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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走到无产阶级革命”

马连儒

图注：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 　　“时方溃漫，谁作方舟”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1921年元旦，由东园(周士钊)、玉衡(何叔衡)、润之(毛泽东)介绍，谢觉哉参加了新民学会。 　　此时正值新民学会元旦年会召开，会议讨论学会的宗旨和改造中国的方法。谢觉哉虽被介绍入会，因手续未完，没有能够参加这次会议。但从会友的传达中，他知道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并在1月3日的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述： 　　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余谓：宇宙之大，无所不容，进化之途，且恒赖矛盾之主义互抗互厉。以狭义言，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广义言，无所谓是非也。但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去区别这种是非的，不能把他与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相比。但他提出在同一学会，要奉同一主义，以求得团结一致，却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时方溃漫，谁作方舟?”①谢觉哉在对于新思想、新理论的接受方面，当然要有一个理解和在实践中进行反复比较和鉴别的过程。例如，他向往过托尔斯泰的“劳动”生活，曾一时为自己描绘了一幅“解脱一切，蛰居山村”的图画：“做半天轻微劳动，如灌园、喂鱼、洒扫的事；读半天书，或随便教几个小孩子，领略天然风味，其幸福当无上矣。”②但他很快发现这是一种消极思想的苗头，并作了自我剖析，认识到“个人环境，绝对无可以踌躇满志之时”，而应当去谋事业上更广泛的进取。他想通了这样一个道理：“世界上的事是多方面的，我们只做得一方面；世界上的事是无限的、悠久的，我们只占一瞬间”，自己虽然是一粒“微尘”，但在宇宙空间里，“总有你的原素”，“这就是做社会运动的人，可借以自慰的地方”。③ 　　又如，他也曾对那些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旗号，实际上是社会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发生过兴趣，特别是这些思想理论中的讲恕道、讲容忍的调和观念，几乎成了他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也是他初期总在个人的小圈子里徘徊，不能把自己放在集体之中和相信群众的主要原因。他在1920年读了蔡和森给毛泽民等新民学会会友的信后，对蔡和森在信中所主张的中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走十月革命道路，颇不以为然，觉得这种主张太激烈了，其“议论殊恢奇可畏”④。并声称“鄙人于学说上不敢容易牺牲主张，事实上却主张调和，以非如是不足以利进行也。”⑤然而残酷的现实，启导着他不能走调和的路，而必须走革命斗争之路。当他一旦认识到了这一点，就坚决地走了下去。 　　“涤除垢秽必整衣冠焚弃草莱须植嘉谷” 　　谢觉哉对于社会的种种弊病，是早有认识的，特别是对家乡宁乡一地连年的自然灾害，以及“兵灾、匪灾、团防灾、委员灾”所造成的“百孔千疮，补救非易”⑥的局面感触更深。他曾设想过补救的办法，并写信给宁乡政府的有关人士，从“凡事不求有益先求无害”出发，提出“当先察民众之隐情，而后听士绅之意见”，进而“改造镇局”、“整理财政”。他认为，“乡民穷苦已极，急应休养涵泳”，不能再提征“田赋附加税”⑦。但这种意见很快遭到县政府有关人士的严辞拒绝。说他的信“多理论而不合事实”，斥之为“一二书生见隘识浅”⑧。此路不通，于是他认为：“非造一种全民政治的根本法来不足以挽救危局”⑨。因此，他对1921年开展的湖南自治运动和制订自治根本法寄予厚望，并在《湖南通俗报》上发表许多文章，为之摇旗呐喊。但现实的发展，使他逐步发现，自治运动也好，制定根本法也好，这些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高唱要在根本法中写上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赵恒惕政府，却以宣传“过激主义”为名，在一夜之间，查封了他所主编的《湖南通俗报》，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所谓“自治”，所谓制定“根本法”，都不过是些骗人的幌子。现实的教训，又迫使他不得不从事新的探索。 　　