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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报国无门的愤懑

马连儒

“索居困病春到夏” 　　谢觉哉经过秀才考试和请酒拜客的折磨之后，一时闲居在家，并没有像好友何叔衡那样，在1902年考中秀才后，还得到过去县衙门管钱粮的任职通知。何叔衡虽辞职不干，甘愿在乡里教书，当个穷秀才，然在乡里人眼里，却以为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他谢觉哉呢?连这一点“际遇”也没有，而有的却是一身疲乏和愤懑。但他并不计较这些，也不顾乡里人的闲言碎语，而是应何叔衡的邀集，与姜梦周、王凌波、夏果雅、何梓林五人，结为拜把兄弟，共同关心桑梓疾苦问题。1906年春宁乡迭遭天灾，谷米昂贵，他随同何叔衡等呼吁官府赈济灾民。在杓子冲有一饥民，拿了祠堂一点谷子，被族长判处沉塘(死刑)。他十分气愤，同何叔衡等盟兄弟邀集一伙穷人将这一饥民救出。这件事在宁乡西部山区广为流传，说这次是“秀才造反”了。 　　在平时，他和何叔衡等盟兄弟经常以诗文相酬和，使他生活感到充实而有意义。他并不留恋过去，而是向往着未来。大约在这年春天，他用《燕语》为题写了首诗，抒发自己这种感情：“梁间紫燕戢飞翰，细语呢喃兴老阑。似说旧时王谢好，夕阳斜度玉栏干。”很显然，他是对紫燕称道“旧时王谢”的呢喃感到“兴老阑”的。但出路究竟何在，他自己不知道，紫燕更无法知道。这时的谢觉哉，也许处在新的探索的彷徨之中，而不愿让大好时光，在缅怀“旧时王谢”的“呢喃”声中消磨下去。 　　这年春天，他因麻疹发烧，不省人事。后来眼睛红肿流泪，竟至“临窗翻卷字模糊，视物朦胧似隔云”。眼睛看不见了，这对他更是一件苦恼的事。“廿载青衫苦磨折，阒馆无人长关闭”。在这长达半年的“斗大茶铛唯贮药”、“垂眸闷坐当长眠”的生活里①，他不知喝了多少药水，直到初冬眼疾才有好转。当他又能倚窗读书的时候，心中涌起一种无比喜悦的心情，并握笔写了一首《病起行》的诗，诗的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 　　岂知久病惹天怜， 　　一旦睡醒重光宣。 　　揩眼看花花似锦， 　　举目望月月婵娟。 　　日高收宿雾， 　　历历山川布。 　　又似扫微霞， 　　秋水长天一色奢。 　　作诗阖门读， 　　自嘲还自祝。 　　倚窗狂草字如蛇， 　　霰花云影一齐堕。 　　事情也真凑巧，他培育的一株无名花恰在此时开苞怒放，更给他带来了极大喜悦。他给这花命名为“耐冬花”，并挥笔写了一首长诗。诗中首先叙述花的开放：“忽然一夜花如掌，晓起娇盈炫射瞳。深红浅白无穷艳，观者如墙纷莫辨。我为此花亦良苦，举酒大嘴对花舞，曰花不花今始花，一花压倒群芳谱”。然后极力称誉这花迎冬独放的品格：“霰花吹屋云影堕，朔风阵阵乾坤索。梅花未发菊已凋，冷落庭阑空自酌。中有一株冒雪开，开时喷薄百花愕。”接着，他以花喻人，发出如下的感叹，表达自己的“护花”深情：“群芳队里埋名姓，暮雨潇潇黯碧苔。韶华荏苒商飕逼，天公忽逗秋消息。枝叶扶疏更向荣，次第攒芽布霞赩。起视庭前辄大欢，日夜殷勤重护惜。杯酒酧花祝速开，韶艳当与桃李异。烟笼雨暗几匆匆，羯鼓摧残不绽红。”他在诗中最后写道：“清歌一阙祝花年，晚节幽芳更可怜。明年此日亦如此，开落乾坤独占妍。”很显然，他也是期待自己在“烟笼雨暗几匆匆”之后，能像这花一样“开落乾坤独占妍”的。 　　学医前后 　　1907年，谢觉哉二十四岁时，经人介绍到灰汤一户刘姓的地主家里教私塾。他认为教书是一种高尚的职业，也愿意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可这户地主把他看成不过是一位以教书混饭吃的穷秀才，因而对他十分傲慢无理。他受不了这种气，只教了一年，便拂袖而去了。 　　教书不成，谢觉哉愤而学医。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而作出的又一选择。他想到母亲的病故，想到姐妹的因病夭折，想到自己受过的疾病折磨，更想到邻里乡亲多死于疾病的痛苦，他决计跟从岳父何秋岩学医。走一条救死扶伤、为民众解除病痛的道路。在保存至今的他的一本药方抄本中，记载了许多有关药的用途、使用时的剂量，以及大量的单方、验方和成药制配方法，还记载了用什么方法治吐血、肝气痛、胃疼，偏头疼、黄水疮、牙痛、痢疾等病症。在他的日记里也有不少有关流传民间的验方记载。在随岳父行医和自己单独出诊期间，他有过为人解除病痛的愉快，也有过眼看有病难治的苦痛。