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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站在大革命的前列

马连儒

“济济一堂，湖湘子弟新气象” 　　湘江学校是中共湖南区委为了宣传革命、培养干部，在湖南自修大学被赵恒惕封闭以后，以私立学校名义开办的又一所党的学校。 　　湘江学校的校董会是湘江学会。何叔衡任校长，实际主持学校校务的是姜梦周。该校分中学和农村师范两部。全校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在湖南历次重大斗争中，“无一不是站在领导地位”。①当时被誉为湖南革命的“策源地”和“大本营”。正如该校校歌所唱的： 　　衡山高， 　　洞庭广， 　　沅芷醴兰， 　　发奇芳无限， 　　宋渔夫②， 　　谭浏阳③， 　　赫赫先贤安得， 　　济济一堂， 　　湖湘子弟新气象。 　　此时鼓棹湘江， 　　有日乘风破万里浪! 　　谢觉哉到校后除担任教学任务外，还秘密编辑出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党报。 　　湘江学校的政治空气非常浓厚，尽管6月间赵恒惕下了“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造谣生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所谓“四斩”通令，但全校师生仍然积极参加各种斗争，如安源工人运动领袖黄静源灵柩运到长沙时，他们参加了抬棺游行的斗争；抗议赵恒惕无理开除长郡、兑泽两校学生的斗争。谢觉哉当时也积极投入了这一系列斗争的行列，并为湘江学校编辑出版的《湘江》半月刊和《日光》、《湘波》等周刊撰稿。目前我们仅搜集到他在《湘江》第四期发表的一篇《杂谈》，该文敢于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北洋军阀，把贿选总统的曹锟、顽固召开善后会议和法权会议的段祺瑞、直系军阀头目吴佩孚和孙传芳之间心怀鬼胎、勾心斗角的丑恶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湘江学校非常重视农民运动和农民问题的研究，成立有农民问题研究会。注意研究中国农民的现状，认为中国农民痛苦的来源，除自然灾害外，主要是帝国主义、军阀和地主的压迫、剥削。提出了团结农民、武装自卫和分配土地等重要主张。谢觉哉及时把湘江学校这些革命思想介绍和推广到宁乡去。并与何叔衡一起，以《沩波》社名义，组织宁乡甲师学生到湘江学校和第一师范参观学习。1925年底，甲师的毕业生有三分之二到了农村，与农民结合；三分之一的同学被介绍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去学习，这些学生后来大多数成为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 　　北伐前奏 　　1926年初，湖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英讨吴驱赵运动，这一运动也成为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前奏。 　　在此之前，湖南共产党组织和国民党组织均未公开活动，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主要领导人多为共产党人，谢觉哉也是省党部执行委员，负宣传工作之责。他主编省党部机关报《湖南》，为迎接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大造舆论。在谢觉哉的主持下，《湖南》刊登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对时局的宣言》，公布了反英讨吴驱赵、拥护广东革命政府北伐、议决速开国民会议、组织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等十三项主张；载录了国民革命军占领琼州、广东全境统一和梧州会议决定近期实行北伐的特快新闻；用大量篇幅报道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本是各阶级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反抗的运动，而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五卅以后更证明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报道了广东国民政府派出军队支援高要县农民反抗地主压迫和湖南平江农民拒运、倾倒英帝石油的新闻，使广大工农群众受到巨大鼓舞。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湖南》对国民党右派采取了鲜明的批判态度，刊载了国民党中央不承认非法的西山会议、开除其首要分子谢持、邹鲁等人党籍的消息；发表专题文章，从孙中山革命历史、三民主义的革命本质等方面，痛斥了戴季陶等人的歪曲和诡辩，向广大群众说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中山先生的一贯主张。 　　1926年2月2日，英国烟草公司的外籍职员，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大肆殴打我雪耻会纠察员。《湖南》迅速以醒目的标题《英人竟在长沙打人，五卅惨案在长沙重演，爱国同胞应速起自救》报道了这件事，并向英国驻长沙领事提出严重抗议。