1921年10月22日，邓中夏在长沙一师附小举办赴四川讲演汇报会，提出要救济四川，“须用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⑩。对此谢觉哉颇受启发，特别在听了毛泽东在欢送一位同志赴俄学习的会上作的关于组织革命团体的发言后，他肯定这“是带红色彩的”(11)。 　　谢觉哉认真听取了邓中夏所作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的报告，并列表作了如下的说明： 　　谢觉哉经过这样详细对比和研究之后，初步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以及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有了初步的认识，因而开始自觉地注重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他认为自己“涤除垢秽必整衣冠，焚弃草莱须植嘉谷。”(12)不久，他读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内容大纲》一书，经过研究和分析，他对其中一些内容进行了批注。例如，他认为“大纲”的第三条说“无论何种形式、何种内容的国家政府，中央集权都不合理”，指出这是“有矛盾的前提，所以有此矛盾的结论。”而任何政府都是集权的，只有性质的不同而已。又如他认为“大纲”提到“人类本是依据相互扶助的本能营自由社会生活的，可是有少数为自己欲望忘却多数人的本性的人出来，蹂躏自由合意的生活，造出法律、国家和权力阶级”的说法十分错误，是有意抹煞社会的阶级界限。他批驳说：“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政治，本是劳动阶级所痛恨，若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法律、政治，劳动阶级就会欢迎了。”(13)相当准确地说明了法律、国家和权力的阶级性质，揭露了无政府主义把它混为一谈的欺骗。这里可以看到他思想上的显著进步。 　　1922年初，谢觉哉读了《李卜克内西纪念册》之后，特地抄录了德国著名无产阶级领袖卢森堡有关论述法律的一段话：“社会主义，由法律建设，是没有的一回事；并且它也不能由法律建设。虽然最为人们所欢迎的政府，它也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定要靠很多的人民和无产阶级建设，要靠个个劳动者”。(14)从而进一步懂得了社会主义法律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久，他在日记中写道： 　　法律上的条文，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有了这样文明进步的结果，回头来又才成为文明进步的原因。换句话说，就是欧洲宪法上所规定的人民权利，只是那时自由思想发达的结果，并不是凭空结撰的规定几条宪法，便能创造起人民的自由(15)。 　　谢觉哉对法律性质的认识是正确的，是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收获之一。但怎样去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如湖南自治、制宪运动等，尚有待于他进一步实践，即怎样把理论联系实际，以期在思想认识上得到更多的提高。 　　实践向理论挑战 　　谢觉哉在长沙，目睹了谭延闿、赵恒惕、林支宇各自为首的民康社、民新社和湘社三个政治集团的角逐。不过，他更关心的是宁乡县各派势力的表演。在此期间，他与县里的姜梦周、王凌波、谢南岭、夏昂宇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书信往来频繁。当他收到姜梦周来信，得知县里一些老朽势力在活动选举后，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老朽团系来者很多，大为选举活动。‘不去庆父，鲁难未已’。”他虽以自己“颇持大体而不察细微，颇有思想而殊乏条理，置之议席，恐亦犹人。”(16)的谦虚态度，婉拒了夏昂宇来信问他是否有意当议员的提议，但他仍觉得有揭发宁乡各色人物勾结一气，操纵选举的职责，特地组织旅省学生返县选举监察团。为昭示这个团的责任，他为该团起草了一个宣言，警告那一伙人不要“以全体祸福寄托之地，意为个人权利竞争之场，贻毒乡邦，腾笑中外”(17)。他实在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选举的结果，他、姜梦周、王凌波、谢南岭、夏昂宇等领导的选举监察团所预期的目的完全遭到失败。面对这一现实，他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之后，写信给王凌波说：“我是不抱悲观的，且不认此次为失败。”关键在于“养精蓄锐以为后图”。至于怎样“后图”，他“颇主张一、二稳健人物宜组织超然团体”，“以冷静头脑，超然人格，隐作青年指导，造成一班胜似吾辈的人物来”，“多选出一个人，即社会增一分新势力”。他在信中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财阀、团阀固然要天天去推翻，也要想推翻后拿什么来替代?”