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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难忘的洪湖岁月

马连儒

“使我初踏进苏区的人感到惊奇” 　　大约在1931年初，谢觉哉离开《红旗日报》，先到中国互济会任领导工作，同年秋，他又受党中央的派遣，前往湘鄂西洪湖苏区根据地。他是从上海坐船，一直到苏区政府所在地监利县周老嘴的，没有走一步旱路。他一上岸，就对苏区人民在国民党“一手制造”的水灾面前所表现的昂扬斗志，十分钦佩；对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的红二军团在同那种“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以后，逐渐恢复和发展洪湖根据地所赢得的人民的爱戴十分景仰。他还记录了根据地人民咒骂“刮民党”和歌颂贺龙、歌颂红军的许多歌谣。并在一篇《写点余闻》的短文中深情地写道：这些情况，“使我初踏进苏区的人感到惊奇。”① 　　在湘鄂西苏区，谢觉哉印象最深的，是根据地人民的学习热情，特别是他们在学习文化中自己编创的一些词汇和简化字，更使他感到惊奇。如“过组织生活”，他们只说“过生活”；把“组织介绍信”叫成“生活条子”。还有，他们将“團”字简写为“团”；“*”简写为“斗”，既好懂，又好记。但有的就不大好懂了，如把“介绍信”称之为“介绍”；“参加会议”称为“参加”；有的将“环境”来指“敌人”。有一首诗曾这样写道：“一放哨来二观察，快去报告苏维埃，前面忽闻号铳响，一定有个‘环境’来。”以至几十年后，当他如实地回忆了以上情况时，尚不能不佩服群众在简化语言文字方面的创造力，以及对普及文化知识的高度重视。 　　谢觉哉到洪湖根据地后，先是在湘鄂西省委任政治秘书长，后任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兼政府机关报《工农日报》主编，最后担任省委党校教务长。1931年10月，熊瑾玎携夫人朱端绶也从上海来到洪湖，担任政府宣教部长。他同熊瑾玎一起，在洪湖文化教育方面着力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青少年的普通教育，如规划设置“列宁小学”，编制教材，研究课程设置，培训教师，组织学校各项活动等；二是加强社会教育，如设置贫民夜校、平民学校、冬学、妇女识字班、扫盲班、俱乐部、通俗讲话所、读报组等。通过这些办法，使文化知识教育和政治宣传更加广泛地在群众中开展起来。 　　谢觉哉在主编《工农日报》时，非常注意报纸的形式，既要求做到通俗易懂，又要求面向文化程度不高的广大群众。他为此想了许多办法，如新开辟的《新名词释义》专栏，就很受群众的欢迎。当时办这张报纸，仅有他一个人，编辑、校对、采访都要一手包下来，他每天很早就起床，到各单位去采访，然后写稿和处理来稿，中午编排、刻字、印刷，下午就将报纸送到交通站。由于他的认真，这两版油印小报，“印得比石印一样”②好看。 　　洪湖给谢觉哉留下的记忆是深刻的。直到他的晚年，有一次董老夫人何莲芝送给他一把洪湖出产的羽扇，并在有人告诉他洪湖苏维埃政府旧地尚在和当地农业丰收时，他拿着扇子思绪万千，当即作诗一首，寄托了怀念洪湖的深情： 　　三十年前战斗湖， 　　而今鱼鸟稻粱腴。 　　年华许我重游访， 　　羽扇轻摇认旧居。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全党。忠实执行王明错误方针政策的夏曦于1931年3月来到湘鄂西根据地后，改组了原省委，另组中央分局，又给这块根据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其中以1932年秋前后连续四次进行大规模的内部“肃反”和抓“改组派”为最甚，仅我党同志被错杀的就有好几千人。 　　谢觉哉对夏曦是很熟悉的。他们都是新民学会会员。早在大革命期间，就在一起工作过。他历来对这位党龄比自己长，职位比自己高的同志是尊重的。但他来到湘鄂西根据地以后，即听说不少人对夏曦有意见，他自己也感到夏曦的工作有问题，但出于对领导的尊重，在《工农日报》上仍然刊登夏曦的报告、讲话。但后来被杀的人越来越多，他觉得情况越来越不对头了。于是他便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根本不相信那些平日被蒋介石要抓要杀的人“为什么要反革命”?特别到了他最熟悉的柳直荀和毛简青两位同志被残害致死时，他简直震惊极了。 　　柳直荀，又名柳克明，湖南长沙人，毕业于雅礼大学。大革命时同谢觉哉一起曾在省农民协会工作，担过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加入贺龙部队，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辗转到香港、上海、天津、武汉等地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和党内交通工作。