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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从中央苏区到长征胜利 |
| 马连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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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1933年初，谢觉哉奉调到全国总工会从事宣传工作。后因全总上海执行局遭到破坏，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领导同志被捕，工作难以为继。4月，他又遵照党的指示，前往中央苏区，于5月中旬来到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
谢觉哉一到中央苏区，首先使他感觉到的是：这里简直是另一个天地。所以，他一碰到熟悉的同志，就说：“苏区虽然物质条件差，但精神上是愉快的，自由自在的，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真是有天地之别!”他先被组织安排给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当秘书。由于他初来苏区，对中央苏区的有关政策和具体情况不了解，工作起来往往事倍功半，效率不高。例如：到任的第二天，毛泽东请他草拟一份关于查田会议的通知。不料送请毛泽东签发时，这份通知不仅被改得一字未留，还写了不少他没有想到的许多有关开会的内容，如开会的中心内容，讨论的问题和应准备的材料，以及会议的时间、地点、会期，生活路费补贴办法，连同自带碗筷被单等，都一一写在通知里。而且写得通俗易懂，条理清晰，使基层干部一看就明白。这简直是给他上了一堂新课，使他感到自己年纪大了，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他于是阅读中央临时政府发布的文件，阅读毛泽东在瑞金、长汀、宁都、宁化、会昌、石城、胜利等八县所作的报告，了解土地改革，查田运动及其他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使自己为做好苏区的工作，对苏区有一个较为系统、深切的认识，并使自己的工作方法，尽快适应苏区工作的需要。经过短时间的努力，他很快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并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或毛泽东的许多告民众书、决议、宣言、通告、通电、指示、训令和通知等等，不少是由他起草的。毛泽东召开的一些重大的会议，如瑞金等八县区以上负责人和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赣南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等也是由他参与协助组织的；他还先后参与了有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组织法》、《共和国宪法大纲》、《共和国司法程序》、《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婚姻法》、《劳动法》等重要条例、法规的制定。此外，他还撰写过许多阐述政策问题的重要文章。如1933年9月间，中央苏区进行乡、县、市的民主选举工作时，他就在《选举运动周》第一期上发表了《劳动的人才有选举权》一文，明确指出：“选举权是阶级的，是给一个阶级以民主，给他一阶级以压迫的一个武器。”指出“工人、贫农、雇农、中农、独立劳动者有政权，那些靠剥削为生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都要被赶出政权之外。”他在说到劳动阶级应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掌握人民自己政权的关系时，曾这样写道：
世界上的一切，是劳动者创造的，应该归劳动者自己管理，应该把那不合理的旧世界——劳动阶级反被不劳而食的剥削阶级所压迫的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同时为着镇压已被推翻了的地主、富农、资本家谋反的企图，我们——工农阶级要严格剥夺敌对阶级的选举权，而努力发扬自己阶级的选举权。
1933年11月，谢觉哉陪同毛泽东到兴国县上社区的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进行了苏区各方面工作的典型调查，曾亲身领略毛泽东深入群众、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卓识远见。例如，毛泽东每次开调查会时，总是事先发给大家调查纲目，其中有代表会议、选举运动、乡苏维埃下的各委员会工作、地方部队、群众生活、劳力调剂与耕牛问题、公债推销、合作社运动，文化学习、贫农团、宣传队、突击队、革命竞赛等等，让他们有所准备。开会时，毛泽东则一一提问，他们一一回答，互相补充，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凡是有关数目、比例、统计、对比的情况，他更要询问清楚，认真记在自己的本子上，然后一一展开讨论，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使谢觉哉深受教育。后来，他曾多次回忆这一段历史，曾撰文号召大家向毛泽东学习。在一篇文章中，他引用了一位德国牧师的话，赞扬毛泽东做农民工作的独到之处。这位牧师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知道马克思主义很深奥，文化低的中国工农，怎能和他讲这个?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真妙。他不对农民说马克思的道理，而只讨论农民的生活：耕多少地?打多少粮?剩下多少?够不够生活等，告诉他们怎样就可以有足够的饭吃?怎样就可以保障自己的生活不被剥夺?农民在这样简单的宣传下，懂得共产党、信仰共产党了。”①
