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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成就农民运动的奇勋

马连儒

以法律为武器打击敌人的最早尝试 　　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湖南农民运动也为之蓬勃兴起，到1926年11月，湖南全省已有乡农民协会六千八百多个，区农民协会四百六十多个，农协会员从7月的二十万人，迅速发展到一百三十六万多人。在农协组织的领导下，农民向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派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这场深刻的农村大革命受到土豪劣绅及各种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 　　宁乡大沩镇团防局局长、大恶霸杨致泽便是一个疯狂破坏农运、残酷杀害农民群众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杨在宁乡作恶多端，曾血腥镇压沩山张三元、夏果雅农民起义军，在大沩团防六年，就杀死农民三四百人。北伐军到来之前，他又无故杀死罗倬人等三人。北伐军占领长沙后，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惩处杨致泽，而杨致泽倚仗与北伐军中的副军长鲁涤平等的关系，扬言：“我应十八爷在大沩镇是一副石磨，你们这些蚂蚁是抬不动的!”为此，谢觉哉联合在长沙的宁乡开明士绅黄钺、胡良翰等人，发动了一场改造宁乡团防武装的斗争。他们联名上书省署，推荐国民党左派文经酉出任县团防局长。此事得到唐生智的批准，并在中共宁乡县委和省、县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文经酉立即将杨致泽逮捕。于9月6日从宁乡送到长沙省署拘押。 　　这年10月初，省农民协会向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提出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解散迫害农民的团防武装等十一项要求。下旬，湖南省署向各县下达了查拿和严惩破坏农运的土豪劣绅、团防局长的通令，但宁乡人民对被拘押在省署一个月的杨致泽不作处理，且传闻要交保释放，极其愤慨。10月17日，宁乡县城组织了两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要求县署急电省署从速处理杨致泽，如不答应，即前往长沙请愿。21日宁乡请愿代表在长沙集合一百多人，向省署请愿，表示：“不杀杨致泽，决不回县”。 　　为了支持宁乡人民的正义要求，并针对当时省署、检察厅、军事厅、法院正常处理案件手续繁琐，掣肘过多的情况，谢觉哉在省党部10月28日第十三次执委会上大胆提出了改革现行法律的主张，并于11月3日呈文国民党中央，呼吁：“我国现行法律，标榜于欧西列强，杂糅其封建气习，对于私产之保护，不遗余力；而于人权之剥夺，几于殆尽。此种法律，实为人群一部分、一阶级之屏障，而非全部人民之公德也。”对于这样的法律，“若不予以改正或废止，则殊失国民革命之意义。”他还用华容县农民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打死土豪张荫祚，被华容一些反动分子叫嚣要“严惩”一事，在《湖南民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谁识得平等》的短评，文中说： 　　华容群众打死一个土豪——张荫柞，华容知县大愤；宁乡杨致泽擅杀平民三百余人，虽经民众迭次请求，政府尚未忍处决。……先不问其人应杀不应杀，华容群众与杨致泽，都一样不对，但华容以数千人杀一人，杨致泽以一人杀三百人，真个站在平等现象上说，杀一人有一人罪；杀三百多人有三百多个罪。数千人分担一罪，与一人负担三百个罪，轻重当若天渊。现在我要问政府……是否看华容民众的罪，等于杨致泽之三百分之一，杨致泽是否重于华容案三百多倍。如此懂得平等，如彼是不懂得平等，这就是各个能懂得平等与否之心理观念。① 　　在广大农民群众的请愿、抗议下，经过谢觉哉多次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省署终于在11月间批准处决了杨致泽，铲除了人民之一大祸害。 　　1926年12月，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再次强烈呼吁严惩和迅速审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团防头子。谢觉哉也以国民党省党部常委的名义，再次向省署提出建议，指出各县民众与土豪劣绅的冲突是革命过程中必然有的现象，“革命与反革命不可并存，我不攻彼，彼必反噬”；政府应该站在民众方面，必须依法处置这批反动豪绅。他还指出，要处置这批反革命，“不适用普通法律，宜用革命手段”。②省署接受了他的这个合理建议，经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第二十二次执委会讨论，公推他和其他两人起草《湖南省惩治贪官污吏暂行条例》、《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并组成临时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他被任命为临时特别法庭委员。 　　继杨致泽案之后，谢觉哉在特别法庭直接处理了几件重大的土豪劣绅案。