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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上海

马连儒

从武汉到上海 　　谢觉哉来到武汉，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找到徐特立、熊瑾玎、朱剑凡、周酉村的住处。此时正值湖北省委书记郭亮与南昌起义后辗转来到武汉的贺龙、周逸群等组织年关暴动，由于事机不密，于阴历腊月二十三日省委地下印刷机关被敌人破获，搜走了暴动计划，暴动宣告失败。几天之内，敌人在武汉实行了大搜捕，党的地下机关和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暴动的主要领导人被迫先后离开武汉，转移到湘鄂西等地。 　　谢觉哉到来后，设法与当时在武汉的李维汉和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等取得了联系，并接受了继续秘密出版中共湖北省委党报《大江》报的工作。经过谢觉哉等人的积极努力，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大江》报在1928年2月7日又出版了。头版刊登的是主笔向警予写的《<大江>复活与纪念“二七”》一文，实际是《大江》报的复刊词。文章热情地写道：“《大江》愿做你们的伴侣，和你们永久共甘苦，同生死；《大江》愿做你们的明灯，在黑暗中照着你们走上光明的大路；《大江》愿做你们的后台，替你们细诉冤苦，在湖北的鬼世界里发出工农阶级的正义之声。”文章还号召：“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与兵士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用群众的力量，实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大江》报的复刊，在湖北又响起了革命的春雷，象一盏明灯照亮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心。 　　敌人对《大江》的复刊出版仇恨万分，再次实行疯狂大搜捕。2月下旬，湖北团省委和中共湖北省委因叛徒出卖连遭破坏。特别是党的重要接头地点泰裕旅馆被破坏，使党组织在武汉的联络中断。一天，刚由湖南到武汉的夏明翰找到谢觉哉，打听徐特立、熊瑾玎的地址，并约好第二天在熊瑾玎处会面。夏明翰告诉谢觉哉说：“省委机关多被破坏，许多同志下落不明，我每天在街上乱走，望能碰见人。” 　　谢觉哉马上问夏明翰：“你现在住何处?” 　　“住东方旅馆。” 　　“‘东方’稳便吗?” 　　“有个茶房是泰裕的，认识我，他说：‘夏先生，住在这里不要紧’。” 　　谢觉哉立即告诉夏明翰：“危险，赶快搬!” 　　夏明翰回答说：“是的，我正计划搬!” 　　然而，谢觉哉在第二天如约等候时，却不见夏明翰来，第三天又去等，结果周酉村来通知说：“今天早晨反动派又杀人了，口号喊得很壮烈。”等一看报纸，才知道被杀的第一人就是夏明翰。也就在3月20日夏明翰牺牲这天，向警予也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新任省委书记刘伯庄被迫离汉赴沪。在此前后，谢觉哉多次去找因病住在五常里一家木货店楼上的徐特立，以及照料徐特立的熊瑾玎等同志。他们谈论形势，悼念战友，悲愤而不消极，沉痛而不感伤。尽管窗外不时传来敌人的警车、马队声，他们依旧坦然自若，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来谢觉哉将当时的情景写入诗中：“风雪江皋夜，残灯话病时，良朋三四聚，缇骑旁窗驰。呻罢谈逾纵，思深心更夷。隐忧为启圣，应念此时期。”①大概是在三月底，谢觉哉离开武汉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主编《红旗》报 　　谢觉哉第一次来到上海，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的安排，由他筹备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 　　据当年的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发行科长、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回忆，那是在1928年春天，事前，她已得到周恩来的通知，知道由湖南来了一位姓谢的老同志，办报很有经验。由她安排与毛泽民见面，并负责为谢觉哉找到住处，以尽快开展工作。 　　谢觉哉按着当时秘密接头联系的办法，找到钱希均，经钱希均安排，这天中午，他见到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毛泽民。这两位在1925年就相识的战友在危难中重逢，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毛泽民第一句话便是： 　　“谢胡子，你总算活下来了!” 　　“革命不成功，死不得啊!”他幽默而意味深长地回答。两位战友的话，使站在旁边的钱希均高兴地笑了。毛泽民请钱希均搞了好几个湖南家乡菜款待他。他们边吃边谈，具体讨论了《红旗》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制定了筹备工作计划。几天后，钱希均在法租界为他找了一间房子，这便是《红旗》编辑部，也就是他的住室和工作间。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红旗》正式出版了。 　　