当年在苏区推销经济建设公债时，广大人民省吃俭用，将节约的每一个铜板踊跃购买公债，支援苏区建设，并涌现出无数的感人事迹和模范人物，使谢觉哉深感苏区人民对党和政府是多么热爱、拥护，对完成党的任务是多么忠诚，这又一次使他深受教益，以至长年不能忘怀。例如，在他身边工作的洗衣女工郭香玉，原是福建人。她的儿子被敌人杀害，自己也受过敌人的酷刑折磨，牙齿全被打落，始终未吐一句实情。1931年从狱中逃出，来到中共中央机关做洗衣工，工作认真负责，凡提到她的人，没有一个不交口称赞的。在党号召节省粮物的运动中，她与陈云、邓颖超、陆定一、成仿吾、潘汉年等二十三人一起签名，倡议每天节约二两米，不领夏天的军装，并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他们的倡议书，②有力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开展。红军长征时，她留在当地，坚持斗争，再次被捕，杀害时被劈成四段。③
谢觉哉在中央苏区时，已是五十岁的人，经常受到她的关心和照料，离开苏区后，曾去信打听她的下落，1946年，当打听到她已牺牲的消息后，他十分悲痛，于1947年写了一首《浣溪沙》词，对她表示深切的怀念：
坚贞勤朴我怜卿，才得相亲又远征，依依驻马不胜情。一齿仅存犹喷血，百鞭齐下不闻声，二字千秋玉比馨。
在中央苏区，最使谢觉哉难以忘怀的，是他和毛泽东相处过着艰苦生活的日日夜夜。他们同红军指战员一样，没有半点特殊待遇。毛泽东为欢迎他到苏区工作，从老乡那里买来的三个鸡蛋，也是毛泽东自己掏的钱。他们一起工作，经常开夜车，有时又困又饿，然而他总是坚持着做完工作。有一天深夜，毛泽东想到比自己年龄大的谢觉哉，同样过着艰苦生活，关切地问：“谢胡子，你白天吃那点子粮食，够了吗?”他说：“也够了!”毛泽东对他的回答是理解的，然后笑着说：“我去弄个南瓜，你去搞点柴草，咱们煮南瓜吃吧!”南瓜熟了，两人高高兴兴地吃着，觉得格外香甜味美。二十多年后，当他忆及这一期间的生活，并在重访江西吃了“兴国饭”，看了采茶戏《南瓜记》后，写成了题为《偶成》的一首诗：
厦门小吃，菊花锅煮菜根味；
兴国当年，四星望月味最鲜；
井岗山上，饱吃南瓜气力壮；
谁清谁浊，南瓜剧里看分明，④
中央苏区的生活是艰苦的，但精神是愉快的，特别是在看中央干部如李伯钊，李克农他们自己编演文艺节目时，谢觉哉总是笑得那样美，那样甜，那样开心。他在苏区受到广大军民的普遍敬重，被尊称为谢老，当时他和何叔衡、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一起，被誉称为“苏区五老”。
如何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完全否定毛泽东、朱德所提出的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作战原则，指挥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错误地提出“堡垒对堡垒”、“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口号，使反“围剿”战争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这年11月，在对待国民党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率部在福建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问题上，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所采取的行动也是错误的。蒋介石急调“围剿”苏区的兵力到福建镇压十九路军，按照毛泽东的主张，红军主力应转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既迫使进攻苏区之敌不得不回援其根本重地，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又援助了福建人民政府。但“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认为新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⑤不准备给他们必要的支援，也不派人去十九路军。谢觉哉后来在回忆这一情况时说：“福建曾派代表至中央苏区签订协定，当时领导者估计其不可靠”。“但这时我们应积极去帮助”，因为，“那时蒋三个师由闽北进攻，我在闽北有与之相当的兵力，如果帮助福建打，人民政府不会坍台，我军对人民政府的发言权增大，他不能不跟我们走。然而我们没这样做，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我军遂不能稳守中央苏区。”⑥他还对李德乘机命令军队向西抓一把的作法表示不满，认为：“打赣西只是为了抓东西，并无扩大地域之意。到底‘所为何来’?”⑦