对宁乡彭伯陔案的处理，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彭伯陔系宁乡同文镇高田乡的一个恶霸地主，平时作恶多端，仅逼死人命就有三条，当地群众恨之入骨。1927年1月，本乡农协委员长喻碧泉召开农协大会，号召打倒土豪劣绅时，彭犯公然对抗说：“要打倒土豪劣绅，先要打倒流氓地痞；流氓地痞当了农协会长，农协也就是地痞流氓会。”根据以往罪行和这些言论，喻碧泉依法将彭伯陔逮捕，拟判处死刑，由农民协会武装押解到县署核准执行。因中途遭彭犯收买的暴徒袭击，农协武装人员出于自卫和临时处置，将彭犯杀死。这本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然而有些人却借此攻击农协是“暴民专政”、“擅杀士绅”，并告到县署、省署，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兼农民部长刘岳峙等一伙人，也拼命为彭犯鸣不平，甚至在中共党内也有人认为“不该杀人”。宁乡县长黄某于是将农协委员长喻碧泉逮捕。此事引起宁乡县农民协会大规模的请愿示威，将案情申报到省署。省署受理此案后，请特别法庭委员谢觉哉再进行调查核实。为此，谢觉哉深入到高田乡，亲自访问受害者，取得证据，并以特别法庭名义，按《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第一条中的一、二、四、五款，补判彭伯陔死刑。由于他的刚直不阿，秉公办案，依法行事，充分显示了革命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大长了工农群众的志气，大灭了反动势力的威风，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进展。 　　湖南省农民协会常委 　　在谢觉哉出任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委员的同时，1926年12月28日，他被湖南工农代表大会推选为省农民协会第二届常务委员。 　　在如何对待农民运动这个重大问题上，谢觉哉针对当时有人指责农民运动“破坏了古昔传留下来的秩序”的反动观点，在1927年3月15日写了《农民革命与国民革命》一文，他强调指出：“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农民运动的发展，同国民革命的进步成正比例”。并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打翻几个军阀巨头，不算革命成功，尤其不是革命目的，工农参加北伐，军事上得到若干胜利，虽然表现了工农力量，但打全国大军阀易，打各省的小军阀难。打若干县、若干乡、若干村的小军阀——土豪劣绅更难。几千年的中国政权，就全建筑在土豪劣绅的基础上面。农民却永远被压迫在这个强大基础之下，永世不得翻身。而农民运动则是在国民革命军的支持下，用自己的力量，打翻这个封建的社会基础。这正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历史变革。 　　第二，中国革命不能单纯依靠军队力量，更要依靠从农民、工人的宣传、组织和行动中涌现出来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来源就在于能给予他们以“广大自由权利”和“实际利益”，以满足他们“发展组织及行动之需要和提供组织和行动之可能”，从而焕发出他们从未有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农民，他们几千年来受苦最为深重，生活十分低下，其革命情绪，隐藏特深，一旦爆发，会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只有发展农民、工人自身的力量”，“采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才能从压迫阶级手里“把政治、经济的支配权夺取过来”。 　　第三，农民斗争，因农协组织的激进，封建制度崩溃的速度加剧，这是国民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赤裸裸的要革命，要取得需要”，就毫不客气地同农村的反动势力肉搏，对此，不能大惊小怪，更不能从消极方面来“疏导和制止”，只有去引导他们前进。 　　第四，农民反抗封建势力，取得农村政权，其目的不仅在解除自己阶级的痛苦，而且利用政权改造社会和增进社会利益。无数事实证明，“农民的政治能力和思想，实远出于士绅之上”，并取得了“最大之成功”。③ 　　这篇文章，把农民运动对进行中国革命的影响提到它应有的高度，它是唤起农民战斗的号角，是掷向敌人心脏的投枪，是谢觉哉在大革命期间较为少有的佳作。 　　谢觉哉在参与领导全省的农民运动中，还注意鞭挞落后、腐朽、黑暗的势力，为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扫清道路。 　　如在对待家族主义问题上，他认为家族是农民运动的一大障碍，是封建政治托足的基点。这是因为家族主义从根本上模糊了阶级界限，调和了严重的阶级对立，使各阶级民众不得自由联合，形成有力团体，来谋自身利益，反抗压迫。有的甚至利用“家族”关系，组成“族农民协会”和“族自治会”，以抵制农民运动。对于这些，他号召广大农民群众和农协组织，切不要在家族主义之下做无谓的牺牲，要挺身而出，“打倒宗族主义!”④向封建势力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农民运动的发展，大大解放了农民的思想，特别是农村劳动妇女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对这一新生事物，谢觉哉极力支持，并大加歌颂。