《红旗》从1928年11月20日第一期到12月11日第四期止，是十六开本，每周一期。从1928年12月第五期到1929年2月第二十三期，改为三十二开本。以上各期均为三十页左右，主要刊登党的文件、宣言和领导人的文章、言论；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状况；出版过纪念二七、五一、五四、五卅和广州起义专号；国内外政治时事评论；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国内情况；悼念牺牲的战友；发表工农兵的“警语”、诗歌等。副刊的名字叫《公共毛厕》，后改名《寸铁》，专门用来揭露批判敌人。为了避开国民党的书报检查，《红旗》采用过《快乐之神》、《一顾倾城》、《红妮姑娘艳史》的画像和《经济统计》、《出版界》的封面作伪装，在工农群众中秘密发行。到了1929年6月第二十四期《红旗》开始改为报纸，每周三、六出版。到1930年8月与《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1931年3月，又改为《红旗周报》。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为办好《红旗》、《红旗日报》倾注了全部心力。并且不顾环境险恶，生活艰苦，每周定期到毛泽民处去两次，听取中央指示，商定每期选题。还常以普通市民或工人的装束到工人家中去作客，了解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并及时予以报道和评论。凡有关阅读来稿、写稿、编稿，直到校清样等工作，都是他一个人承担。此外，就是把空余时间用来读各种书刊，以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因此，他把写作、编改稿件、读书，作为一天生活的主要内容。有时为了及时刊登党内重要文件和抢发稿件，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而当时党组织发给他的生活费仅有十五元，除去交房租外，只够维持上海最低的生活水平。钱希均看到这种情况，有时到外面给他买盘牛肉炒细粉或青椒回来，有时还要家里的娘姨帮做几顿饭，而这总是使他感激不已。 　　经查阅，这个时期谢觉哉办刊之余共撰写了十二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着力反映了中国工人、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和痛苦，歌颂了他们的反抗斗争。在1929年《红旗》《五一专刊号》上，他撰写了《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问题》一文。文章详细列举了各种工人、工种的劳动时间，如轮船码头苦力的时间最长，往往是白天九小时，夜间十小时；至于童工的悲惨生活，他们与成年工的劳动时间一样，但工钱仅相当成年工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而且从来没有休息日，只有春节才放几天假。纺织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在十二小时以上，连上下班跑路时间，在十五小时左右；矿山工人的劳动又苦又累又脏，平均时间在十五六个小时以上，甚至有二十小时的。农民劳动从日出到日落，晚上还要打夜工，就这样仍“不足充地主老爷的租和国民党的税”。对于这种情况，他富有讽刺意味地写道：“可怜的中国是个野蛮国，尤其国民党执政是天字第一号野蛮，恨不得把这些牛马(工人)几天内使用死又改换一匹。”“我国万事赶不上人，只有工作时间长，是地球上第一。” 　　1929年的灾荒，是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荒，全国到处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谢觉哉在十七、十八《红旗》合刊上写了《谈谈现在的灾荒》一文，文章以列表的形式详尽地统计了全国各地的灾情，并指出：“这些灾是天降的吗”，“是人民不知道防灾吗?不是的”；“然则何以闹出这样大的饥荒?有句古语：‘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国民党军阀，除开自己天天火并外，还加上一层与民众为仇，屠杀、烧抢、剥削、比任何强盗还要凶”。因此，可以说，“选种不可救的灾荒，全是国民党军阀造成的。”当灾荒已成，他们竟打着赈济救灾的幌子，通过发行公债，增加救灾捐附加费、向华侨敲竹杠等办法来搜刮钱财，然后巧立名目，塞进自己的私囊。因此，他认为“要救灾荒，必须先打倒国民党。”“要真的赈济，只有同阶级的人握到了政权和经济权才行”。这篇文章从政治上把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本质揭示出来，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在当时对动员群众起来革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谢觉哉在关心人民生活，激发他们革命热情的同时，把揭露国民党内政外交的反动，当成自己经常的一项战斗任务。在《红旗》二十七期上，他写了一篇《立法院与秦始皇》的杂文，他把国民党的律条和秦汉的刑律进行对比，认为国民党学商鞅的什伍之法，实行连坐；学秦始皇的禁偶语之法，剥夺人民的一切行动言论自由。“是地道的中国皇帝乃至强盗头子的法。” 　　对于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外交政策，谢觉哉在《红旗》第一期写的《国民党的国防》一文中说，中国的国防本应在南防英、在东防日，特别是东南防英、法、美，但国民党反动派却偏偏说中国的边防“在西北不在东南”。