2月14日，湖南各界联合发起成立“湖南人民反英讨吴行动委员会”，由百多团体发起在省会教育坪召开了三千多人的国民大会。大会提出了与英绝交，驱逐英领事出境；联合各种势力一致讨吴；打倒赵恒惕；组织学生军、救国义勇队；吁请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等十二项主张。谢觉哉直接参加了这次大会和会后的示威游行，并被推选为四人请愿代表之一，到省署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赵恒惕十分惧怕群众的请愿行动，听到消息就逃往麓山。9日，长沙三万多市民再次集会，一致通过二十四项主张，表达了全省人民一致反英、讨吴、驱赵，迎接北伐的决心。 　　在这年的三月，谢觉哉主持编辑了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册，其中刊载了他撰写的《孙先生逝世一周年之中国政治》、《国民党联俄政策之意义》、《国民党之左右派问题》和《国民政府的现状》等四篇文章。这些文章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他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是他对当时政治形势观察和分析的最好总结，为广大群众明了当时的政治任务、发展前途指出了方向，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做好了思想和宣传的舆论准备。④ 　　争取贺耀组 　　赵恒惕凭借手中的一支湘军，把持湘政六年。这支湘军下辖四个师：一师师长贺耀组；二师师长刘铏；三师师长叶开鑫；四师师长唐生智。势力较强的叶开鑫与唐生智分任湘西与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因受革命形势的影响，又迫于湖南人民反英讨吴的强大压力，加之湘军内部之间的矛盾，倾向革命，并有驱赵主湘之意。为争取唐生智参加北伐，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派夏曦、郭亮、王基永、何叔衡等人，与唐生智一起，组成湖南特别委员会，随后唐率部进逼长沙。为了打击赵恒惕的死党、当时盘踞岳州的叶开鑫的顽抗，党组织决定派谢觉哉去做争取驻湘中尚持中立态度的贺耀组的工作。因为贺耀组是宁乡人，是他的同乡，同他往日还有一点个人友谊。 　　贺耀组早年毕业于湖南陆军预备学校，又到湖北武备学堂深造，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做为一个旧军人，在这种两军对峙的局面中，贺耀组顾虑重重：在湘军四个师中，数自己的势力最弱；唐叶之战，必然两败俱伤。叶军引北军入湘，不得人心；唐军要与之对抗也非易事。如果自己能联络第二师刘铏另树一帜，也许能在唐叶之间形成第三种主湘实力。贺耀组的这些打算，党组织早已知悉，并与谢觉哉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认为只有对贺晓以民族大义，让他相信北伐必然实现、国民革命必能成功，才能从根本上来争取他。同时，对他可能仍然采取观望或暂时倒向叶军一方也要有所准备。 　　谢觉哉知道争取贺耀组的工作是艰巨的，但他仍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四五月间的一天，他与贺耀组见面了，稍事寒喧之后，他便主动地问： 　　“赵恒惕假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已被赶走。师长是带兵的，对今后局势的发展有何高见?” 　　贺耀组答道：“我想，现在蒋介石不会出兵北伐。” 　　谢觉哉解释说：“要求北伐是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军阀不除，国无宁日，可谓国人皆曰可杀。” 　　但贺耀组不相信北伐能够成功，他说：“我反复想过，即使北伐，胜利的时机已经过去。北伐应在国民军未放弃南口、直奉南北受敌时，才有胜利的可能。” 　　于是，谢觉哉问道：“你能肯定北伐真的没有胜利的希望吗?” 　　贺耀组说：“是的，我估计广东最多只能出兵六万，运输又不方便。但吴佩孚却有兵几十万，又握有铁路、轮船。” 　　对于这种片面的估计，谢觉哉说：“师长未必忘了谁是正义之师?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民革命军有工农民众的广泛支持。”然后详尽地从各方面对唐军、叶军进行对比分析，讲述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大势和必然胜利的前途。经过几小时的交谈，贺耀组勉强接受了他的劝告。表示在考虑权衡之后，再作抉择。临行时，他郑重地对贺耀组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师长三思而后行!但愿你不要错过机会。否则，会要后悔的!”⑤ 　　此后不久，叶开鑫看到贺耀组有袒护唐军之意，立即以武力威胁贺耀组。致使贺耀组不得不联络刘铏余部，组成护湘军，自任总司令，出面通电和平。显然贺这样做，既象参加了攻唐行列，但也并非助叶，仍想乘唐叶之战来取得主湘时机。但他对国民政府并不反对，并常派人去取得联系。中共湖南区委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决定支持贺耀组提出的实行和平的口号；督促贺设法驱逐北军出湖南，以利北伐军进军湖南。 　　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谢觉哉所预料，北伐军于1926年7月12日攻下长沙。