(18) 　　至于怎样选出胜似吾辈的人物来，谢觉哉认为可加强教育。这时，他对苏俄的教育发生了兴趣。在他9月18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苏维埃政府所属学校的主要形式，有共产党学校、工人学校、军事学校。共产党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共产主义方面的领袖或组织人才”。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是为“富有能力和学问的少年”(19)举办的学校。要造就人才，就要办苏俄这样的学校。在日记中，他还记录了对苏俄其他方面的一些认识。 　　10月间，宁乡那一伙靠欺骗手段上台的人物，很快以县议会的名义通过《宁乡学校恢复读经案》，并将这个议案加按语在《大公报》刊登出来。为了回击这伙顽固势力的反攻倒算，10月5日，谢觉哉写了《宁乡圣人之徒的内容》，痛加驳斥。文章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举出议员陶某所鼓吹的“无政府、无家庭、无宗教”的“三无学说”，对县议会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讽刺。说明主张“三无学说”的不是我们，而是议会中有影响的人物。文章最后说：“我劝非圣人之徒被‘三无’嫌疑的诸君，从此得了‘三无’真缔，应当向议会诸圣人之徒表示十二分敬意。”(20)8日，他又发表了《地方教育之障碍——宁乡县议会读经案》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对当时社会上的主要弊病进行了如下的概括： 　　大者如军阀残暴，政客阴诡；小者如溃兵焚掠，土匪横行；介其中者，则如各地土豪、富绅、奸商。 　　这一概括是他长期对社会问题关注和考察的初步总结，分析了造成社会弊端的不同阶级、阶层，比较他前一年所概括的“兵灾”、“匪灾”、“团防灾”、“委员灾”和这一年4月所概括的“财阀”、“团阀”更全面、准确，特别是首次提出了“土豪、富绅、奸商”对人民的剥削压迫。这说明了他在努力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国社会问题。 　　至于中国社会将怎样进行改造，谢觉哉在1922年10月12日，给宁乡县的负责联络事务的夏昂宇的信中(21)，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看法： 　　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不外，1.社会运动；2．政治运动。安那其与布尔塞维克两派争论只此一点，我谓我们一方应为点滴的改造，使分子力量增多，面积增广。一方面又应使此方新之势力集中一点——夺取政权。 　　这一论述比原来主张培养新人进行社会改造的思想，有了极其重要的发展，即提出了：“新之势力集中一点——夺取政权”，进而阐述了夺取政权这一关键问题。这是谢觉哉思想上的一个根本转变和突破，说明他已经抛弃了德谟克拉西主义、安那其主义，正确选择了布尔塞维克主义。并使自己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谢觉哉在信中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非常艰巨的事业，要经历一个相当的时间，不是“一朝一夕”、“一手一足之烈”的事。这一点对于他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因为这就使他不同于一般青年知识分子出于一时的激情崇信社会主义，而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去做好长期的思想准备。 　　谢觉哉在信中还批判了改良主义和实际行动上的调和、迁就主义，强调改造社会的艰巨性。他说：“改造本身不容易，改造几千年流下的根性就尤其不容易。”正因为不容易，就时常引起改造者的犹豫和妥协。他追溯近代中国的历史，否定了历史上的改良主义的种种弊端：“改八股为策论，改科举为学堂，改文言为白话，改皇帝为总统……其实哪一点是真的。从前维新的人，现在多变为顽固，这不是他退化，乃是他维新的时候就是盲从，没有什么觉悟的缘故。”他还指出，中国由于长期封建落后所形成的一个大毛病，“就是调和、迁就，剪发要留辫兜子，放足要成条子形”。在社会改造上，非彻底反对这种调和、迁就不可。要改造社会，就要考虑对“旧的伦理观念、经挤观念、学术观念、社会组织状态”，“都要彻底研究”。为了彻底批判调和、迁就主义，他还引用孟德斯鸠的名言来鼓励自己和志同道合的同志：“守旧者欲舍生以殉古，维新者犯众难以开今。”他提出，既要反对“对于应改造之点不能洞察其过去、将来之利害”，“反以调和、迁就为得计”的不彻底主义；又要反对人们常常出现的“怕失败”的心理。因为“新旧相逢，自然起事实上之冲突，不胜必败，调和、迁就可以陷现状于不胜不败之中，因此起化合作用与中和作用，成一种非新非旧之物”。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绝对无并存之理，妥协主义的误事，其例盖不可胜数也。”