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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

马连儒

开风气之先的云山学校 　　1913年7月，谢觉哉从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毕业。不久，他接到了安化培婴学校的聘书，前去任教，仅两个月，又收到宁乡云山学校的聘书以及学校校长、挚友姜梦周的来信，信中说，开辟新的教育阵地，宣传革命、培养人才，乃救国之途，吾辈之职。恳切要求他前去襄助，并说：“如果你不来，我只好辞去校长职务。”就这样，他只好来到云山学校执教，担任学校的训育主任兼国文、历史、地理教员，并断断续续在这里执教了十年。后来，他很怀念这一时期的教学生活，正如他给云山师生的信中所说：“这十年的生活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只在这里做了革命的启蒙工作，而且对于云山的一草一木象我生长的故居一样很熟悉，所以经常想到它。”① 　　云山学校原名云山书院，原由邑绅刘克菴(典)于1865年倡修，并题一门联：“近南轩居，问道都从这里过；溯玉潭派，寻源皆向此间来。”俨然以继承学术为办学宗旨。谢觉哉来到云山学校时，这所学校已办了四十八年。他的挚友何叔衡以前曾在这里任过教，因不满校长黄英灏的封建复古，愤而弃教求学，考入长沙省立第四师范。他的另一挚友王凌波，于1912年春来校任教时，与新派人士梅冶成、欧阳健、王一凡等以教育新秀，追求新思想为己任，逐步改变了云山学校守旧复古的风气，并成为宁乡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然而出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压迫和多年的习惯势力，这些进步教师要鼓荡起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谢觉哉虽只在安化培婴学校教了两个月的书，但却领教了封建复古势力对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害。他来到云山后，与姜梦周、王凌波等一起，非常注意团结学校的新派人士，共同致力于学校封建陈规陋习的全面改革问题。他力除积弊，否定了前任校长黄某强制推行复古读经的老一套，将何叔衡以前在此倡导的各项革新措施恢复起来，如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倡写应用文；反对学生坐轿上学；号召学生植树、养蚕；要求学生剪掉辫子，等等。 　　课程的设置是教学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他非常讲究教学方法，认为既要灵活，又要实用，特别要融合爱国主义教育于讲授科学知识之中。比如他给学生上地理课时，就十分丰富多彩，生动活泼。他用与学生一起制作地图的方式，向学生讲解全国各省的地形、山川和行政区划，讲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侵略、瓜分的惨痛历史，使学生既掌握了地理知识，又受到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有次，他还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到离校七八十里的横市长桥访问陶器作坊。回校后，他要学生每人写一篇题为《宁乡长桥瓦壶业调查记》的作文，并仔细批改讲评这些习作，将其优秀者推荐给《湖南通俗报》发表，很好地培养了学生作社会调查的兴趣和能力。 　　谢觉哉还十分关心学生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在担任训育主任时，他把爱国主义与时事政抬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他与姜梦周、王凌波等一起，想尽办法为学生订阅报纸、杂志，开办阅览室，组织各种形式的讨论会，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来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15年5月7日，当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而投降卖国的袁世凯竟于九日在条约上签字的消息传来后，云山学校师生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口诛笔伐袁世凯无耻的卖国行径。谢觉哉亲历这一幕历史悲剧，以后多年每逢5月7日这一天，他都要发表演说或文章，以示纪念。 　　五四运动掀起了沩水风云 　　1918年以后，姜梦周赴县任劝学所劝学员，王凌波接任云山学校校长，谢觉哉仍然担任训育主任兼教员。他们四位挚友，虽分处异地，但相互间联系十分密切。身处长沙的何叔衡平时常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寄给谢觉哉他们阅读，让他们及时了解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和动向；每到假期则来云山聚会，交流思想，切磋学问，这对谢觉哉的影响很大。正如他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所写的：“昔之自是者，每觉其非；昔之自满者，弥觉不足”，“由盲从而了解，由卤莽而精微，明明进也”②。可见，他的这种“明明进”的深切感受，不仅是对新文化、新思想有了精微了解，而应看成是他走向时代新潮流最前列的开端，并将坚定地走下去，给自己一生谱写新的篇章。 　　在新文化思想的指导下，谢觉哉更加关心人民的疾苦，注视时局的风云，并将所见所闻，一一记之笔记之中，作为观察局势变化的依据。在1919年4到5月间，他就记载了宁乡人民横遭兵匪团防蹂躏的大量事实。例如：长沙麓山镇风仙乡“团勇携械遁，县垣戒严”(4月9日)；“上沩不靖，驻黄材北军戒严”(4月20日)；官兵以剿匪为名，但“各军迁延不进，匪从容退去”，“匪去兵至，兵退匪来”，“兵匪终无接近之期，匪将益肆，兵难解严，所苦者民也”(5月4日)。 　　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战胜国的分赃会议。中国是协约国之一，理应收回战败国德国在我山东省占有的各项权益；帝国主义也应放弃在华特权。