1929年冬，柳直荀由上海到达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和中央军委特派员。1930年春到洪湖根据地，担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1932年任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为什么只因为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成了反革命，必欲置之死地呢?他深知象这样一个从“不多说话”，而“办事结实，态度诚恳”的人，这样一个“受家庭教育和教会教育熏陶很深，律己严，为人切，认识了共产党，遂贡献于共产主义的事业”的人，“不会有任何反革命活动，是可以其品质保证的。”④至于柳直荀的死，谢觉哉曾有过这样的回忆： 　　那是最艰苦的年月，战争紧张，给养困难。没有菜吃，直荀同志用坛子泡了点菜，那天我去看他，想顺便吃点泡菜，部里人说：“他出发了。”财政部长下乡筹粮是常事，我们的地区很有限，出发不会远，因此我也没有问他出发到什么地方。……不久，知道直荀同志牺牲了。⑤ 　　当谢觉哉确切知道柳直荀是在“肃反案中冤死的”时⑥，他当时的悲愤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毛简青，湖南平江人，曾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即参加革命运动。毛简青虽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但对革命忠心耿耿，曾拿出家中全部资产资助了革命工作。马日事变后潜回家乡，坚持斗争，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被推选为平江县委书记，领导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3月，毛简青前往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曾被选派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回国后，在上海等地工作，后被派到洪湖，主编省委机关报《红旗日报》。无论在上海、在洪湖，谢觉哉同毛简青的来往都非常密切，友谊很深。他认为毛简青是一位“对革命大道完全了解，并愿意实干”的人，是一位“颇有学问和道德的人”⑦。这样的人，也肯定是不会成为反革命的。然而毛简青也很快被杀害了，对于毛简青在“肃反案中冤死经过’他回忆说： 　　被捕那晚的翌晨，我跑到他房里，灯未熄，铺盖依然而人不见。旋知因肃反案入狱，但我想不出他的可疑之点。简青同志病死狱中，案由未经宣布。⑧ 　　这些一桩桩血的事实，使谢觉哉看清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革命的巨大危害，他实在忍不住了。有一天，他问夏曦：“现在抓的这些‘改组派’都是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他们怎么会反对苏维埃呢?”夏曦“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他们是为了破坏苏区而创造苏区，为破坏红军才创造红军。”当有的同志又提出：“在战场上敢于冲锋陷阵的人为什么会反革命?”夏曦则回答说：“反革命分子其所以勇敢的战斗，表现得对革命忠诚，正是因为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这些奇谈怪论既引起在场的贺龙的批驳，当然也引起他的不满。从此，他主编的《工农日报》便不再及时刊登夏曦的这些言论了。这事后来被夏曦发现和追查过，并大骂他“一贯右倾”，说他“办报不知出了多少错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很快被列入了“肃反”的黑名单内，等待着他的，是柳直荀和毛简青同样的命运了。他后来回忆说：“那时经常摸摸脑袋，不知什么时候掉下来”，⑨只因当时战事紧张，洪湖失陷，他在湖中不幸被俘，才算幸免一死。 　　特别在后来连湘鄂西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之一段德昌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加以杀害，他更感到痛心疾首，认为湘鄂西肃反肃到会只剩下夏曦一人了。