(22) 　　谢觉哉思想上的根本转变，使得他在其它问题上也具有新的看法。11月19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召开追悼从1917年以后死去的三十四名同学的大会，他对这些同学作了如下评价：“其中不乏卓异之士，推其原故：一由思想发达，愤环境之不适，精神陷于矛盾生活之中；一由情绪太盛，无正确冷静之主宰力以支配之，不免为感情的奴隶；其它之一因，则体质单调，禁不起费脑的事业。”如何正确引导学生前进呢?他明确指出：“补助之法，固在于育体，尤在于治心。”(23)所谓“治心”，就是要用革命的理论把学生思想武装起来，这是进行革命教育最根本的问题。 　　这年11月，谢觉哉在广大师生的拥戴下，被任命为一师附小学生自治会总指导员兼出版股指导员。当年在一师附小毕业的廖沫沙，在回忆谢觉哉任班主任对自己的辛勤培育时，永远难忘他的“治心”教育，使自己“曾坐春风里，长思夏雨恩”(24)。 　　“当时一炬星星火，改换人间改换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当毛泽东与何叔衡去上海出席党的一大会议时，谢觉哉在6月29日的日记里有如下记载：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后来他在回忆这一伟大历史时，写道：“一天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行动的‘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船。后来知道：这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大会。”(25)后来他还写词歌颂：“当时一炬星星火，改换人间改换天。”(26) 　　1923年6月，党的三大，确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的政策，并积极推动和具体帮助国民党改组。也就在这时，谢觉哉离开省立一师附小来到宁乡甲等师范讲习所(简称甲师)教书。 　　甲师是一所与云山学校一样的进步学校，被誉为“宁乡人民革命的又一摇篮”(27)。这个学校的前身是1901年设在省会长沙的宁乡中学堂及其速成师范科。1921年停办，1923年，姜梦周等克服种种困难，在宁乡恢复甲师。先设校址于县城王氏宗祠，后迁城北节孝祠，并聘请他和陈章甫、许抱凡、王凌波、梅冶成、欧阳健、李甲农等进步人士前来执教。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该党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谢觉哉听到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的消息，兴奋极了，觉得“眼前突然出现光明”，认为“这才是办法”(28)。以后又写下如下的感想： 　　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南北军阀混战，‘一蟹不如一蟹!’某些时贤的所谓救国建议，谁都是夸夸其谈，不是不能行，就是没有准备行的方案。……霹雳一声，传来了国民党的改组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宣言上明明写着，有原则、有纲领、有办法，我们反复读了，觉得救国有方了。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固然十分兴奋，就是中年持重的人也有许多感到应该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即使及身看不到革命成功，儿子、孙子一代必然看到成功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29) 　　国民党“一大”后，出席会议的湖南代表中的中共党员林祖涵(即林伯渠)担任了国民党的农民部长、毛泽东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候补执行委员。中共湘区的主要负责人夏曦担任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筹备员，指示我党各级组织在各地协助国民党建立基层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何叔衡介绍王凌波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宁乡县第一任支部长，接着谢觉哉、许葆华(即许抱凡)等也很快参加国民党，为宁乡国共合作组织的形成，为后来革命活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谢觉哉除任教甲师外，还担任了《湘报》驻宁乡通讯员，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大量的新闻报道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服务。 　　