他指出，成千上万的妇女提出要男女平等，要有求学、求职权，有财产权，要求放脚，反对丈夫压迫妻子，阿姑虐媳等等。他热情称赞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已风起云涌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的重要内容。他号召妇女们“一面谋二万万女同胞自身解放，争到人的地位；一面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增加一倍的力量”。⑤ 　　谢觉哉对农民运动的宣传怀有极大的热情，在每天出版的《湖南民报》上，都及时、突出、大量地报道全国和本省农运新闻，辟有“各县通讯”，“农工消息”专栏，连文艺副刊也以“短棍”命名。为了壮大农民运动的革命声威，占领宣传阵地，在1927年3月召开的全省新闻工作者代表会上，他提出全省各报应以四分之一版面来报道工农消息的议案，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为回击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攻击，他还在《湖南民报》上连载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农民运动中，谢觉哉还十分注意把农民运动同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结合起来，并得到其他各界人士的支持、协助和配合，大家团结一致进行斗争。在他担任省农协常委期间，不但签署过大量的农民运动与工运、青运、妇运、学运相互支持、彼此声援的文电；而且写过许多有关文章、消息、社论。当国际工人代表团莅临长沙时，他与全省广大工农群众一起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并在《湖南民报》撰写《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的专文，颂扬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对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支持，说这是“冲破种界、国界扩大战线”的行动。他说，国际工人代表团的到来，使西方无产阶级了解到“东方尚有如许广大的友军”，也使东方无产阶级了解到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已伏藏着亟待爆发的火山，帝国主义“已如纸老虎一戳就穿”⑥。从而生动具体地宣传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1927年3月底，谢觉哉以省农民协会的名义设宴款待路过长沙到武汉开会的著名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苏兆征和彭湃，盛赞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在欢迎词中强调中国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严重时期”，认为苏、彭“肩负着如何巩固这个成功，使它不至流产的伟大历史使命”⑦。这不仅是对苏、彭的希望，更是对湖南农民运动发出的重要信号。事实发展证实了这一预见。 　　“能解决土地问题，即解决农民问题的全部” 　　在土地问题上，谢觉哉认为这是发展农民运动的最主要内容。根据形势的发展，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他及时撰写了《农民问题中之土地问题》这篇重要文章，较为精辟地阐述了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的重要意义。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 　　中国国民革命，即是农民革命，能解决占全国人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问题，即成功了整个国民革命。而农民问题中之千端万绪，莫不与土地有关，能解决土地问题，即解决农民问题的全部。 　　文章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他认为，以往历代的土地制度“都是只来应一时要求的解决”，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问题。孙中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为其实现奋斗了一生。要把这个口号真正变为现实，历史地落在当代革命党人的肩上。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农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革命党人必须“参加农民获得土地的斗争，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为止。”并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 　　第一，只有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才能彻底解放生产力。现时的土地制度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地主“只用契纸上赋于的所有权，做榨取农民血汗的工具”。