对于这一惨痛的教训，他曾写了这样四首诗：  　　“好人”不比“坏人”贤， 　　一指障目不见天。 　　昧着良心横着胆， 　　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 　　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异， 　　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 　　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氏依稀名节在， 　　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 　　漏网原因是被俘。 　　必须自我求团结， 　　要防为敌作驱除。⑩ 　　英雄的洪湖妇女与白区来的“文化人” 　　在洪湖根据地一年多的战斗生活里，谢觉哉结识了许多英雄妇女，如张孝贵、应蕙兰、刘桂贞等人。他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中国妇女的阶级品格、高风亮节和革命情操。如曾任湘鄂西苏区政府妇女协会主任、中共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妇委书记的张孝贵，冲破层层封建束缚，带领广大劳动妇女，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妇女协会，支援革命战争。当她在洪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被俘后，宁死不屈，大义凛然，英勇就义。应蕙兰、刘桂贞也是同样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后来当他读完苏联歌颂卫国战争中妇女英雄的小说《虹》时，很有感触地写道：这“使我想起洪湖苏区的几位妇女——张孝贵、应蕙兰、刘贵贞等同志来。她们的言论行动颇与《虹》中女人相同。她们不怕死，她们心里没有‘投降’字样。”(11) 　　然而，也有与这些英雄妇女情况完全相反的人，这就是从白区来的所谓“文化人”，他们思想脆弱，经不起革命斗争的考验。杨邨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杨邨人，广东潮安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等地从事新闻宣传和文化工作。曾一度造谣诬蔑鲁迅。1932年被派来湘鄂西苏区，接替谢觉哉办《工农日报》。湖区夏天蚊子多，晚上大家都躲在蚊帐里做事，有次，杨邨人在蚊帐里发现一个蚊子，便大吵大闹：“我一定要得疟疾，身子都打颤了。快给我打奎宁针吧，否则不得了!”硬逼着卫生员给打了一支奎宁针。还有一次，当他被派任游击队临时政治委员时，才去了一天，就害怕得跑了回来，连草帽、鞋子都丢了。说他是文化人，是有知识的人，却在解释“苏维埃”这个名词时，竟说：“苏维埃是最初成立苏维埃的地方的地名，因此相沿叫苏维埃。”所有这些，使谢觉哉简直哭笑不得。有次谢觉哉故意问杨邨人：“你说苏维埃是地名，在什么书上看到的?”杨说“听人家这样说的。”谢觉哉不无讥讽地说：“不是有很多人说苏维埃是苏兆征的兄弟吗?你何以没有听到?” 　　杨邨人以后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呢?他在自述中曾这样说：“在苏区一听到敌人的枪声和看到敌机在头上抛炸弹的时候，我的腿儿跑酸，赶不上人家，我感到自己不配做一名战士。在湖里涉水的时候，我很想自杀。于是乎，请求回到上海，仍然干文字生涯。”(12)1932年2月杨邨人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一文，正式宣布离开共产党，说自己“回过头来看我自已，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能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的情况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罢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文中还宣称：“我愿意作个‘第三种人’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我反对左联那种闭门主义。”杨邨人的行径，曾遭到鲁迅先生的痛斥。 　　谢觉哉在看过杨邨人的“自白”，读过鲁迅的批驳文章之后，在《引起我的一个回忆》一文中，同样对杨邨人嗤之以鼻，他写道： 　　杨邨人自认是“作家”，“作家”的定义如何?