国民党其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廿世纪的革命是世界的，反革命也是世界的”，而国民党“做中国式的反革命，但同时是世界反革命走狗之一员”，充当的是世界帝国主义在东方之一个反革命的柱石，来做帝国主义武装反对苏联的一个附属品。”同时他也将国民党打着“国民外交”的幌子，与日本进行一系列卖国勾当，出卖国家的关税自主权、满蒙铁路所有权、胶济铁路管理权的事实公之于众，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是奴隶，而且是婊子；不仅是卖国，而且是不要脸。”② 　　上述谢觉哉这些政论杂文，引古论今，借题发挥，喜笑怒骂，幽默风趣，读后令人捧腹，拍案叫绝。这也许是他在革命风浪的搏斗中养成的一种独特战斗风格吧! 　　“无产阶级的革命方法，应当从有产阶级学来” 　　谢觉哉在筹备主编党中央机关报《红旗》的同时，在百忙中仍抽出时间为党刊《布尔塞维克》撰文，先后共写了六篇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谢觉哉已开始在实践中和理论上注意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逐步认清了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如1928年5月，他写了《马日事变一周年》，指出马日事变的重要意义在于：“是整个的国民党革命命运宣告死刑，是地主豪绅资产阶级与工农阶级短兵相接，是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走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文章论述了马日事变发生的原因：北伐战争的深入发展，在国民党右派与工农无产阶级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国民党右派企图利用工农打先锋，攫取个人的利益，扩大自己的地盘，维护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农无产阶级帮助国民党北伐，一方面是为争得国家的独立、民主，一方面也为争得本身的利益，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随着北伐战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开展，特别是惩治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的建立、工农纠察队的逐步武装和农民运动发展到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犹如挖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祖坟，于是代表他们利益的反动军队、国民党右派新军阀就发动了马日事变。从马日事变中他总结出三条教训：一是要纠正“马变前工农运动过火论”，他说，一场革命，要把“偌大的老社会翻过来，穷目之力当恐不足”，“革命是阶级斗争，只有你死我活，断无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同哪方和缓而可以一致之理”；二是绝不可幻想敌人会向革命分子妥协和缓和，他指出：马日事变两个月后，一些同志“犹幻想唐生智不至于太无聊，幻想国民党中央总还有办法”，于是有的地方仅存的农军“对当地豪绅尚多宽容”，而反动派对我们则是“斩尽杀绝”，因此谢觉哉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方法，应当从有产阶级学来”；三是中国工农无产阶级，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可以参加国民党，但在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以后，一定要进行自己的革命，只有“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才是民众的政权；定要民众的政权，才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③谢觉哉对马日事变的发生及其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客观的、清醒的，对革命的前途和人民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谢觉哉还注重研究土地革命中的武装斗争特别是毛泽东、朱德、贺龙、彭湃等在井冈山、赣南、湘西和广东东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政权的理论和实践。1928年7月，他曾连续写了《一个月来各方革命形势》、《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两篇评述文章，总结了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的新经验，指出：“工农革命从前不免躁进，现在是有计划地进攻；从前不免浮嚣，现在力谋深入”。