但他们恃强凌弱，蛮横无理地将德国在我山东所掠取的各项权益转让给日本，并因此引发了一场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7日谢觉哉不顾湖南军阀政府的消息封锁，在国耻纪念会上，曾向云山全校师生讲述了中日交涉始末。当5月13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传到宁乡后，云山师生跃跃欲试，谢觉哉也为之振奋不已，随即在日记中记下如下的事实：“北京学生团游街示威运动，击伤章宗祥、焚曹汝霖宅，有旗云：‘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甘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6月初，当省会长沙在邓中夏、毛泽东等的推动下成立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全省于6月3日罢课的消息传到宁乡时，云山学校师生积极响应。他们在王凌波、谢觉哉的领导下，先在校内举行了报告会，然后徒步到县城示威游行，高呼“严惩卖国贼”、“收回青岛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等口号，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等标语到处张贴。他们还仿效北京等地爱国学生的做法，组织爱国“十人团”，查禁和抵制日货。然而谢觉哉认为学生的爱国行动，并不应仅限于这些，而应赋予它更深刻的内容。即应根据当时云山学校的情况，进一步发动师生，向学校保存的封建残余发起进攻，使学生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得到更大的锻炼和提高。在学校的一次集会上，他作了如下的发言：“孙中山早已把清朝推翻了，中华民国早已建立了，男人的辫子早已剪掉了，女人的脚也早放了。学校不再是为皇帝制造奴才的场所，而是培养新国民人才的地方。而我校还在尊孔，还挂着宣扬三纲五常的校训，真是和今天新文化运动很不相称!这表明学校还在留恋君主专制的封建伦礼，自甘落后，自作奴才。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要打倒它、取消它。”③在谢觉哉的鼓动和宣传下，师生们搬掉了希贤祠里的孔子牌位；将门上多年悬挂的“孝悌忠信”匾额拿下来，换上他亲笔题写的“务勤崇朴尽忠尚公”八个大字。希贤祠也被改作养蚕室，用以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和劳动习惯。为了满足师生学习时事政治和扩大知识领域的要求，谢觉哉增订了一批新的报纸、杂志，购进了一批新书，从1919年秋天以后，云山学校阅览室便陈列有当时的进步报刊《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新潮》以及北京《晨报》、上海《新开报》和长沙《大公报》等等。 　　这年双十国庆节，云山学校出版了一期墙报，谢觉哉为墙报写了一篇《国庆感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救国的途径，在于国民要自觉自动起来管理国家大事，要真正当家作主，严惩卖国贼。国民要自觉自动起来参加革新运动，注重实际，迎头赶上。我们的国体是民主共和，国民必须象个国家主人翁的样子，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谋求幸福。这虽是一篇有感而作的短文，但他所阐述的重要观点，不能不使我们明显地看到：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已经从康、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窠臼中将自己解放了出来，并从一个进步的反封建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激进的爱国民主主义者，这不能不说在他的思想上是一次十分重大的变化。 　　桃李芬芳结硕果 　　1919年春天，谢觉哉与王凌波同学生一起从县城运来一批黄金树苗，栽种在学校的周围。在种树时，王凌波曾意味深长地对同学们说：“黄金树是很有用处的乔木，十年之后可以成材。希望你们在十年之后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事实正是如此，何叔衡、姜梦周、谢觉哉、王凌波他们这几位挚友先后在云山辛勤灌溉的幼苗，有不少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现举两个学生为例。 　　1918年，谢觉哉在任云山学校十三班的班主任时，他的班上有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叫甘泗淇。他对这位追求上进、学习刻苦努力的学生备为爱护，经常给予学业和思想上的指导，使甘泗淇进步很快。当甘泗淇在一篇题为《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作文中，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时，他热情地给批了“巉思破石”的评语，并列为甲等，在全校传阅。甘泗淇在云山毕业后，于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1926年底，他又推荐甘泗淇去苏联留学，在欢送会上，他语重心长的教育甘泗淇，“应该好好遵守孙总理的遗训，努力把苏联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学到手，准备将来回国以后，在工作上出一把力。”几十年革命历程的锻炼，甘泗淇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的高级将领，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他们师生的情谊，老而弥笃，并记载在他们各自的诗篇之中。 　　谢觉哉对十五班学生萧述凡，也视为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他认为这位门生求知欲强，注重新思想、新理论的学习；对哲学、法律有浓厚兴趣；尤其对他从不盲目崇拜哪种学说，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个究竟的个性，更为赞赏。