我不知道。……他在湘鄂西苏区看到斗争的残酷，看到一些知识分子生活的艰苦，因而感到‘自己只能是个作家，不能是个革命者。’他数说的知识分子中，里面有我，天晓得!好象他的“转向”，是看了我那时的老态和消瘦而不忍所致的。(13) 　　然而，在谢觉哉的心里，只要拿杨邨人与三位女英雄一比较，就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就不算革命?他不会因为自己的“老态和消瘦”而退缩，而是去迎接更严峻的考验。 　　百日蒙难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湘鄂西根据地也是其“围剿”的重点之一。在十五万左右的敌军压境之时，湘鄂西根据地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夏曦仍坚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同数倍于我的敌人打阵地战，使红军分兵把口，穷于应付；同时仍然继续实行“肃反”，弄得人人自危，更难以积极应战，最终导致洪湖根括地的失陷。这时，来不及随军转移的苏维埃政府的八十余名工作人员，分乘十条小船，潜藏在茭草湖里。几天之后，他们的一只小船外出弄食物时，被敌人发现，跟踪而至。这时，谢觉哉正在睡觉，忽然听得一声喊，“清湖的来了!”船上的人纷纷下水，往茭草里钻，他也跟着下水，但脑子冷静地一想，“看来跑不脱了；就是跑脱了，船被毁，也必死在湖中，不如把身上可疑的东西丢掉，等他来捉。”(14)于是，他将身上的文件、水笔、手表等物迅速丢进水中。敌人先是问他要枪，后是在他身上搜钱，看到他一无所有时，便用桨板打了他一顿，然后将他押到了一个叫左家垸子的地方。被先关在这里的有许多被俘的人，其中就有熊瑾玎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还有他认识的一位叫萧志的青年以及湘鄂西省委宣传干部老董。他们大家都以为这次必死无疑。他也考虑“临死时讲几句什么话，可能临时写一封家信。”(15)。 　　然而，有的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当谢觉哉随着大家一起去听敌营长训话对，并不是什么要杀共产党的叫喊，而是要大家“不要怕，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们共产党有些人才，只是你们走错了路!救得一个是一个，算救了一个中国的人才!不要怕!”果然，这位营长真的没有杀人，反倒把不少人放了，其中有熊瑾玎夫妇。对留下的人看管得也不太严格，甚至可以与看管的士兵扯谈。有的士兵还对他说：“不要怕，我们营长是好人!”经过了解，他才知道这支“围剿”洪湖的军队，不是蒋介右的嫡系，是由团防改编的潘善斋旅，属于国民党的杂牌部队。他们士兵官长待遇都是最差的，每人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而且身上都长着虱子，绝大多数人是文盲。这个营的营长叫徐哲君，是寿州沫家河人，行伍出身，颇有江湖义气。跟着他当兵的大多是他的同乡和戚友。开始，这位营长看到谢觉哉岁数大，以为他可能是个“共党首要”，因此将他提审了好几次。而他总是说自已是教书的，因家乡无私塾可教，不得不跑到湖北来。谁知路上遇到红军，见自己能写一笔好字，便被留下做些抄抄写写的事。他的这番“表白”，加上他那花白的头发和胡子，居然使这位营长相信了他，并认为共产党不会要这样的老头入党。不过，有两次差一点使他暴露了身份。一次是一个游击队长叛变，带着敌人来向被俘人员缴械，幸好这个叛徒没有来到关他们的地方来就打转了。另一次是有个被俘的小号兵指着他说，我见过这胡子在台上讲过话。于是营长向他追究这一情况，他坦然说：“讲过，在红军里谁也做宣传的。我是教书先生，会刻钢板，我颇赞成他们讲的道理，自愿为他们服过务，但我不是共产党员。”徐哲君从此对谢觉哉更相信了。甚至向谢觉哉查询萧志的身分。在他的证明下，那个青年萧志很快得以释放。不久，他和老董也被从看守所放了出来。这位营长还让老董到团部当文书，而把他留在营部当文书。后来老董借机逃离敌营，原想约他一起走，但没找到。而他也不愿在敌营干下去。有次，他直截了当地对营长说：“我在苏维埃工作，营长以共产党杀我，我绝不喊冤!现蒙营长不杀之恩，但我要声明一句，我是不能反对共产党的。如我是反复无常的人，那也值不得营长一救。我年龄大了，军队工作未搞过。我很想过教蒙童的生活。”没想到，他的话却引起这位营长对他的敬意，对他说：“你不愿就职就不就职，我们做个朋友吧!有我的饭吃，就有你的饭吃!”就这样，他只好在营长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住下来，名为客，实象俘。他不敢外出，怕人把他认出来，营长让他起草并刻印一份“告民众书”。