特别是一些穷苦人家，即使他把药方开出来了，因买不起药而只能眼巴巴看着病人死去，更使他心里难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思考，他逐步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的病大于人体自身的病”②，但如何才能治好这“社会的病”呢?在当时灾荒、饿殍遍野的情况下，怎样开出这种医治社会病的药方呢?他为此自责、苦闷而失望。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两年后，谢觉哉放弃行医的打算，决计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寻求医治社会病的良方，然而尘世茫茫，道路在那里呢? 　　“酒阑应奋英雄气” 　　1910年，由友人推荐，谢觉哉来到邻县安化培婴学校执教，担任国文和历史教员。这是一所新式的学校，校长是一位与当时革命组织同盟会有接触的人物，在县内办学颇有影响。他应聘前来任教，对各方面都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加上教学工作的顺利，这段时间他的心情是开朗舒畅的，曾写下了《白蔷薇》这首诗： 　　羞作桃李斗新妆， 　　一段清香领众芳。 　　昨夜春风如许大， 　　吹来银雪满山庄。 　　然而大自然的美好，工作的愉快，并不能减轻他对人间不幸所怀有的沉重心情。特别在这年四月，长沙发生饥民抢米事件，并遭到当局残酷镇压的消息传到培婴学校后，师生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这次抢米与乡间的“吃大户”没有什么两样，是“不义”、“不法”的行为。然而他不这样看，据人回忆，他在一篇小评论中指出：民以食为天，这是古来就有的道理。灾民有难，官府本应开仓救济，但他们却与富户、奸商、洋人串通一气，敲榨勒索饥民。饥民无奈，才走上“官逼民反”的道路。这种“官逼民反”的见解，较之他以前对人民的困苦只是抱同情的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因为他这时深刻的看到了社会问题的实质，看到了“民反”是由于“官逼”，是统治者压迫的结果。并且初步意识到人民的这种反抗斗争，也许是医治社会病的出路所在。这在他的思想发展上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可惜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这篇小评论的原文。 　　谢觉哉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情，更反映在他送好友远行的诗中。这年春天，他的好友岳伯谦与苞生刘七先后远游。他在《送伯谦游皖》和《咏苞生刘七北上》的诗中，曾对当时社会的腐败及时局的板荡，抒发了极度忧愤的感慨，并抱着对友人的殷切期望，写出如下的诗句：“方今大地尚竞争，弱肉强食纷击掊。夷氛远煽海东西，地势拓开江左右。”“忧时合唱少陵诗，挥泪更把新亭酒”。“千秋又见竹林贤，江干尚有白眼叟”。“酒阑应奋英雄气”，“合有新生振乾坤。” 　　很不幸，这年5月4日，谢觉哉又因晕眩病摔倒在厕所里。这一病又是几个月，这使他感到：意欲奋飞向前，却又力不从心。真如他在诗中所写的那种“剪翅鸟不飞，失水龙不起。渊中久戢鳞，池内怜泄尾”的情况。到了夏天，当他的病好一些，可以拄着手杖走路的时候，他不愿意自己因疾病而消沉，曾这样告诫自己：“从今莫被陶渊误，水畔松荫自得凉。③入秋，觉哉病情好转，心情也逐渐快慰起来，并借丛桂幽菊经霜傲寒的节操，激励自己也要一样在经受病痛折磨之后仍要有所作为，于是他在《秋感叹》中写道： 　　睕晚发奇姿， 　　既芳亦已馥。 　　孤健战严寒， 　　傲*甘空谷。 　　虽然世所稀， 　　未免赏者独。 　　人生重豪贵， 　　立志怜硌碌。 　　松柏纵孤贞， 　　桃李自*(左酉右农)郁。 　　到了初冬，谢觉哉病好了之后，他又发愤读书，并思考着种种社会问题，在他给老师欧阳敬修的信中，除感谢老师对他的“循循善诱，督顽砭躁，嘘枯起废”外，也对社会当局进行了抨击。其中愤慨地写道：“朝野上下屏弃仁义，唯利是视，攘夺倾轧之祸变，宁有睱日?吁!洪水猛兽哉!”很显然，他把“洪水猛兽”的泛滥横行，作为当前社会不得安宁，人民不得乐业的主要根源，这不能不认为是他在经过思考之后，思想认识上的又一大进步。然而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屏仁弃义，唯利是视”的结果呢?他并不理解，这在他的信中对梁启超1894年来湖南创办学会，宣传变法革新的评论即可看出，他说：梁启超的变法革新是“组织公羊以翼时之，遂诬六经为谋利之书，祖上同旨，衍自由平等诸说，悖然与经为敌。”