无论是地主，还是佃农，都不去、也不可能去考虑水利、森林、种子、耕具等问题，从而使土地越来越贫瘠，不打破这种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就不会得以发展。 　　第二，只有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俗话说，官出于民，民出于土”，而“天下生财，只有此数”。革命开始，曾以废除苛捐杂税相号召，但苛捐杂税却无法减免；公债、募捐，只应一时之急；革命后建设事业，断不是补苴罅漏、寅支卯粮的财政政策所能负担。在实业不发达的中国，政府只有征收土地生产的一部，以支付各种公共开支，才是解决财政问题的一个主要办法。同时也只有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才能改良土地，增加生产，保障国家财政开支。 　　第三，只有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才能有革命政权的巩固。千百年来，农民的愿望就是得到土地，一旦革命使农民获得土地，“农民才以取得和拥护本身利益之故，起而勇猛的拥护革命”。特别是目前，“内有残余军阀及拥护军阀之有悠久历史的封建势力，外有虎视眈眈的国际帝国主义，终必同我们大拚一场，这不是现在四五万士兵所能敌对的，必须整个的农民参加”。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政权的巩固程度，完全“视农民拥护的力量如何?”⑧ 　　谢觉哉这篇文章的理论意义主要在于，与毛泽东、蔡和森、林伯渠、柳直荀等几乎是同时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即农民土地问题，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它奠定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行土地革命的思想基础。 　　为了强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谢觉哉将是否“真实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定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之一。他认为：“不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就是不赞成农民解放，就是保存自地主以至帝国主义的这副机器，不管他们说得怎样好，不管他是国民党员、共产党员，他总是反革命，应当铲除。”⑨他在这里还提出了“共产党员”的问题，说明他已意识到中共党内存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问题，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也是他思想发展上的一个重要标志。 　　严斥反革命元凶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国民党蒋介石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活动也日益猖撅，成为全国反革命的总后台、总根子、罪魁元凶。 　　蒋介石的面目，谢觉哉早就有所察悉。1927年3月14日，他发表的《反对个人独裁》这篇评论，就公开点名批评蒋介石，他指出，孙中山的唯一遗产是国民党，孙中山特别强调发挥和集中全体国民党员的力量，使党成为一个很革命的集团，坚决反对个人独裁，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不料蒋介石同志，即犯了这毛病”。逐步将政权、军权、党权集于一身，把中央党部看成“若有若无”，“离开了党”，“离开了群众”。 　　1927年2月下旬，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为迎接北伐军进军上海，实行总同盟罢工，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只因蒋介石坐视不管而遭到反动军阀的镇压。谢觉哉在3月中旬，才得这个消息，他一面热情称赞工人阶级这一壮举，是一场“伟大的政治罢工”，显示了“伟大的工人力量”，“在全球革命历史上占重要的一页”，一面公开指责蒋介石的背叛行径，他说： 　　上海工人罢工，是响应入杭州的党军而起的，党军到上海，只要三四点钟。如果党军应时来，帝国主义者除开跑路缴械，没他法子，上海垂手可得。偏偏我们的总司令不想同帝国主义开衅，又怕工人势力太凶，不便驾御，登时拨转马头，向苏州出发，假帝国主义之手，给工人一个残杀。虽然残杀不了，但从此可证明拿革命做权利贸易的人，绝对不能与工人合作，当其欺骗工人帮助他时，说得天花乱坠，当真的工人起来了，他便马上加入了反革命战线。⑩ 　　当蒋介石在江西指使他的忠实信徒倪弼杀害赣州工人领袖陈赞贤的消息传来之时，谢觉哉更是起而口诛笔伐，签署了以省农协名义发出的抗议电、质问电，声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日益彰著，显系自决于党”。并参予拟定4月10日湖南省党部给国民党中央的电报，要求罢免蒋介石“本兼各职”，“并予开除党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彻底背叛革命，在上海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14日，湖南人民举行严厉声讨蒋介石的群众大会。