的面，向岳先生赔个罪，向大家认个错，然后让他回家。偷东西固然不对，但其贼心出于饥饿，认了错，又退了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以后他还要靠那一双手养活一家，怎能犯一次错事，而使他致残一生一世?”他这番委婉曲折的劝解，以为既替这位豪绅打了圆场，留了面子；也替这位所谓“惯盗”保全了双手，使其不受残害，应算是一次“捍患弭灾”的实际行动吧!正当他看到这位豪绅同意放人时，却不料在给“犯人”松绑之际，岳姓豪绅却事先布置人将烧得通红的烙铁，乘机向那“犯人”脸上烙去，那“犯人”一声惨叫，昏倒在地。这种残酷的现实给他的却象太深了，他拍案而起，拂袖而去。从此，他再也不参加任何富豪绅士发起的活动了。直到四十多年后在《自传》中也还提到这件事：“有一次老绅士要严惩一小偷，引起我的反感。”(15)这种“反感”恐怕是他以后将“为民捍患弭灾”的愿望转向革命斗争的原因之一。 　　谢觉哉虽是一位秀才，但他有理想、有追求，还表现在他对志士仁人的团结奋斗上。他用自然界的现象的哲理，阐述人们团结奋斗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坚铸团体”，“以成大观”，并且是“别开二十世纪风潮”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当他的一位豪爽任侠的好友罗倬人约集五位朋友结为盟好，并约他撰文时，他写了一篇《赠罗倬人诸君结盟序》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见解： 　　天地者，热血之充周也。热血者，社会之元点也。星球万点环绕太空，亘古而循其度者，摄重力也。莽莽五洲，人物环圆体以丛生，爱之力也。……水犹夫山，聚涓成流，朝宗有自，东西汪洋澎湃，环大地而与并浮于天空，亭毒之神，吸引一也。邃古之世，人族滋生，聚类而居，……如柳子所云，推德且智者以为君，组织血气；坚铸团体，斯何异太阳摄群星体、地球引万物、与夫山水之各萃其类，以成大观。 　　接着，他提出对结盟的正确要求：他希望罗倬人等应该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遗训，成为“数千年其为可用而有朝气者”，“一片热诚，惊天铄地”。他还说为：“诸君热血同四万万人之热血亦同”，这样就可以“同时奋起，团结同胞”，以重振国威，给结盟指出了奋斗的重要方向。至于这方向是什么，他在另一篇《祭文昌文》中，有这样的阐述，“阐孔孟之真传，何尝过远；统东西之哲学，尽在包罗。宏其用并存其种，唤醒十五兆人沉梦；取其长兼蔽其短，别开二十世纪风潮。”很显然，他是怀着“别开二十世纪风潮”的巨大期望坚定地迈进二十世纪的。怀抱“别开二十世纪风潮”愿望的觉哉，今后如何施展自己的作为，将面临着冷酷现实的考验。 　　① 谢觉哉1903年作《中国欲兴人才宜除积弊说》。 　　③ 1941年4月13日谢觉哉《自传》。 　　④ 1963年11月23日谢觉哉日记。 　　⑤ 1965年2月21日谢觉哉日记。 　　⑥ 1960年11月28日谢觉哉日记。 　　⑦ 1964年4月23日谢觉哉日记。 　　⑧ 1945年5月29日谢觉哉日记。 　　⑨ 易凤葵、肖重周《一个反封建的秀才》，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怀念谢觉哉同志》第211页。 　　⑩ 1963年11月28日谢觉哉日记。 　　(11) 1943年11月26日谢觉哉日记。 　　(12) 1945年10月5日谢觉哉日记。 　　(13) 1945年10月5日谢觉哉日记。 　　(14) 1967年4月8日谢觉哉日记。 　　(15) 1941年4月13日谢觉哉《自传》。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