在甲师，地理课老师陈章甫善于结合教学进行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公民课老师喻棣芳为通俗易懂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写成了《学说浅释》一书。谢觉哉对他们评价极高，曾为陈章甫题诗留念；认为喻棣芳的《学说浅释》“应录于将来的县志里”(30)。他自己则致力于语文教学，着意通过作文这门课程，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当时有个年龄最小的学生叫喻东声，在他的辛勤培育下，几个月后，由不大会写作，竟写出了《城隍庙戏与教育》一文，受到师生一致好评。他对这个学生的印象很深，以至多少年后提到喻东声时，说这位学生“尤其是接受革命思想极快，极敏锐，知道了就做，小小年纪就走上了革命奋斗的旅途”(31)。他还与该校进步教师一道，提倡平民教育，让学生利用假期，通过教识字的办法，扩大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并进行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 　　结合实际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也是谢觉哉从事的重要活动。1924年，他组织了五一节游行示威活动，带领群众高呼“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军阀”、“劳工万岁”等战斗口号。在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时，他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讲演会。他们在讲台悬挂两尺来高的马克思像，由七个人分工讲演了马克思传略、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劳工专政、为什么要讲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等专题，谢觉哉是最后一个题目的讲演人。这些讲演，“提纲挈领，娓娓动听”(32)，学生冒雨听讲，大受欢迎。这年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他同其他教师领导学生在财神庙前搭了一个戏台演新戏，并在庙前散发传单。陆续演出了《五月七日》、《中国恨》、《亡国鉴》、《珍珠塔》等现代戏。对于这些演出，谢觉哉在一篇新闻报道里作了如下的描绘：“《中国恨》的烈女自杀一幕，情景逼真，记者看到这里，不觉双泪直下。《五月七日》一出，是演二十一条交涉事实，袁世凯及各总长都能身分恰如”，“演的卖力，看的传神，一千多人竟能终日兀立，直到散会”(33)。特别在《五月七日之宁乡》的专题报道中，他引录了现场的讲演内容：“北京政府是靠不住的，各省督军、巡阅使、省长也是靠不住的，全靠我们人民自己起来做抵抗日本的大运动”(34)。尤其是6月1日，宁乡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残杀长沙市民一周年时举行了游行示威，他在长篇通讯中呼吁“民众快团结起来，打倒国际侵略主义!打倒日本的侵略主义!”(35)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他已经把改革中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对广大人员群众的唤起，并为此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而这一工作的主要特点，就是他能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实际行动进行指导。 　　为人民奔波呼号 　　谢觉哉在宁乡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宣传者，又是一个为人民疾苦奔波呼号的勇士。1924年上半年，他以飞飞为笔名，在《湘报》上发表了《宁乡大沩镇团防局的黑暗》、《宁乡大沩团防局之黑暗再志》和《宁乡大沩、同文镇团防局之黑暗》等文章，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团防局长杨致泽，揭露他敲榨勒索、枉杀无辜、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罪行，并愤怒地写道：“民国时候的人，真当不得一只狗。”(36)正由于他敢于揭露黑暗，鞭挞邪恶，反动势力对他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查询“飞飞”其人。为了对付反动势力对自己的迫害，他先后在《湘报》、《沩波》旬刊上发表了“飞飞”的声明。刊在《沩波》上的声明说：“《湘报》驻宁乡特约通讯员飞飞君，因偈破一切黑幕，惹起人注意。最近有人要谋害他的性命，于是飞飞君将向别方去了。”