1934年3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红军退守兴国、宁都、石城一线。这时毛泽东提出，东出浙江转战，为时过晚，但西出湖南，调动“围剿”江西苏区之敌至湖南，在株洲、长沙、常德等广大地区消灭之，以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还是可能的。这一正确意见又未被接受，因此造成中央苏区更为紧迫的形势。这时，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的工作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他虽然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但又无能为力。特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并任命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之后，在许多工作的处理上，实际上架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领导。以至毛泽东不得不小声交代他，凡是给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两人共收的信件，要他再不要拆开和处理。“两人共名的亲收信，不要拆，他们的，拆不得的!”⑧面对党内这种复杂的斗争情况，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从对党的忠诚出发，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原则立场，不懈地工作着，坚持同机关中各种不良现象作斗争，发挥着他作为中央政府秘书长的应有的作用。
1934年秋收时节，谢觉哉为了反击蒋介石下令江西广昌、陂头、白水一线的军队到苏区抢粮的行动，特地为《红色中华》写了一篇《紧急动员起来，力争秋收胜利》的重要社论，及时提出了“粉碎敌人抢收计划，消灭敌人抢收队，抓紧解决一切秋收动员中的实际问题，力争秋收的及时成功，不让一点谷子被敌人抢去”的战斗任务。并针对苏区个别因战争离乡的农民回家秋收的问题特别作了说明，强调不许用“限制回来，过期没收土地”的办法对待农民。在他们未回来时，其秋收也要动员他们的亲属来管或由政府代管，等他们回来后将打的粮食交给他们。这样一个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处理及解决办法，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做法与“左”倾错误领导人所采取的简单一推了之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34年9月，中央苏区战局急转直下，尽管中央苏区广大军民浴血奋战，但在敌人强大的进攻面前，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人的指挥下，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打败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丧失了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中央苏区，被迫进行长征。
“何老头有么子错”
何叔衡是“云山四友”、“宁乡四髯”和“苏区五老”之一，也是谢觉哉最亲密的战友之一。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被选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工农检察部长，代理内务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还兼任各级苏维埃政府干部训练班主任和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先后主持或参与制定刑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婚姻条例、优待红军条例等法律。特别在检查各种贪污、违法、失职行为以及侦破反革命案件的实际工作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执法严格，不徇私情。有次，他在处理瑞金县朱多伸死刑案时，根据事实纠正了原判的不实之处，朱多伸本只有贪污罪，没有反革命罪；同时朱多伸过去曾组织过游击队，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更不应判死刑，于是，他改判监禁二年的徒刑。他这一改判，既教育了朱多伸本人，也为下级执法部门提供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全面考虑，适当判处的范例。但是，当时坚持“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却指责他“右倾”，说他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者”，并进行残酷的打击，以至撤销他的一切职务。