因为他是萧述凡的语文老师，他经常把萧述凡的优秀习作张贴出来，供同学学习。有一天，长沙一师到宁乡招收新生，作文试题是《对于援鄂战争的推测》，萧述凡一反大多数学生对赵恒惕的歌功颂德和虚伪捧场，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一针见血地指出赵恒惕用武力占领湖南，现在又把魔爪伸向湖北，赵的援鄂战争只不过是借以扩大自己的地盘巩固其反动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与县劝学员姜梦周很赏识这篇作文，并将此文评为全县试卷第一。然而此事却遭到县知事余联辉的强烈反对，并将情况密告了赵恒惕。为了使萧述凡免遭意外，他与王凌波、姜梦周征得何叔衡的同意，将萧述凡送到长沙何叔衡处避难。在长沙，萧述凡受毛泽东、何叔衡的指导和影响，很快入团、入党，并担任了省学联主席、团省委书记。与当时宁乡籍学生严树涛、谭晚成、何汉文在省立一师合称“宁乡四杰”。 　　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冲击着宁乡全县的顽固守旧势力。1919年冬，早已对云山学校的“越轨”怀恨在心的宁乡县知事余联辉，亲临云山学校“视察”。分别对高低年级学生出了两道作文题：《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论》和《知耻近乎勇说》，要求一律用文言文，不许写白话文。然而已经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想熏陶的学生们，写出的却都是一篇篇通俗易懂、内容实际的白话文，而且措词激烈。学生萧述凡在文章中批判了封建道德；严树涛在文章中斥责北洋军阀“卖国瓦全，无勇无耻”。气急败坏的余联辉大骂云山学校“过激主义横行”，诬称谢觉哉、王凌波等进步老师是“学匪”，是“无父、无君、无礼义的三无党”，惊呼“云山以上水都是红的”。他本想把谢觉哉、王凌波等教师解职，改组云山学校，只因考虑到全省的“驱张运动”正在高潮，而自己是张敬尧的亲信，惟恐因此引火烧身，只得暂时作罢。 　　余联辉回到县里，为制造反动言论，遏制以云山学校为中心的新文化思潮在全县的蔓延，亲自出马网罗一批封建遗老遗少、反动文人，办了一个《宁乡丛刊》，撰文鼓吹封建伦理道德，攻击新文化运动，对云山学校以及谢觉哉、王凌波等进步人士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谢觉哉与王凌波团结进步师生和新派人士，自筹资金，创办《宁乡旬刊》，对《宁乡丛刊》的反动观点发起猛烈的反击。当时这份刊物的许多有影响的文章，大都出自于谢觉哉的手笔。他对这个刊物的感情很深，即使后来离开了云山，仍经常为该刊撰稿。 　　谢觉哉在1920年、1921年的这两年中，一面继续同宁乡的保守顽固势力作斗争，一面同王凌波一起，带领云山师生，走出校门，到横市、柳山、龙洞等地进行爱国讲演，讲演的内容有：“国耻史”、“劳工自觉”、“民治的意义”、“男女平权”等，他们生动的讲演，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许多农民称赞“云山师生讲得句句在理”，并说以后“拨乱见升平，就要靠你们了!” 　　云山师生所广泛进行的革命宣传活动，引起反动势力的极大不满。1922年暑假，在一次县政会议上，顽固守旧者大肆攻击云山“赤化”，极力主张停办云山学校，并扬言要把谢觉哉、王凌波等人驱出教育界。校长王凌波虽据理力争，甚至表示“头可断，血可流，云山不可不办!”之后，县知事余联辉假惺惺地表示云山学校可以不停办，但王凌波必须辞去校长职务。王凌波为此被迫离任。新任校长李翰庵一进校，就查禁进步报刊；提倡崇孔读经，推行文言文；取消谢觉哉、王凌波创办的养蚕室和增设的手工、劳动课。同时，改组了云山学校，免去了谢觉哉的训育主任职务，排斥了一批进步教师，并以“谁煽动学潮就开除谁的学籍”威胁学生。在顽固守旧势力猖狂进攻面前，谢觉哉与王凌波并没有退却，他们组织学生，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与李翰庵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时学校里“我们要求看新书报”，“我们要看《新青年》”的呼声四起，而“我们要民主，要改造学校”的呼声更传遍全县。云山的斗争，得到了玉潭等学校的声援和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支持。为了进一步压迫云山学生的反抗，县政府当局悍然派军警前来逮捕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并通缉了一批进步学生。谢觉哉、王凌波得到消息后，立即将学生一一疏散和保护起来，并在公开场合揭露县当局镇压学生的无耻行径。为扩大斗争的声势，争取社会的同情，谢觉哉还起草了《驱除李翰庵》的传单，在全县广为散发。到1923年暑假，在全县教育界同仁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这场正义的“驱李”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这次斗争中，支持云山学校的玉潭学校进步师生，事后却遭到县政府当局组织的流氓、无赖的殴打。这事更激起谢觉哉、王凌波的气愤，他们联络县内进步人士和各校师生，到县府进行请愿斗争，要求惩办肇事凶手。谢觉哉还亲自起草呼吁书，在《湘报》上发表，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公愤。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县府不得不惩办凶手。斗争又以谢觉哉、王凌波等进步人士的胜利而告终，经过这些反复的斗争，谢觉哉在各界人士中的声名大震。这是因为他所进行的斗争，实际上早已大大超出了教育界的范围，已从文化思想方面的斗争转变为一场政治斗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谢觉哉所具备的革命胆识和斗争艺术，已经不是时代潮流的追随者，而是时代前进的推动者之一了。 　　① 1959年7月谢觉哉给云山师范附小师生的信(云山师范附小前身即云山学校——引者注)。 　　② 1919年4月20日谢觉哉日记。 　　③ 何汉文《回忆云山》，转引自《宁乡人民革命史》第12页。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