这是“举千百年公是公非之理，一旦悍然悖之不顾”。然而他所提到的“举千百年公是公非之理”，是否能挽回这种局势呢?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他的思想所造成的闭塞，正是他找不到出路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在信中写道：“维鋆蒿目时事，不知天道世运之变伊于胡底?”他的这种对出路彷徨和探索的心情，还反映在他给朋友伯谦和果雅的信中：“鋆居此郁郁，中夜闻虫唧唧，辄不寐，一灯如豆，万感俱来。自恨早不开通，今即欲开通而若有隐隐不许之著。……明岁倘能倚傍他人尽力，作势远游，然此时殊难自必。……外间有何新语，切因风惠我一长言之。”正是因为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使他能随着时局形势的发展，很快接受新的思想，走上新的道路，终于从一个封建社会的秀才，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道路。 　　辛亥革命风云变幻 　　怀着对新思想的强烈追求，谢觉哉于1911年4月19日，与岳伯谦一起考入了座落在长沙荷花池的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虽然他不止一次到长沙，但这次的心情，感受却大为不同。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大概是二十七八岁时吧，才进了一个从来讨厌的洋学堂——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这也是很奇怪的学校，百多学生秀才占了半数，商业呢?谁也不是生意中人，但思想起了大大变化。” 　　就在这一年，谢觉哉不仅努力吸取新的思想，抄录有关进步学者的论述，丰富自己的知识，更使他感到震惊的是全国一次又一次兴起的革命浪潮，并使自己积极地卷入这革命浪潮之中，经受锻炼，经受考验。这年他参加过湖南各界召开的反对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准备向帝国主义出卖路权的万人大会，声援长沙铁路工人为此举行的大罢工。当武昌起义爆发，长沙也宣布响应，并宣布湖南革命政权已经建立时，他也随着欢腾的人群，高呼“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国有救了!”沉浸在无比兴奋的喜悦之中。在这一段日子里，他曾为革命志士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为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而高兴；也为挚友姜梦周参加学生军援鄂的革命行动而表示十分佩服，并对军政府援鄂这一行动非常赞扬。然而革命形势的急剧变化，特别在焦、陈两位革命领袖被杀以后，使他对官僚政客阻挠革命的发展又有了新的认识，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在后来写的一首诗中，曾记述了自己的感叹： 　　几声枪响抚军遁， 　　万众欢腾白帜悬。 　　崛起英雄忽洒血， 　　乌云挤上蔽青天。④ 　　“喜接受新思潮，又常常令人感到失望” 　　在辛亥革命后的风云变幻中，谢觉哉是怎样把自己的感受同时局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的呢?我们从他的时事学习笔记《壬子录》中大略可以作出如下的评述： 　　他推崇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的革命言行，怀念湖南长沙起义的领袖焦达峰、陈作新等辛亥英烈，赞扬援鄂名将王隆中。笔记着重引录了孙中山在军界的演说大纲中的如下一些话：日军有陆军一百万，俄国有陆军五百万，而日本人口不过五千万，俄国人口一亿三千万，两国合共不足两亿人。“我国与两国敌决非难事，只要尔等存一与国存亡之心，国即不亡也。”他还记下了孙中山对学生的演说词，说过去是学生辅助皇帝做官压迫平民，而现在的学生应该做“中国将来之公仆”的话，并加上批语，说这是“金科玉律”。笔记中还记下了1912年10月30日，武昌起义的元首黄兴回到长沙，受到长沙群众自发组织隆重欢迎，并把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的盛况，引录了黄兴在中央纪念会上给铁血亭写的对联：“江汉滔滔，这似水流年，常记取八月十九；风云郁郁，愿中华民国，继自万岁千秋。”