8月，贺耀组率部投靠了国民革命军，改编为国民政府第二独立师，由贺耀组任师长，直属国民革命军总部统辖。后来，贺耀组对此不无感慨地说：“我参加北伐晚了两个月，可惜未听觉哉的话。” 　　为工农参加北伐欢呼 　　1926年7月12日北伐军进入长沙，8月19月，全湘光复。在此期间，湖南全境工农革命运动十分高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一面在各县建立起农民协会和工会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支援北伐军的各项活动；一面筹备召开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7月25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创办《湖南民报》，谢觉哉出任主笔，即总编辑。在8月召开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执行监察委员、省党部常委兼工人部长、省委党校秘书长。但他“感兴趣的仍是办报”⑥。 　　为保持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省党部中的领导地位，中共湖南区委讨论决定谢觉哉为特殊身分的中共党员，不过组织生活，只与中共湖南区委书记罗迈(李维汉)和夏曦二人联系，定期秘密阅读中共党内文件。为了工作方便，中共湖南区委还公布了他和熊亨瀚(任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兼青年部长)的一份退党启事，实际上是使他们的中共党籍更加秘密起来。 　　谢觉哉主编的《湖南民报》，为配合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以突出的版面、大量的篇幅报道北伐进军的战况和各县工农革命运动的消息，并及时地发表社论或短评。如1926年8月29日报道的平江之役，生动记载了工农群众支援北伐军的英雄事迹：工农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手中携旧式武器及锄和锹，冲锋陷阵，直接参加战斗，并组织向导队、运输队、宣传队、慰劳队、疑兵队、破坏队等等，直接或间接的为北伐军顺利进军提供强有力的支援。 　　9月6日《湖南民报》报道了临湘之役。当北军兵溃汨罗经临湘时，民众即各持锄锸在乡村及县城沿江一带埋伏，遍树青天白日旗，对岸之北军疑是革命军已渡河，乃亦相奔渡河，其时民众与县里军队协同进击，血肉相搏，炮火隆隆，敌人不知虚实，无心恋战，乃弃城而逃。此役计缴获步枪五百余支，杀敌数十。他在报道上述消息时，特别对民众那种“参战之猛烈，勇敢之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 　　当吴佩孚败走两湖时。谢觉哉得知吴佩孚失败时曾扶乩求教。乩仙写了如下一首诗：“一片冰心碎玉壶，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寒雨连江夜入吴。”吴对此忿怒地说：“宁碎吾壶，决不入吴。”入吴即为投靠军阀孙传芳之意。这首诗原是唐代诗人王昌龄所作，原文应该是：“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谢觉哉则按这首诗的原韵改写如下，以讽刺军阀吴佩孚： 　　白日青山尽倒吴， 　　炮声送客火车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雄心在酒壶。 　　这年8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部移驻长沙，在此期间，谢觉哉与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科长郭沫若相识，二人一见如故。后来北伐总司令部北上，两人离别，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时才又见面。为此，觉哉在一首《戏赠沫若》的诗中写道：“初见郭老在长沙，再见郭老在华北。卅年战斗心越红，万里归来头未白。”⑦沫若即答诗云：“廿年分袂各东西，革命阵营无南北。追随但恨力不逮，成就于今一片白。”⑧也算一对老战友的情谊佳话。 　　痛斥国民党右派 　　在庆祝北伐胜利进军的锣鼓声中，谢觉哉发现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及赵(恒惕)、叶(开鑫)所豢养的反动势力，虽然表面上为革命空气所笼罩，骨子里并未减杀，方且潜滋暗长混在革命里面，向革命势力进攻”⑨有的组织起什么“青年独立党”、“寅社”等社团；有的树起什么“人民委员会”、“人民代表会”、“团务联合办公所”的招牌，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在这种鱼目混珠的社会环境下，他冷静的观察着社会上所出现的复杂斗争，利用《湖南民报》撰文提醒人们谨防袁世凯之类的政治扒手窃取人民的胜利果实，他在一篇题为《谨防扒手》的文章中，幽默而意味深长地写道： 　　在热闹的场中，大家高兴过度，一个不留心便着了扒手的道儿，窃去贵重物品。等到发觉，已经迟了，懊悔无及。这个情形，阅者或者经验过。辛亥武昌起义，全国高兴得了不得，唱着“二千年专制恶毒，一旦扫而空，自由幸福永享无穷”的歌。哪知大扒手袁世凯站在旁边，一眨眼把革命招牌窃去了。……在今天这大庆祝的热闹中，大家扣紧口袋罢，谨防扒手。