谢觉哉在当天的《湖南民报》上发表了《铲除反革命》的社论，斩钉截铁地写道： 　　反对呢?轻了，我反对他，他也反对我……打倒呢?不够，倒在地上，横着这么大尸身，有点碍路，还怕他‘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率性铲除罢，连根拔蒂扫个精光，永远在这块地上不留反革命的痕迹。 　　在这事关革命成败的紧急关头，谢觉哉及时提醒人民，反革命“不仅党外有”，“尤其要铲除党内反革命”。并提出了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五条政治标准： 　　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革命，反之是反革命”； 　　二，“赞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是革命，反之是反革命； 　　三，“彻底铲除封建思想及其制度的是革命，反之是反革命； 　　四，“国民革命即是农民革命，真实去解决农民问题的是革命，反之是反革命”； 　　五，“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真实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是革命，反之是反革命”。(11) 　　谢觉哉这五条标准，在整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区分，无疑是有着极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继“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支持广东的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五”政变。不久，又召开了反革命的南京会议，并于4月18日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于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权。蒋介石对革命的背叛，引起全国人民的齐声讨伐。谢觉哉在4月18日《湖南民报》头条写了《南京会议与西山会议》一文，他认为这两次会议是“无独有偶”，分别在中山的灵柩前和中山的陵墓前，大耍反革命两面派。他指出：“在蒋介石看来，有个人必不能有民众，必不能有革命，于是他不能不跑到反革命。因此，继西山会议之后，不能不有南京会议的重演。但西山会议的参加者多是失意的官僚，可以说是‘文的反叛’；而南京会议有流氓、工贼、青红帮，刀枪闪烁，则是‘武的反叛’。”然而，“南京会议固然胜似西山会议，只是民众的力量，亦较胜于西山会议之时，无论老蒋如何卖力，不过多费民众一声打倒而已。” 　　对于蒋介石，从尊称为“主席”、“总司令”、“同志”到斥之为人民公敌，有一个暴露和认识的过程，为了进一步揭穿蒋介石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并严厉警告潜藏在湖南的蒋介石的代理人和一切反动派，从4月12日起，谢觉哉在《湖南民报》上连续发表了《蒋介石的口与心》(4月30日)、《蒋介石的遗嘱》(4月26日)、《蒋中正与和平门》(4月24日)、《聊搏一笑》(5月12日)、《补白》(4月20日)等短评，用典型事例、典型材料，对蒋介石加以无情的嘲笑和讽刺。如蒋介石曾答应要改善工人生活，让工人坐上汽车。但一翻脸，则用机关枪扫射工人，使数百烈士倒在血泊中；又如，蒋介石与张作霖原是一对宿敌，但一个要“讨共产”，一个要“讨赤化”，就使他们拉到一起来了，张作霖还将北京“和平门”改为“中正门”，并说：欢迎“中正来归，吾忧无矣!”再如，蒋介石曾向孙中山保证接受鲍罗廷顾问的“领导”，有事与鲍罗廷商量，但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指出蒋的错误时，蒋愤怒地对鲍罗廷说：“这是压迫中国革命领袖”。甚至说自己“将来我变成军阀也未可料”，但有人质问时，蒋又说“我决不变成军阀。”事实上最后蒋变成了中国最大的新军阀。文章举出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经过这样的前后对照，一个地地道道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让群众一览无遗，从而达到激励人民群众起来讨蒋的目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谢觉哉非常警觉地意识到，革命与反革命的一场血肉搏斗已经不可避免，革命人民“只有拚命的杀条血路才能冲出重围”(12)。在1927年5月12日召开的省、市、县党部负责人大会上，他专门作了《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报告，强调“反革命对于我们已是毫不容情的进攻，上海、广州之机关枪扫射工人，北京李大钊等被绞死”，“我们为拥护革命，对反革命不可容情”。为此，他宣布“传播蒋介石主张及受蒋介石唆使指挥者”、“以武装袭击党部及革命团体者”、“暗组团体、私立机关，以勾结敌人企图违害革命者”等，均由特别法庭“判处徒刑和死刑”。这一特别惩治反革命条例的颁布，无疑对一切反革命势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革命对反革命的严厉镇压，必然招致一切反动派的更大反扑。因此建立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实行武装自卫，保卫胜利果实，便成为当务之急。