(八月十九是阴历，即阳历十月十日——引者注)载录了长沙起义英烈后裔欢迎黄兴时的赞语。并在这喜迎革命功臣的热烈场景之中，热情地写了一首《和黄克强三十九岁初度节》的诗： 　　少年心事入非非， 　　不建共和誓不归。 　　三十九岁惊昨梦， 　　八千余里恋斜晖。 　　洞庭秋老吟偏健， 　　衡岳云飞各有归。 　　赢得洗童呼万岁， 　　先生已解战时衣。 　　笔记对长沙起义领袖焦、陈二人非常推崇，详细记录了《湖南光复纪念歌》的歌词：“义军响应，武昌赴援，唯我湖南先。共和成立，专制推翻，民权从此还。国殇照碧，壮士心丹，毋忘缔造艰。前途尚远，来日大难，吾侪休等闲。”他非常赞成有人请求崇祀这两位英烈的意见，并记录了《通饬各属崇祀前焦、陈二都督文》。他赞扬王隆中的能征善战，十分佩服他的忠诚为人。笔记中引录了王的一篇对退伍军人的讲话：“宜注重农工”、“宜崇尚道德”、“宜戒游惰”、“宜研究军学”、“宜联络感情”等。他认为这个讲话是“患难之侣一旦离别抚前思后”之词。 　　在《壬子录》残卷中，谢觉哉对袁世凯、黎元洪等人较清楚地看清了他们的反动政治面目和狡猾手腕。他辑录了袁成立所谓“救国社”的把戏，然后批上“訿袁”二字；再引录袁集国家大权于一身，违背临时约法的事实；谴责袁派理论家所主张的“中国需要狄克推多和格林维克专制强权”的梦呓。并以“袁心叵测”为标题，辑录了袁在南方裁兵而在北方“不唯不减”，还要在天津增设军警联合团的两面手法。而对揭露黎元洪的《民选省长七弊》一文，他也全部抄录，并指责黎对民主制度的扼杀和禁锢。《壬子录》还记载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为所欲为的罪恶事实，如：德国在山东私自测绘地图，在矿山暗设标记；日本在东北公然制定《南满工商法规》，妄图移殖工商，“实行吞并之先导”；英国侵入西藏，干涉我国在此行使主权；俄国侵入新疆，攻占和阗，在阿穆尔驱赶侨民；荷兰非法枪毙华侨，我国领事不加保护；中国正式代表在海牙被排斥于国际会议之外，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等等。在抄引了这些消息以后，他痛心地写道： 　　卷中剩有家山在， 　　一片伤心画不如。 　　《壬子录》中第一次出现对俄国革命的记载，如“波罗的海之芬兰为俄革命党之巢窟”“俄黑海革命兵变”，“俄海军响应革命”等等。 　　在《壬子录》中还发现了一条“破神权、破迷信”的学习笔记，他辑录了这样一段颇有见地的话：“今日欲中国之强，必须改良社会。欲改良社会，须从破神权之说始。”在另一则笔记中，他抄录了雷电原理和避电方法。可见这一时期谢觉哉由一个封建迷信论者向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的转变。 　　1913年是谢觉哉在商业教员讲习所学习的最后一年。1月间，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回故乡湖南宣传革命，鼓吹根据“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谢觉哉对宋也很敬佩。3月20日，当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的消息传来湖南后，他气愤至极。在4月15日的时事学习笔记中，他引录了宋教仁生前发表的一些革命讲演，并借用前人的两副对联来悼念宋教仁： 　　何异诸生观下界， 　　一微尘里吊英雄。 　　头颅有价黄金贱， 　　文字无灵白璧瑕。 　　1913年7月，谢觉哉从商业教员讲习所毕业了。然而，将怎样走以后的道路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仍然处在彷徨和探索之中。他在《六十自讼》一文中真实地写下了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 　　辛亥前几年，听到革命排满字样，还很骇怪，所以辛亥年的铁路风潮——武昌起义、长沙反正，我虽然热烈赞成，但无党派关系。以后对时局常愤慨，喜接受新思潮，又常常令人感到失望。 　　但他没有因感到失望而消沉，而是更加正视这混乱的局势和惨淡的人生，坚决走自己认为应走的路。 　　① 以上均引自1906年谢觉哉《病起行》。 　　② 据谢觉哉与其族弟谢庠生的谈话。 　　③ 谢觉哉1910年作《夏日午睡苦热口号》。 　　④ 1966年9月22日谢觉哉日记。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