⑩ 　　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 　　革命政府注意吧，总理说过：‘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藉此权以破坏民国’。辛亥革命的流产，就是懂不了总理革命民权所致。回溯往事，令人痛心，难道多受十数年痛苦，牺牲无限头颅，又仍蹈此故辙吗?(11) 　　针对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等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攻击，谢觉哉在这个时期从理论到实际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痛斥和回击。 　　1926年11月3日，《湖南民报》发表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签名呈请省署在11月7日举行“苏俄革命纪念日”活动的专函，此时，正值苏联驻长沙领事彭礼到任，《湖南民报》随即先后发表了《欢迎苏俄领事的重要意义》等两篇社论，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然而国民党右派却散布各种谬论，攻击苏联，侮蔑工农运动。对这些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不实之词，谢觉哉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这篇文章予以驳斥。文章说，当今世界已分为两大对垒的政治势力，孙中山所标举的民生主义，“自然立于帝国主义之基础条件的反面”；所标举的民权主义，“与宗法社会遗下之阶级制度绝不相容，宗法社会是军阀政治所由产生，亦即帝国主义所托足，自然对社会要根本的改造”。“我们是革命战垒的一员，去和有国际联合的敌人作战，除非投降敌人，绝没有匹马单枪可以致胜的道理。”所以孙中山建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所散布的种种谬论，恶毒之处就在于“拆散我国内(各阶级)、国外(以平等待我的——如苏俄)的联合战线，动摇革命的真实基础”，“其行动已给了帝国主义以极大的助力”。 　　这年12月，湖南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谢觉哉应邀作了《国民革命与工农阶级的关系》的专题讲演，热情赞颂了工农革命的历史伟业，痛斥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对工农运动的恶毒攻击，从理论上论述了工农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从国内斗争讲，“国民革命有地位者，就是工农阶级”，因为工农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国民革命是大多数民众起来革命，“假如忘了农工阶级，就不成为国民革命”。而且受压迫最厉害的反抗愈烈，在参加国民革命的诸阶级中，“只有工农阶级是最革命的”。“大多数民众不起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就是成功了，也没有意义。工农阶级不起来，压迫就不能去掉”。他还强调：“国民革命的成功，不能靠政府”，也不能靠真命天子一样的“革命领袖”，“必须民众起来”，“必须自己努力去争取”，“自己去斗”。对于工农阶级当前的革命任务，他强调应该是：“联合起来，取得乡村政权”。(12)因为乡村政权是反动势力的基础，只有摧毁这个基础，国民革命才能出现新局面。从而把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向突出鲜明地提了出来，而这一些，恰恰成为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所在。 　　在此期间，宁乡小金陀馆的“同窗四友”，宁乡云山学校共同执教的“云山四友”——何叔衡、姜梦周、谢觉哉、王凌波，都先后来到省会长沙从事革命斗争。何叔衡是中共湖南区委的负责人之一。姜梦周主持湘江学校、王凌波则任国民党省党部的书记长兼省党部中共党团副书记。因为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且都留起胡子，人们都高兴地尊称他们为“何胡子”、“姜胡子”、“谢胡子”、“王胡子”。1926年10月的一天，他们四人合影，觉哉念及四人的深厚情谊，在照片上方欣然写了“宁乡四髯”四个大字，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 　　① 祝遐《本校三周年纪念与湖南政治》，《湘江学校第三周年纪念特刊》。 　　② 指宋教仁。 　　③ 指谭嗣同。 　　④ 这里限于篇幅不可能展开评述，请参阅本人拙作《谢觉哉的前期思想》一文，载《进代中国人物(第二辑)》第197—201页。 　　⑤ 以上谈话是据谢觉哉1944年2月15日的一篇学习笔记写的。 　　⑥ 1941年4月13日《自传》。 　　⑦⑧ 1949年8月8日日记。 　　⑨ 《黄英……杨伯雋》，载1926年9月30日《湖南民报》。 　　⑩ 1926年10月10日《湖南民报》载谢觉哉(署名见心)《谨防扒手》。 　　(11) 1926年9月30日《湖南民报》载谢觉哉(署名见心)《黄英……杨伯雋》。 　　(12) 以上均引自1926年12月9日谢觉哉在湖南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演，载“大会文件集”第146—147页。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