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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主编《湖南通俗报》

马连儒

到长沙办“通俗报” 　　1920年8月下旬，谢觉哉的挚友、当时任湖南省通俗教育馆馆长的何叔衡，先后来信要聘请谢觉哉去长沙任《湖南通俗报》主编。他开始担心自己办报会力不从心，但出于老友的盛情邀请，他不能不从命，并想借此机会去开拓参与社会活动的新领域。 　　《湖南通俗报》是湖南通俗教育馆办的一张报纸。何叔衡接任教育馆馆长后，也接办了这张报纸。这时，以新民学会为中心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已经成立，向广大群众通俗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已成为当务之急。为了把这张报纸办成真正为群众所需要的通俗报纸，他大力调整了主办报纸的组成人员。除特聘谢觉哉任主编外，还聘请了熊瑾玎(又名熊楚雄、笔名林佳)，周世钊(别号东园、惇元)、邹蕴真(别号泮芹、泮耕、泮清)、罗宗翰(别号耻迂)等任编辑，并由熊瑾玎任经理。这些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小学教员，都没有真正办过报。但他确信只要有谢觉哉来任主编，就可以同大家把这张报纸办好。因此，他多次去信请谢觉哉走马上任。 　　谢觉哉并没有按期赶来长沙，主要是他最爱的晚妹病重垂危，一时不忍离去。但又感于何叔衡的催促，直挨到这年8月28日，他的晚妹在1时50分去世后，才于“是日午后二时忍痛肩舆首途”。他大概是8月底或9月初到的长沙。 　　在他就任《湖南通俗报》主编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上，毛泽东被特邀参加了会议，并就办好这张报纸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意见。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非常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以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章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的见解。①特别是对毛泽东在会后，到他的房里去看望他，并同他交谈的印象最深，在他自己的回忆中曾有如下的记述：“他到我房子里坐谈，态度谦虚，不离不即，人自乐于相告，所谓‘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也。”②他根据会上的意见，于9月5日写成了一篇《通俗报宣言》。从12日起，《湖南通俗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谢觉哉主编通俗报，从一开始，他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据他的日记记载，除每天完成大量的编辑工作外，仅9日、10日两天，他就写了《湖南人做官当兵的主义的失败》、《怎样才能讲自治》两篇文章和一首新诗。从13日至15日三天，又写成了《自治从何做起》、《与一个小商贩的谈话》和《提倡同业小组织》三篇文章。从20日起，他又给自己增加了每天向周士钊学习注音字母一小时的学习内容。此外，他还经常受一师附小主事毛泽东的邀请到该校讲演。 　　谢觉哉在办报期间，得到毛泽东的帮助尤多，毛泽东不仅向他提出办报宗旨，还经常为通俗报撰稿。他很喜欢毛泽东的文章，常常赞叹说：“好优美的文章!为我从来所未见过的。我总是把它刊在报纸的显著地位。”③他尤其钦佩毛泽东那种穿一双草鞋，携一把雨伞，带一条毛巾，用“游学”的方式，到群众中去了解风土民情，进行社会考察的作风。毛泽东的行为，无疑给他以重要影响。后来他忆及这段历史时，曾钦佩地写道： 　　我在长沙到过他的住所，看见他的笔记本装满一大网篮。自然这中间有不少学问。④ 　　后来他还把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博览群书列为形成一个伟大人物所具备的四个条件之中，即“脑子”、“人格”、“深入实际调查”和“认真博览群书”。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湖南通俗报》有五十二期，这个数字仅占谢觉哉主编该报时期(1920年9月—1921年6月)所发行期数的五分之一。