表现在朱、毛红军一是“不注重攻城，务求革命深入各地民众”；二是惩杀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使他们在“民众中全是孤立”；三是红军集中打击敌人一部，使其他反动军队“越发恐惧”，④并评述了湘赣边界各区土地革命的具体内容、实施方法以及建立政权、平分土地后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谢觉哉能把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搜集起来，并写成文章发表出来，这在当时党中央与湘赣粤三省工农红军传递消息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确实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他的文章能在艰难中预见到胜利，在发展变化中看出革命的前途，也显示出他的政治锐敏和革命胆略。 　　当时谢觉哉工作、战斗在上海，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工人运动，及时为工人的斗争指出方向。1928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公布了《工会法》、《工厂法》和《罢工统计报告》。为戳穿这个大骗局，谢觉哉在《布尔塞维克》第二十九期上发表了《国民党进攻工人阶级之新花样》一文。指出：国民党颁布《工会法》是“压榨工人的法规”；《工厂法》是企图用资本家、工人、经理人员“四四三”“合作”“分红”的办法，引诱工人上当。他还通过算帐对比的方法说明表面上的“合作”“分红”，实际上掩盖了资产阶级的大量剥削，最后分红时资本家一个人所得是每个工人所得的千倍、万倍。其阴险目的还在于以“合作”“分红”的口号来达到他们延长工时、加重工作量、裁减工人、节省材料，并在不同级别、老中青工人之间制造矛盾，转移工人斗争的视线和目的。他还尖锐指出，这种“合作”“分红”的手法并不新鲜，是中国资产阶级从战后欧洲贩来的资产阶级破烂货，表面上似乎是“改良”，实际上比“明白的剥削还厉害”。他还揭破了《罢工统计报告》的诡计，指出报告掩盖了罢工斗争的事实真相和政治目的，妄图以模糊阶级界线和阶级斗争的办法，从根本上取消工人的罢工斗争。为此，他特别提醒工人注意：“中国工人运动的前途，不能在改良主义过程上稍为停顿，一定要积极的由日常经济斗争扩大到政治斗争，一直领导全国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群众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工人阶级才能得到解放。”⑤ 　　驻满洲省委的中央特派员 　　1928年中共满洲省委接连三次遭到敌人的破坏，12月又遭一次大破坏。为继续领导东北的革命斗争，谢觉哉受党中央的委派前往沈阳去接收和恢复满洲省委。当时，天气十分寒冷。他想尽办法按照党的秘密接头联系方式，寻找同志。但遇到的不是警察局的封条，就是“此户已搬迁”的启事。最后好不容易与先期派来沈阳工作的刘少猷夫妇接上了关系。他们同组织破坏时逃出的团省委书记张任光一起重新组建了新的满洲省委，谢觉哉负责省委宣传工作。不久，中共中央任命他为驻满洲省委的中央特派员，对整个东北地下党工作进行考察。由于他当时没有公开职业，又操一口浓重的湖南话，出外工作和接触群众甚为不便。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留着短短的平头，黑黑的小胡，穿一身黑色棉袍，又因年已四十多岁，走起路来四平八稳，偶尔外出活动，人们误认为他是哪家商号的老板。因此他在奉天(即沈阳)商埠地二经路宝兴里一个省委地下机关里工作了四个月，不曾发生任何问题。他在地下工作的党员中年龄是最大的，表现得十分谦虚，整日不辞辛劳勤勤恳恳，埋头工作。他认真阅读各地送来的秘密报告、工作情况，反复研究中央发来的对满洲省委各项工作的指示，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为满洲省委起草党内文件和对外宣传材料。 　　随着对环境和人事的逐步熟悉，他对东北党组织及其工作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认为：“满洲的环境是很好的，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应该说对革命工作的开展是有利的。但是，由于长期的军阀统治和日本侵略者的直接压迫，这里的工人、农民“文化非常落后，旧思想非常浓厚”，这是革命工作难于开展的不利因素。虽然这里离苏联很近，但我党的影响非常少。加之满州省委主要领导人之间存在矛盾，斗志比较涣散，因此党的工作很难打开局面。但他也不同意中央对东北工作的方针，认为“满洲正在垦荒时代，只要做好文字工作即可以了”。他指出，东北有党开展工作的阶级基础，关键是需要一个“有本事的指导者”，先做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然后经过一段相当时间是能做出“很好的成绩”的。因此他建议调整现有省委领导人员，由中央派出优秀的领导干部，实施坚强的领导。党中央研究了谢觉哉的有关报告和建议，决心解决满洲省委的问题，于1929年6月派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从此开创了东北革命运动的新局面。⑥ 　　谢觉哉在沈阳期间，有时到书店走走看看。在一家日文书店里，他意外地买到了一本《列宁主义十二讲》，成为他东北之行的重大收获。他本来不懂日语，可他偏不怕难，买了一部《日汉字典》，一字一句地查着译读，并由日语译为汉语，硬是把这本十万字的书全文翻译出来了。通过译读这本书，他得到了极大的收获。正如他在1941年4月13日给党中央写的《自传》中所说的：“大革命时期虽然认识了党，准备以身殉党的事业，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点不知道。”