(37)而登在《湘报》上的声明则以自己的口气说道：“飞飞君要向大家报告几句，飞飞君飞到宁乡，不免有所搏击，闻者或以为不祥，几欲加以矰缴。只以今天飞飞，明天飞飞，飞来飞去，弋人何慕也。现飞飞已倦飞知还，逝将去汝，适彼东郊。除向报馆辞职外，特于振翮之先，向宁乡引吭长鸣曰：飞飞君去了。枋榆之上，枳棘之中，可以任汝翱翔矣!”(38) 　　谢觉哉此时真的“倦飞知还”了吗?完全没有。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迷惑敌人。不久，他又以“不平”、“古公”、“闲闲”等为笔名，更机智、更勇敢地继续在《湘报》、《沩波》上发表揭露黑暗现实的大量文章。 　　四十二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知事周伯南迫使县教育委员会总务主任王凌波辞职，由孙子翘出任甲师校长。谢觉哉曾为此发出“极钩心斗角之能，江河日下，道德沦胥，人说教育界清高，果清高也乎哉”之叹。(39)不久，县府又将1923被云山学校驱逐出来的封建卫道士李翰庵塞进甲师任校长。李翰庵一入校，就将谢觉哉和梅冶成、许葆华等解聘，下令停止一切爱国活动，不许订阅进步报刊，监视进步学生。 　　然而，这时的甲师，已深受当时革命气氛感染，该校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胡辉、夏尺冰已经经过革命风雨的锻炼。为了反击县府当局对甲师的控制，进行了一场驱逐李翰庵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正如谢觉哉在1925年5月20日在《沩波》第三十期的《编辑话》中所说：“我们只知正义所在，理所欲言，决不献媚贡謏，逢迎世俗，也不因外界压迫改变我们的主张，誓以大刀阔斧手段，以收摧陷廓清之功。”字里行间充满了乐观、自信和胜利的信心。 　　1925年下半年，谢觉哉应中共湖南区委主办的湘江学校的聘请，再一次来到长沙。并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由何叔衡、姜梦周介绍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而这时他已经四十二岁了。当他在1943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不胜感慨： 　　照例，人过四十，是走下坡路了。家庭、儿女、生活的牵连，锐气的渐降，不易再急进，就是以前急进的也不少逐渐后退。……然而我不同。……我就是四十岁以后踏进一条伟大而艰险的革命大路，且似乎有准备地踏进了这条路。……走到无产阶级革命……(40) 　　路，谢觉哉过去梦寐以求的，他终于找到了! 　　路，通向光明，但又布满荆棘……但谢觉哉义无返顾，大踏步地向前走去! 　　① 1921年9月9日谢觉哉日记。 　　② 1921年2月16日谢觉哉日记。 　　③ 1921年3月10日谢觉哉日记。 　　④ 1921年3月17日谢觉哉日记。 　　⑤ 1921年8月25日谢觉哉日记。 　　⑥⑦ 1921年1月1日谢觉哉日记。 　　⑧ 1921年1月5日谢觉哉日记。 　　⑨ 1921年1月15日谢觉哉日记。 　　⑩、(11) 1921年10月22日谢觉哉日记。 　　(12) 1921年11月21日谢觉哉日记。 　　(13) 1921年11月21日谢觉哉日记。 　　(14) 1922年2月14日谢觉哉日记。 　　(15) 1922年2月19日谢觉哉日记。 　　(16) 1921年2月20日谢觉哉日记。 　　(17) 1922年3月10日谢觉哉日记。 　　(18) 以上均引自1922年4月9日谢觉哉日记。 　　(19) 以上均引自1922年9月18日谢觉哉日记。 　　(20) 1922年10月5日谢觉哉日记。 　　(21) 1922年10月12日谢觉哉日记。 　　(22) 以上均引自1922年10月12日谢觉哉日记。 　　(23) 1922年11月19日谢觉哉日记。 　　(24) 《怀念谢觉哉同志》，第224页。 　　(25) 1952年8月1日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载《谢觉哉杂文选》。 　　(26) 1961年6月26日谢觉哉日记。 　　(27) 《宁乡人民革命史》第19页。 　　(28) 1941年4月13日谢觉哉《自传》。 　　(29) 1956年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载谢觉哉《孙中山先生的光辉》。 　　(30) 《宁乡人民革命史》第20页。 　　(31) 1953年2月谢觉哉《记喻东声同志》。 　　(32) 1924年5月6日《湘报》载谢觉哉(署名飞飞)《甲种师范开马克思纪念讲演会》。 　　(33) 1924年5月11日《湘报》。 　　(34) 1924年5月11日《湘报》。 　　(35) 1924年6月2日《湘报》。 　　(36) 1924年4月24日《湘报》载《宁乡大沩团防局再志》。 　　(37) 1924年第20期《沩波》。 　　(38) 1924年5月26日《湘报》。 　　(39) 《沩波》旬刊第23—24期合刊，第12页。 　　(40) 1943年5月1日谢觉哉日记。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