然而仅在这五十二期中，以“觉斋”署名的文章几乎每天都有，有时两篇，多则三篇，其他未署名和加工修改的文章则更多。这么大的工作量，他每天是怎样对付的呢?且看他给夫人何敦秀写的一封反映实情的信吧： 　　……早晨六点钟起来，洗面呀，操八段锦呀，屙屎呀，差不多要点多钟。八点钟的时候吃早饭。吃饭之后，就要做报，要到十一点钟才完工。再看几十分钟的报，就吃中饭。吃中饭以后，或者要到学校里去上课(我在修业学校教了几点钟书)，或者在屋里看书，或者同朋友扯谈，或者看外面的信，或者自己写信，下午算是闲一点。点灯后，要预备明天的稿子，或者自己做点文章，大约要得几十分钟。十点钟睡觉。此外尚有自己烦恼的事，大约不外是些笔墨功夫。星期日可以耍一天。⑤ 　　这里应着重指出的是，谢觉哉在信中所说“星期天可耍一天”，据他的日记所记载的事实来看，无论是星期天或回家过节，他却一天没有“耍”过，仍然在从事各种活动，或为报纸写文章。可以说，他是一个心眼全扑在报纸上了，说他宵衣旰食，辛苦劬劳，并不为过。 　　睁大眼睛看现实 　　《湖南通俗报》的读者对象是一般群众，要想使报纸与群众挂起钩来，就必须多方面刊登些与他们生活和境遇密切有关的事情，要能反映他们的疾苦和呼声，体现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当时的湖南连年天灾，人民生活已困苦不堪，加之人祸横行，使人民简直无法生存。谢觉哉在《湖南通俗报》撰文，列举这种人祸的要端有四：即“兵灾”、“匪灾”、“团防灾”和“委员灾”。并以多种形式，历数这些人祸给人民群众造成的劫难。1921年3月15日，他发表的一篇纪实小说《呼救》，就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现实。如控诉“兵灾”，他写道，在“抢掠之先，对于妇女赐之以轮奸。家人不忍，为求哀免，则赏之刺刀，然后卷其物以去”。而于“匪灾”，则指出“从三月到七月，简直是抢杀纵横、暗无天日的日子”。至于“团防灾”，他揭露得最为详尽：“十有九是平日不正经的分子，招集几个勇丁，就树起某某团防局的招牌，做那出票、拿人、问案、打板、罚款、斩决……的勾当。”“数十里宽的地方，团防局差不多有数十个，办法大抵相同。所以有人说，三、四月间出司令，七、八月间出局长，可想见一般人对他们的心理了。”团防局名义上是为了维持地方治安、惩办土匪，实际上却是为了捞钱。就是抓住土匪，只要能罚钱的，就是“好货”。他们常常不是抓土匪，而是在土匪的家属、亲戚、朋友身上打主意，以“通匪”为名，敲榨勒索钱财。在揭露“委员灾”时，小说尖锐地指出：官府、镇局、团防任命的各种名目的委员，没有一个是替百姓办事的，除了征收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就是吃喝玩乐，胡作非为，恃势报私怨的也屡见不鲜。他毫不掩饰地写道：“那些督军、省长、政客、军人，终日里花天酒地，住高大的洋房子，坐很阔气的汽车，倘是拿穷苦社会的情形比较起来，不晓得他心下如何过得去?”可惜的是，这篇小说现在还没有找到它的全文，仅这些片鳞只爪，已可想见他对当时人祸问题的认识是多么深刻。 　　在揭露这些人祸中，谢觉哉还把矛头指向身为“父母官”的县太爷。他在1921年3月1日，写了一篇《知事也有遗传性》的文章，对县知事的丑恶面貌和县官“遗传三步曲”刻意描述了一番：上任之初，好象一个道德家；在职期间，无一不侵蚀公款；交卸时，往往藉名清乡，直接向人民刮钱。以江华县知事为例，先是道貌岸然；继而侵吞全县军饷、米捐、牛捐两万余元；离任前，除向乡镇要钱外，另让全县四十八团各送礼服一套。在举出这件事实后他写道：“唉!江华这样贫苦，怎么能当得起这样的遗传性!”“做知事的总要知事，既吃了人民的俸，就要处处为人民做事。做的好，自然福至名归；做的不好，不独问不得良心，我怕也难有好下场咧!” 　　在天灾问题上，谢觉哉除谴责地方当局的扩充军备及粮商的囤积居奇，造成粮食人为的紧张情况之外，更多的报道了人民的痛苦及呼吁社会谋求救灾之法。例如：他在揭露湖南当局的谭、赵政府，为扩充军备，竟将一百五十万担谷米外运高价出售，以应军费开支；奸商也乘机囤积居奇。市场粮价飞涨之后，他曾这样在《全中国树叶遭殃》一文中，用讽刺的口吻写道：“自盗匪当权以来，树叶倒成了国家很行时的物品。南方素来吃米，北方素来吃麦，现在大家同吃树叶，但树要生在地上，而地皮又被人铲去，树叶的来源日减，销路日畅。唉，这里是人遭殃，还是树叶遭殃!”⑥ 　　1921年又值春旱，许多人只能靠苦菜、蕨根、蒿子充饥。到6月间，湖南全境持续高温干旱，灾民生活无着，成群结队涌进省城长沙，但遭到赵恒惕政府的沿途阻拦，勒令遣返。为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救灾，谢觉哉根据何叔衡的提议，精心编辑了一期救灾专刊，发卖筹款，仅在一学界会上就卖出八百多份。