正是通过这本书，他弄懂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认识到：“大革命的失败，就是我们理论缺乏，可以抓到政权的时候不抓，可以抓到枪杆子的时候不抓，这就是不懂得什么叫专政”。⑦ 　　“上海工人群众之唯一的读物” 　　谢觉哉大约在四五月间回到上海。为了掩护党的地下活动，赚取活动经费，开展党的地下联络工作，由他和王凌波、熊瑾玎等出面，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开了一家酒店——天生祥，酒店开张后，生意很好，他们还被同行推为“会首”，并以此作掩护，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1929年5月，党中央决定专为上海工人办一个报纸，定名《上海报》。由主编李求实、经理陈为人(7月间从东北狱中获释来到上海)、编辑谢觉哉等八人共同担负起这一工作。他们在沪东胶州路租了一幢小洋房，组成“一家人”，因谢觉哉年龄最大，被尊称为家长，其他同志都喊他“阿叔”。 　　《上海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工人，因此报纸要想尽办法反映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斗争。 　　它一创办，就及时报道了商务工人驱逐国民党流氓党棍王昌源的斗争；邮务工人要求加薪和反对搬厂的斗争；铁路工人争取养老金的斗争；电车工人进行米贴斗争的情况。此外《上海报》也很注意在工人中报道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各地工农革命运动的消息，还以可靠的事实批驳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红军的造谣、攻击和诬蔑，不断为工人指出胜利的前途和希望。 　　《上海报》开始是秘密编辑而公开发行，尽管改名《白话日报》，但还是立即遭到敌人的搜查，承印该报的印刷厂在当局的威逼下也拒绝承印。但谢觉哉和李求实采取机动灵活的斗争方式，不断更改报名，先后以《上海报》、《上海特刊》、《天声》、《曙光》、《沪江日报》、《海上报》、《上海市报》、《一报》、《觉报》、《小沪报》等名称，坚持出版，直到1930年8月与《红旗》报合并为《红旗日报》为止。 　　在此期间，谢觉哉曾遇到过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当时，正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时期，在上海大搞“飞行集会”。他也受组织委派到街头散发传单。那天，他带着一包传单，按事先规定好的时间准时赶到南京路先施公司附近。但他没遇见一个熟人，只觉得街上行人比平日多了一些，正当他在留心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和人们的举动时，忽然只听到一声爆竹响，人群中立即响起了一片口号声，传单象雪片一样从楼上撒落下来，落在马路上和人行道上。他于是也拿出自己携带的传单准备散发，但立即被人从后面抓住，抢去了他带的那包传单。他被带到巡捕房。 　　敌人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教书的。”觉哉不紧不慢地回答。 　　“教什么书?” 　　他说：“教‘人之初’、教‘百家姓’，教孔子、孟子。” 　　敌人要他背诵几段孔子、孟子的书给他们听，觉哉于是象在课堂上讲课一样，大声地哼唱起来，完全是一个道地的私塾学究。 　　敌人问他：“你知道不知道共产党?” 　　他说：“知道，共产党就是国民党。” 　　敌人立即问：“这是谁说的?” 　　他答道：“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上说的。” 　　当敌人指着那包传单问：“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时，他说：“是在马路上拾的。我看这样好的纸丢了可惜，拿回去给学生练字、填红。” 　　敌人不信，给觉哉拿来一支铅笔，要他写个名字。他接过铅笔象握着毛笔那样，写起字来，好半天才写了自己名字的三个字。但却把纸划破了几处，敌人以为他真是个老学究，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铅笔，一脚将他踢出巡捕房，大声吼道：“给我滚出去!”就这样，他脱险了。 　　觉哉在《上海报》这一段时期的斗争是艰苦的，尽管报纸停了又办，封了又出，但他们始终没有被压服，他和其他同志所办的报纸一直生活在上海工人阶级的中间，成了“上海工人群众之唯一的读物”，成了上海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眼中钉。《上海报》在上海劳苦群众中的威望，“久已使上海统治阶级骇得发抖。”⑧而工人群众却把它当做高悬着的一盏明灯，指示着工人革命斗争前进的方向。 　　① 1937年春谢觉哉《赠徐特立六十生日》，载《谢觉哉诗选》第10页。 　　② 1928年12月18日《红旗》第5期《日本退回照会的原因》。 　　③ 以上引文均见1928年5月第20期《布尔塞维克》。 　　④ 以上引文均见1928年7月第23期《布尔塞维克》。 　　⑤ 以上引文均见1928年10月第29期《布尔塞维克》。 　　⑥ 以上引语均见1987年7月18日《沈阳晚报》载张广恩、王子文《谢觉哉在沈阳》。 　　⑦ 1926年6月27日《给政法学院毕业生的讲话》。 　　⑧ 以上均引自1930年3月26日《红旗》第87期。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