在此前后，谢觉哉主持省农协和省总工会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就训练工农自卫军武装的领导骨干问题做了详细的研究和布署，下达了建立和健全农民自卫军的通令，印发了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扩大招考省党校农民运动讲习班学员，随时准备迎接敌人的武装挑战。 　　马日事变前后 　　1927年3月底到5月间，为培养更多的工农革命领导骨干，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共同领导的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又一次公开招生一百八十名，当时任党校秘书长的谢觉哉主持了这次招生考试工作，并拟于5月21日开学。但开学前夕，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叛乱的迹象日益明显，国民党右派已从谢觉哉的政治主张，以及生活方式，开始怀疑他是共产党员。但党内某负责人却要他退出共产党，说：“你不象左派，必当真退出才能象。等社会革命再(回到党内)来吧!”(13)这一意见遭到他的断然拒绝，并申明说：“我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我的组织是共产党!”二十日晚，他得到党组织让他撤退的指示，但“为什么要走?走向何处?走了怎么办?均问不出。”(14)第二天是党校的开学典礼，他必须参加，“等枪响了才走”还不迟。就在这天晚上八点，当他刚从省委负责同志的家离去时，就遇见叛军去袭击农民协会和总工会，马日事变爆发。事后他回忆这一经历时说： 　　街上不能走，匆忙走入一小摊里，摆摊的是一位老人，他说：“你为什么这晚还在街上走?你不知道一点风声吗?又是换朝了。好!你就在此住下。”我深愧我们的政治眼光，赶不上这位摆摊老者。(15) 　　翌日，觉哉感激地告别了摆摊老者，化装逃到东乡郑伯翔家。郑伯翔是夏明翰爱人郑家钧的哥哥，对革命同志情谊甚厚，为我党进行了许多联络和掩护工作。后来郑伯翔又把他转移到一位姓郑的亲戚家里，一直住到七月，他才奉党的指示潜回长沙。因党组织对唐生智仍抱有幻想，准备让他去找唐生智接头，以便开展工作。当他先派人找唐生智联系时，却遭到唐的拒绝。但此后他没有离开长沙，而是联络失散同志，坚持地下斗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返回长沙，准备组织举行秋收暴动。谢觉哉在沈家大屋会见了毛泽东。当他听取毛泽东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强调党要搞武装以后，非常赞同，并牢记这些话，作为自己总结大革命时经验教训的标准。他曾深有感触地写道： 　　大革命时的“过火”论，为什么有人信?就是说土豪劣绅地主已经很可怜了，无势力了，而不知道他的力量正因为被打倒而十倍加倍。我就是不懂的一个。后来土豪地主卷土重来：“宁肯错杀三千，不肯放松一个”，其报复何其彻底!这个教训应永远记得。(16) 　　不知道斗争要力也要术。党没有正规武装，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已把各县的团防武装取到手，但党硬是不要，要交给所谓正绅；农民协会自发的势力有的已经能控制农村，我们说是“过火”，把农协最积极的人押起；大官无法取得，小官如县长、局长之类，需要我们做，而我们说，“共产党是清高的，不做官。”(17) 　　8月31日，毛泽东去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临走的那天晚上，他对谢觉哉说：“谢胡子，这大屋住不得了，防止敌人来一网打尽。”(18)于是，他很快离开这里，隐蔽到一位可靠的同志家里，继续从事地下斗争。 　　直到12月，因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他已难以在长沙继续坚持下去。于是来到武汉，踏上新的革命征途。 　　① 1926年11月3日《湖南民报》，谢觉哉(署名见心)《谁识得平等》。 　　② 1927年1月13日汉口《民国日报》。 　　③ 以上均引自1927年3月15日《湖南民报》，谢觉哉(署名见心)《农民革命与国民革命》一文。 　　④ 以上均引自谢觉哉(署名见心)《打倒家族主义》，载1927年3月9日《湖南民报》。 　　⑤ 以上均引自谢觉哉(署名见心)《妇女起来了!》，载1927年3月8日《湖南民报》。 　　⑥ 1927年4月20日《湖南民报》。 　　⑦ 1927年3月30日《湖南民报》。 　　⑧ 以上均引自1927年4月9日《湖南民报》。 　　⑨ 以上均引自1927年4月15日《湖南民报》，谢觉哉《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 　　⑩ 1927年3月17日《追悼上海死难烈士》。 　　(11) 1927年4月15日《湖南民报》，载谢觉哉《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 　　(12) 1927年4月10日《湖南民报》载谢觉哉(署名见心)《放爆竹》。 　　(13) 1941年4月13日《自传》。 　　(14) 1943年5月21日日记。 　　(15) 1943年5月21日日记。 　　(16) 1942年1月25日日记。 　　(17) 1943年5月21日日记。 　　(18) 《谢觉哉杂文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载该书第331页。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