他还在报上组织讨论救灾的办法，向社会广为征集救灾方案。6月14日，他撰写《救济灾荒的法子》一文，提出救灾的两个方法：一是平价、平息。指出：“湖南固属米荒，实在还是钱荒。所以限制涨价，是治标的一个法子。就是不涨价，贫民犹没有钱买又怎样?那就是准他们……向富户押米押钱，不得算重息，最多不得超过百分之一”，“凡拒绝押借或索重利的，应绝对禁止。这也是贫民的一条生路”。二是凡灾区应把杂税及各项官厅劳役一律暂停。他强调指出：在官厅的人“他们黑心的很多，人们饿的要死，还要人们受勒索、办供应，实在担当不起。”当然这些办法不过是反映他对人民苦难的一种同情，并不能解决人民苦难的实际问题。在社会的实践中，他虽然已经看出贫富两个阶级的某些对立，但还来不及探索这种对立的原因和解决它的办法。因而他曾建议富户们“与其抱钱向土匪乞命”，“不若散财邻里，联合几千几万贫民做生死患难之交”⑦，让贫民和富民“百家合成一条心”，或许可以改变“富民遭劫”、“贫民受灾”的局面。这种见解反映他在社会问题的认识过程中，也是走着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然而他那种替人民着想的思想倒是始终一贯和可贵的。 　　为人民争民主权 　　湖南人民“驱张”运动胜利后，湖南自治运动成为当时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个运动从1920年7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922年初。谢觉哉办《通俗报》期间，正处于运动的高潮。他为此写了大量文章，为人民争民主权而奔波劳瘁。 　　谭延闿、赵恒惕上台之初，曾利用人民企望和平、痛恨北洋军阀的心理，答应实行民治、废除督军、民选省长，把“湘人治湘”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为了揭穿这个口号的两面性，毛泽东曾写过《“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文，对这一口号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明确提出以“湘人自治”的口号，代替“湘人治湘”的口号。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县自治，省自治；民选乡长、县长、省长。谢觉哉为了宣传这个主张，他也先后写了《怎样才能讲自治》、《自治从何处做》等文章。有力地推动这一民主运动的进展。 　　在宣传湖南的自治运动中，谢觉哉特别强调人民的权力。他在《自治是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的义务》一文中就这样宣称：“我们实行自治，只是从强盗手里夺回原赃，因为我们管自己的事，本是自己的权力。”而这一权力的体现，就在于自治根本法必须充分反映湖南全体人民的意志。他说：“湖南是三千万人的湖南，湖南自治，是三千万人的自治；三千万人人人都是主人翁，没有谁强谁弱、谁智谁愚。那末，制定根本法，当然要三千万人大家来制定才行，否则不是全省人民的公意，怎么能做得全省自治的根本?”⑧他还针对选民中存在的对自治、“制宪”、准备选举和全省人民投票的各种误解，甚至认为造选民册是为了敲榨勒索的顾虑，特意写了一篇《选民册》的短文，说明“现在是民国，民国是由人民做主的，那些办事的人，要由人民举出来，这选民册上有名字的，就可以去投票举人”⑨，这就是人民行使权力的一种标志。 　　1921年3月中旬，在湖南自治根本法起草委员会即将正式开始工作时，谢觉哉深知在根本法中“公民资格”一项，是能否实现真正民主权的关键条文，为了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他在3月18、19日两天“通俗报”的头版头条上连载了自己撰写的《公民资格》一文。名正言顺地指出：“凡能享有公权的国民，叫做公民。公权……是国民对于国家、地方参议和监督的权力。”并先后对在公民资格问题上的错谬观点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他坚决反对“公民以男子为限”的论调，提出“为甚么法律上把女子的公权剥夺”的质问。认为：“世界上有男即有女，在人权上没有等级之可言。女子所贡献于社会的，又未尝让于男子。”强调妇女应同男子一样享有公民权。在公民资格条文中，谢觉哉还强烈反对有关公民资格“财产状况”一项的规定。他说：“国家是人人有份的，国家弄的好，人人受益；弄的不好，人人受害。国家要钱用，人人都要直接或间接负担捐税；国家有危难，人人都要出力去保护——当兵。”因此，管理国家的政事，就不能规定人们的财产的多少。