谢觉哉对何叔衡的撤职非常不满，他曾对毛泽东说：“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这样正大光明的人，为什么要撤他的职?”⑨然而谢觉哉当时并不理解毛泽东的处境，根据当年中央政府的规定，象何叔衡这样级别的干部撤职是应由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签发撤职令的，为了此事他还去问毛泽东，是否须签发撤职令?毛泽东只是望了他好一阵，没有作答，然后低下头去，表示极大的沉默。他当时很不理解，直到后来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人相继被撤职，毛泽东仍然没有履行签署撤职令这一手续时，他才理解到毛泽东是以沉默来抗议“左”倾错误领导人的。并在后来的回忆中说：“中央苏区教条主义宗派打击政策肆虐时，毛主席的伟大在于高度的原则性和隐忍。隐忍三年不说话，组织上又无懈可击。”⑩
红军长征开始时，何叔衡虽遭到政治上的打击，但仍然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并表示愿意随军长征，但这一请求没有被批准。突围的前一天，谢觉哉去找他话别，他搞来了猪肉和鱼款待上路的老战友。并把自己珍藏的一把小钢刀和从上海买的一块怀表赠送给谢觉哉。这事被记在谢觉哉后来写的诗中：“十二年前生死别，临行赠送小钢刀。”(11)
当何叔衡牺牲的消息传来后，谢觉哉曾为之说过这样一段话：
教条宗派——有的是不懂人情的，没做过工作，娃娃时代跑到外国念书，所谓“人情之常”，根本不大知道。有的是不近人情的，有不少社会经验，故装着“道学”面孔，来抹杀“人情之常”。(12)
他以这些话痛斥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残酷无情。
为纪念何叔衡，谢觉哉于1942年5月12日写了《忆叔衡同志》一文，全面记述和评价了何叔衡的一生。1944年他写的一首怀念宁乡三髯的诗，其中一首怀念何叔衡，是这样写的：
叔衡才调质且华、
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
衣冠何日葬梅花。(13)
遵义会议前后
1934年10月，谢觉哉被编在代号“红星”的中央机关纵队，跟随红军，开始长征。这次长征，在“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的指挥下，实际上是让部队采取了“大搬家”的撤退方式。甚至那些要几十个人才抬得动的机床、印刷机、造币机也要民工抬着走。由于红军指战员的浴血奋战，虽然冲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于11月间渡过湘江，但伤亡惨重。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人锐减到三万人。面对这种艰危的局势，毛泽东当时曾对谢觉哉说：“在中央苏区，拼命主义拚掉了几万人；出来，逃跑主义逃掉了几万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他自己也有同感，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不放弃苏区一寸土’何等响亮!为甚么多年流血创造的苏区又一丢不顾?大搬家，抬大机器向不可知的方向搬，东西连人不几天都丢掉，这些都是不可解的。”(14)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毛泽东分析了敌我情况的变化，主张甩掉湖南境内的敌人重兵的阻击，向贵州前进。这一意见得到绝大多数中央同志的支持。当红军一举攻克贵州黎平时，徘徊在湘西的敌人还在寻求红军作战呢?当他们清醒过来时，红军已经走远了。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天险，连克遵义等几座县城，得到了出发以来的第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并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当时，正患疟疾的谢觉哉听到毛泽东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时，立即从床上起来，非常兴奋地说：“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事情好办了!”
长征以来，谢觉哉本来不太好的身体，加上一路风寒饥饿，把他累得又黄又瘦，显得更为苍老起来。然而他仍然坚持着，特别在犯疟疾时，整天里冷一阵、热一阵，痛苦不堪，但只要一听到集合号响，他就从床上爬起来随军出发，有担架也不坐，有马也不骑，连搀扶也不让人干，硬是要自己坚持走下去。有一天，毛泽东见到他，关切地对他说：“看来，前面的路越走越艰难。我们考虑把你们几位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太好的老同志送出封锁线，设法转移到上海等地去工作。”而他却婉谢了组织上的好意，说“越是艰难越锻炼人嘛!你们走到哪里，我就跟在哪里。”当毛泽东说“你的身体已经很弱，再坚持下去会拖垮”时，他坚决表示：“宁可拖垮，也不离开党中央一步。”(15)就这样，他跟着党中央、跟着红军，四渡赤水、跨过雪山、草地，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最后到达陕北吴起镇。