为了应付这一差使，他写了一篇文不对题和谁都看不懂的文言文，并故意刻印得模糊不清，勉强应付过去。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谢觉哉对徐营长的这支队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原来潘善斋旅被鄂豫皖红军打败过。其中不少人受过红军俘虏政策的教育，只是出于生活所迫，才又出来当兵混饭吃。有的士兵同他搞熟了就无话不谈，对他说：“胡子，你是红军的人，你们红军不错，我去过，很好!”有个副官还说：“我看你们红军做的事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恨你们?我就想不通这道理。”他也开始在这个营做一些革命宣传工作。 　　最使谢觉哉感到惊异的是这个营有位年轻姓刘的副营长，在晚上偷着看私自保存的两本马列主义的书。其中一本是《国家与革命》。并且暗地保护着他。有次团长来营部视察，说听说有个老头(指谢觉哉)字写得好，可送到团部办理笔墨的事。而刘副营长却矢口说谢的字写得不好，文章也很平常，没有必要用他，帮他搪塞了过去。他对此很是感激。 　　谢觉哉和营长的关系也很好，有时可以面对面地讲起道理来。有次徐营长对他说：“共产党反帝我赞成，但为什么杀人放火?”他回答说：“据我看到的，红军杀的是富人，烧的是富人的房子。有些富人报复穷人，反过来也杀穷人，烧穷人的房子。”又有一次，当他听徐说有个团防局长讲共产党杀的土豪劣绅，都是应该杀的时，他立即进一步解释道：“一百个土豪劣绅中，连团防局长都说是应该杀的有几个?一百个连团防局长都说应杀的土豪劣绅，没跑掉而被共产党抓到的又有几个?可见说哪里共产党杀过几百，杀过几堆?都不足信。”还有一次，徐营长要他帮忙拟写几条欢迎国联代表到收复的“匪区”视察的标语，他觉得不好办，但又不好推却，他故意问徐营长：“我几次听营长说，我们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拟写的标语，不写反对帝国主义吧，不是我们的本意；若写反对帝国主义吧，人家又是客人，对客不住。我看这标语还是不写为好!再说，这些国联代表是我国驻国联的人请来的，他们顶多到汉口和沿江看看。他们都知道这一带闹过红军，不仅现在不敢来，再过若干年，他们也不一定敢来”!徐营长觉得有道理，同意不写标语。过了些日子，国联代表果然没来，喜得徐营长对部下的人说：“胡子料事真不错!” 　　身居敌营，对谢觉哉来说，虽然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但也度日如年，他是多么想回到党的怀抱中去呀!这一天终于来了。熊瑾玎夫妇和萧志等人获释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他在敌营的情况，并从上海写信寄款一百元给他作路费。他借机向徐营长辞行，说：“上海来信了，他们在某公馆替我找了馆，我要去了!”这位营长也真“重交游、讲义气”，慨然允诺。临行时，还勉强凑了十元钱送给他作盘缠，并派同乡士兵护送他出境，说：“胡子是共党，怕有共党现在当了反共义勇队的认识他!”所以要派兵送他。他就这样回到了上海。 　　从9月21日被俘到12月31日到达上海，在这整整一百天时间里，谢觉哉在敌营里吟了不少诗，并记在脑子里。到上海后，他将这些诗记录下来了，题名《百日草》。后来，这本诗草被一位朋友携去阅读，不慎遗失了。但在回到上海时作的一首，他尚能回忆起来，现照录于下： 　　百日难已过， 　　百日后如何? 　　黄浦翻寒浪， 　　洪湖逐逝波。 　　热血漫天洒， 　　愁云匝地峨， 　　此心犹耿耿， 　　未惜鬓毛皤。(16) 　　① 此件存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 　　② 1941年4月13日《自传》。 　　③ 1965年5月23日谢觉哉日记。  　　④ 1954年1月9日谢觉哉日记。 　　⑤ 1956年4月给柳直荀夫人李淑一同志的信。 　　⑥ 1945年1月9日谢觉哉日记。 　　⑦ 1945年1月9日谢觉哉日记。 　　⑧ 1945年1月9日谢觉哉日记。 　　⑨ 转引自《四髯合传》第86页。 　　⑩ 1945年3月17日谢觉哉诗《斥极左危害》，载《谢觉哉诗选》第50页。 　　(11) 1946年6月25日谢觉哉日记。 　　(12) 1932年2月《读书杂志》第2卷第1期载杨邨人《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 　　(13) 1941年6月16日《解放日报》。 　　(14)(15) 1943年3月3月谢觉哉日记。 　　(16) 最后两句觉哉有时回忆作“艰难兴国意，未惜鬓毛皤”；有时回忆作“艰难应玉汝，未惜鬓毛皤”。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