他反问道：“为什么国家的政事，却只许一部分发财的人去干预，他们既有钱，又有势，望他们替贫民来说话，自是很难。贫民生活本不安全，又不准他们有发言权，世上不平等的事，孰甚于此。”至于公民资格中有关学识即文化程度的规定，他主张从湖南人民现实的文化程度出发，不要强行制定一个标准。他说：“现在湖南三千万人，在国民小学毕业的有好多?在高等小学毕业的有好多?我伯总不过十分之几。况人的好歹，本不在毕业不毕业。几多乡里老馆，心术纯正，明白大体；几多高等学生，坏俗伤风、捣鬼造乱。当公民的，本不是去应国文科举的考试，又何必管他毕业不毕业、识字不识字?”此外，他还批判条文中其他一些错误的提法，最基本的要求是条文要反映人民大多数的权力，要符合人民大多数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为少数有权势财产的人服务。 　　1921年4月，当根本法草案即将交给全省各县审查员之际，谢觉哉特地写了《我希望于审查员的》文章。他说：现在湖南“三千万人幸福的担子，已落在百多个审查员身上”。“从前的人，以为一国的安全幸福，全靠少数有智力、有权力的人来维持。心理上既有这种希望，所以在法律上也特许政府以种种便利，预备贤人来发展他的天才。这不独专制国家为然，立宪国家也是如此。可是现在不行了，少数人为多数人谋利益，决不如多数人自谋。”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要以平等眼光看待人民，使人民都有发展自治的机会，集合人人的自治能力以为政治的自治能力。”⑩这些精辟的见解，在当时无疑是闪耀于黑暗社会的一颗明星。 　　大力推动新思想的传播 　　《湖南通俗报》是革命战斗的武器，又是传播新思想的阵地。在当时一片黑暗的社会里，它就象一把催人奋发的号角，又象一支引人前进的火炬。 　　从当时的“通俗报”所报道的版面内容来看，在可能的条件下，它报道了苏俄革命政府的消息和世界工人运动的情况。摘要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劳农政府的十条施政方针，列举了苏俄政府“土地、民房概归国有”、“银行国有”、“矿产工场概由劳动者管理”、“铁路、电话、电报等一律公有”、“资本家无选举权”等经济、政治条款。尽管这些消息是从一个美国国会议员的谈话中转译过来的，仅是苏俄政府二十九条施政纲领的一部分，但却足以让当时的读者了解苏俄的公有制性质。他还针对当时军阀政府对苏俄革命的诬蔑，特地写了《谁是过激派?》一文，其中这样写道： 　　今人称“过激派”是指俄国的劳农政府，他们的办法是要人做工，才有饭吃，不准哪个多占些，不准哪个吃闲饭，算是最和平的政策，偏偏要喊他“过激派”!中国的军阀，天天持刀杀人，却天天在那里恨“过激派”。好多不懂世事的乡先生，并不知道“过激派”是什么一回事，也随声附合的怕起来。我看‘过激派’并不过激，只是怕“过激派”的太过激了一点咧! 　　谢觉哉也十分推崇向外寻求革命真理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非常关注他们在海外的命运。每听到留法学生遇到困难，便立即在报上写文章呼吁社会各界起来救济，以挽救他们脱离“冻死饿死在巴黎”的困境。他以满腔热情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作了高度评价：“留法学生，湖南最多，我虽不敢说他们个个都好，但是他们抱高尚的理想，挟坚卓的精神，同从前那班想升官发财去留学的，的确不同。老实说，实是社会的优秀，实是湖南新生命的种根。”(11)他这种对勤工俭学运动肯定的见解，无疑对动员社会各界来关心勤工俭学学生有着一定的作用。而后来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出现的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蔡畅、徐特立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实，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经常向读者介绍新书新报，也是“通俗报”宣传的一个主要内容。“通俗报”曾登出这样一则通告：“本馆备有各种最新的图书、杂志、报纸、专供大家阅读。诸位有得闲的时候吗?何不来本馆(馆设理问街)看些最有价值、最有趣味的新书、报刊?不费一个钱，可以得到许多知识，可算是最好没有的事了!”有时“通俗报”还把通俗教育馆的讲演题目、内容、时间、地点登在报纸第一版，鼓励大家前来听讲演和阅读书报。此外，他还在报上宣传“劳工神圣”的思想，号召青年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有“挑得起、放得落的气力”；“要有耐得冻饿、耐得磨蚀的躯干，才配出来做劳工。”(12)他提倡青年要做“了解奋发、不安固陋的样范”。认为“世界上要先有做事的人，而后有可做的事，事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希望“湖南能够做事的人，抬起头来，各凭自己的能力去创造事业，小的个人去做，大的合力去做”。(13)他还注重在民众中进行科学、卫生等新知识的宣传教育，如树立新风俗、新习惯，批评旧风俗、旧习惯，曾先后组织了一批食物、水、呼吸、肺病、骨骼、害虫、伤风等卫生防疫知识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并刊登过一些《永城风俗情况》、《请七姑》等反对封建迷信的文章，揭露封建迷信活动的欺骗性，使“通俗报”起到了启发、教育人民群众，提高文化涵养，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作用。 　　《农夫与田东》发表前后 　　谢觉哉主编《湖南通俗报》期间，最能反映该报政治倾向的是他发表了在长沙幼幼小学教书的许葆华(又名许抱凡)写的一篇反映封建地主如何剥削农民的文章，题目叫《农夫与田东》。 　　文章的开头就这样提出问题：“诸君，你不是要讲社会主义么?不是讲化除阶级，推翻官阀、军阀、财阀的专制吗?”“我今日讲，最惨酷、最不平等的一桩事，就是农夫与田东的问题，要请大家费心研究研究。”然后作者还自我介绍说：“我是宁乡麟峰人，家住此地三百多年了。我常看见那佃田的农夫所受的痛苦和田东的罪恶，久已记在心头，没有地方告诉。好在今日我有说话的机会，要把这黑幕一重一重的揭破出来。”作者除列举田东对佃田的苛刻规定和附带条件外，强调指出“东佃的阶级，如奴隶和主人一般，佃了他家的田，简直就是他家的奴仆”。接着，作者给农夫算了一笔细帐，除去种谷、肥料谷、押租息银谷、租谷、交租时因用大斗收租而多交的谷、租鸡和租草折合的谷，再除去人工、牛工、应工、租蛋以及贴补的息谷，最后所余就几乎净尽了。最后，作者含着同情的泪水写道：几年后，农夫“就被那田主盘剥罄尽。又要退他的佃，既无饭吃，又无屋住，只好拚命去干那抢劫的生活。”“我遇到我的朋友，都笑我们宁乡土匪多、游氓多、当兵的多。平时一言难尽，我今天在此答复列位，这都是那方恶滔天的田主制造出来的。”文章结尾介绍了在“日本福冈县农民和地主争议的案子，有一百多起。现在日本全国有一千多万农民组织团体，做反抗地主的运动。”这用意很明显，文章希望中国的农夫也一齐起来走反抗田东的路。 　　谢觉哉商同何叔衡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这不仅反映了他的政治见识和胆略，也体现了“通俗报”的编辑思想和编辑方针，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在当时也是极为难得的。因而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非常强烈，湖南《大公报》很快又作了转载。此后，谢觉哉与何叔衡同许葆华成了最好的朋友。许葆华所写的一部《宁乡打史》，谢觉哉直到晚年仍还记着，并写诗称赞说：“小小沩城不记年，一群豪劣乱争权，骂声未绝打声起，请看《宁乡打史》篇。”(14)后来，何叔衡还介绍许葆华入了党。“马日事变”中许葆华虽脱了党，但对党“忠诚热爱，始终不渝”，作了许多有益于党的革命工作。 　　“《湖南通俗报》新页” 　　《湖南通俗报》原创于辛亥革命湖南都督府演说部。该部1912年出版《演说报》。1914年更名为《湖南通俗教育报》。形式呆板，内容枯燥，尽是些官样文章、政府文告，仅有的一些讲演、评论，也都是陈词滥调，毫无生气，因此，发行量甚微，在湖南民众的政治生活中影响无几。但自谢觉哉主编这张报纸后，情况为之一变，它以崭新的面貌在湖南广大民众面前揭开了“《湖南通俗报》新页”。(15) 　　谢觉哉全面贯彻执行了办报宗旨，革新报纸版面。该报为四开四版，第一版头条多为“讲演”专栏，刊登的都是最为密切结合实际的讲演和文章；其次是世界新闻。第二版是国内和本省消息专栏，尤注意对内战情况、自治问题、人民生活和教育问题的报道。第三版分设“新知识”、“小批评”、“社会调查”、“谚语”、“琐碎话”、“儿歌”、“新字课”等专栏。第四版设“专题讨论”、“选录”、“小说”专栏以及新书新报广告、启事、行情等等。这些专栏的开辟和编辑，凝结着谢觉哉和其他编辑人员的苦心和汗水，从而在广大民众中赢得了声誉。从报纸的内容上看，也可见他们在编排上是颇费心计的。他们尽可能把爱国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的政治内容和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和民众联合的思想，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和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出来，每篇文章都要做到言之有物，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谢觉哉是主编，在这方面进行的工作比谁都要多、都要大，然而他总是全力以赴。 　　现在，就请看谢觉哉是怎样把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结合的吧!例如：他在“新字课”专栏里解释“朝”字时，就写下“中国社会是暮气沉沉的社会，全靠一般有朝气的青年出来改革改革。”(1921年3月10日)。在解释“造”字时，则写有“中国的制度、习惯、思想……种种不适生存的，都要彻底改造一番才行。”(1921年3月16日)。又如，他在“谚语”专栏里解释“破鼓乱人打，墙倒众人推”时，就写道：“中国有鼓破墙倒的样子，日本便是打鼓、推墙的主使人”(1921年1月21日)。而在注解“牛耕田、马吃谷、爹做官，崽享福”时则批注说：“社会上的人，只晓得想现成的利，却不去干自己需要的东西，中国焉得不穷?请问天生你们的手足，不是去干劳动的事业吗?今奉劝你们，大家来劳动，免做社会的蠹虫。”(1921年1月20日) 　　《湖南通俗报》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革新，使它在湖南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日增，越来越受到欢迎，它的订数随之从几百份猛增到六七千份。它已成为中小学生的必读之物，在工人和市民中也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连乡村的农民也开始订阅了。谢觉哉的好友王凌波曾几次来信，要求增订报纸，并说：“贵报销数宁乡较多，此乃贵报诸先生评论正直，剪裁适当，甚合社会需要……。此间学生阅报，以‘通俗评论’及‘中外新闻’为最感兴趣，‘讲演集’甚好，此间二十一、二十二班学生已经纯粹用为教本。”(16)当年在长沙经常阅读“通俗报”的萧三回忆说：“长沙城里，除《大公报》、《新湖南报》等大报外，还有一个小型《湖南通俗报》很受读者欢迎。”毛泽东也说：“这一年的《湖南通俗报》办得很不错。”(17) 　　“通俗报”的“过激”言论，和在民众中日益扩大的影响，使得赵恒惕感到不安，一些封建顽固分子也诽谤不绝，指责“通俗报”宣传“过激主义”呀，“政府自己办的报纸骂政府”呀，“湖南之坏就坏在‘通俗报’上呀”等等。不久，何叔衡的通俗教育馆馆长被撤职了，“通俗报”也被迫停刊了。然而对谢觉哉今后的革命岁月来说它不过迈出了一小步，但却是非常可贵的一步。 　　① 《湘江的怒吼》载《五四运动在湖南》第101页。 　　② 1942年5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谢觉哉《一得书、笔记摘要》。 　　③ 1952年7月1日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载《谢觉哉杂文选》第329页。 　　④ 1940年7月5日《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谢觉哉《几个片断》。 　　⑤ 1921年4月16日谢觉哉给何敦秀的信。 　　⑥ 1920年11片6日《湖南通俗报》。 　　⑦ 1921年3月16日谢觉哉《救灾的法子》，载该日《湖南通俗报》。 　　⑧ 1921年1月21日《湖南通俗报》谢觉哉(署名觉斋)《制定自治根本法的手续》。 　　⑨ 1921年2月27日《湖南通俗报》。 　　⑩ 1921年4月20日《湖南通俗报》。 　　(11) 1921年3月19日《湖南通俗报》载谢觉哉(署名觉斋)《救济留法勤工俭学生》。 　　(12) 以上均引自1921年1月29日《湖南通俗报》载谢觉哉(署名觉斋)《青年啊，快注意体育》。 　　(13) 以上均引自1921年1月25日《湖南通俗报》载谢觉哉(署名觉斋)《是没有事可做，还是没有去做?》。 　　(14) 1963年11月谢觉哉诗《回忆》。 　　(15) 周士钊《湘江的怒吼》，载《五四运动在湖南》第99页。 　　(16) 转引自《谢觉哉传》第29页。 　　(17) 《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第524页。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