长征对谢觉哉的身体是一次艰苦的折磨，而他更注重自己革命意志的锻炼。他无论对人对己，都以能否服从革命需要的原则来衡量，并常以此对自己不断鞭策，因而得到同志们的高度爱戴，备受战士的尊敬。在长征途中，他对自己的生活是严格的，当毛泽东见他年老多病，多次将别人送来的东西转送给他时，他总是婉言谢绝，舍不得吃。有次，毛泽东托人送一点牛肉来，他执意要自己送回去，并对毛泽东说：“牛肉现在可是好东西啊，大家都吃不饱，身体很弱，都很需要。你为大家操心，担子重，应该多吃点，我年纪虽大一些，身体还挺得住，所以牛肉我不能留，给你送回来了。”毛泽东再三解释，他仍不肯要。于是，毛泽东提议、“要不煮了，让大家都吃点肉，喝点牛肉汤吧!”当指战员们端起每人一小碗牛肉汤时，都不由得从心坎里升起对他这位长者的敬佩之情。
最使谢觉哉怀念难忘的，是他身边的一位马夫。这位马夫是山东人，家里十分贫苦，原在国民党部队里喂马。长征时担任谢觉哉的马夫，工作十分勤恳，特别喜欢人们叫他“老乡”。在长征途中这位马夫得了病，有一天他对谢觉哉说：“我不能送你到头了!第二天，就没能赶上队伍，牺牲了。为此，谢觉哉当时就写了如下一首诗，以作为对这位忠诚马夫的永久怀念：
革命如斯道路长，
力枯难更走边荒。
穷人一颗心如铁，
地北天南尽老乡。(16)
还有一位使谢觉哉难忘的朋友，是经常同他在一起捉虱的同伴张德生。他们两人往往边捉虱边聊天，内容十分广泛，从国内、国际，战局的发展和革命的未来，无所不谈，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当张德生不幸病逝时，他写了一首悼诗，其中就有“扪虱而谈天下事，长征相伴记犹新”之句。(17)
长征途中，谢觉哉随身携带有一枚珍贵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他不管风霜雨雪，还是涉水过河，都把这枚印章珍藏在身边，并用一根绳子扎一个布包，挂在自己脖子上，让这枚印章紧贴自己的胸膛。在他看来，这枚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不管革命道路多么曲折，但胜利是必然的，印章将来总会用得着。在长征途中，他曾扔掉了自己唯一能御寒的毛毯，而公章却完好无损。公章虽小，却包含着他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
珍贵的历史纪录
1937年，红军总政治部编印了《红军长征记》一书，谢觉哉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四篇文章，为人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真是蛮子》一文，是谢觉哉写的自己在1935年5月随中央机关纵队通过凉山彝族地区的一段经历。文中说到他在汉人居住区大桥市，拾得一本《越旧县志》，从中得知这一彝族聚居地区，正是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地，因此他“疑山上蛮子当是汉时孟获之后。”他还从书中知道了这个被压迫民族的历史变迁：“不到两千年，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千里沃野，悉为汉人所有，蛮人仅保其残种于高山丛岭之间。”文中还记述了大桥市居民对他提出要注意的事，说“蛮子凶得很，常常下山来抢掠，遇单身旅客连裤子都剥去，说不定要杀伤人”的警告，并得知蛮子特别对四川军阀刘文辉有刻骨仇恨。然而蛮子对待红军将会怎样呢?红军在经过彝族区之前，即到处张贴布告，上写“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纪律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买平卖，价钱交付十足……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并向各部宣布以下纪律：“要过蛮子山了，各人带足四天干粮，要露营，要尊重蛮子习惯，不进蛮人房子，不和蛮妇说话——蛮俗认妇女与外人交接是大耻辱——如有事进蛮人房子，不得用脚踏他架锅的石头，这是他们所敬的神。”文中还特别描述了彝族兄弟欢送红军过境的情况：
十数蛮兵，裹头跣足，持梭镖也有几杆旧式快枪，人高如山东佬，每人头上顶一张红军布告，并有一面红旗，在路上欢迎我们。欢迎的仪式不是拍掌、呼口号，而是伸手向我们讨钱，给两个铜子，就欢喜了不得。
……很小的马铃薯，煮熟给我们，一百钱两个：也有抱鸡来卖的，五毛钱一只。……一老蛮妇似是首长夫人之类，系百摺白布裙，跣足，两耳各垂杏子大的红珠，披的不是毛布，而是细毡，提一小女孩，有同志给他一块饼干，欢跃接去。
经过三天的观察，谢觉哉在文中称赞道：“蛮子体格很健，面目也不凶恶”，“当我们对他宣布民族平等，他即欢迎我们，毫无猜忌，且不少加入红军的，蛮子真可人哉。”然而他们过去为什么要打劫汉人过客呢?他认为：他们过去“大概太穷了，所以打劫。平情而论，汉人抢去他几千里的平原，他剥汉人几身衣服又算得甚么?”多少年来的民族压迫和歧视，特别是汉人统治者对他们的残害和屠杀，使他们养成了强烈的民族反抗性格。他强调指出：“蛮子所以能保全一线种族，还是靠着他们能够有野蛮的抵抗。”而对红军并不是这样，这一切说明彝族同胞的是非爱憎何等的鲜明。他的这篇《真是蛮子》一文，展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
《抱崠岗一夜》一文，记的是在四川邛崃山区的艰苦生活经历。当时邛崃山区是一片原始森林，根本找不到路，只有攀藤附葛的痕迹。“有些密菁，象竹枝扎成的门，弯着腰走进，有新砍伐的刀痕，原来是先头部队开的”。在过抱崠岗时，走了大半天，上山有一十八里，才走到半山腰处，只好原地宿营。这篇文章就记述这一夜的情形：
“宿营呀，宿营!”怎么宿法?拣个三四尺可以放下东西的平面就是好的。大家知道这一夜是不易过的，非有火不行，枯枝倒是不少，一下子那一堆这一堆的火着了。我因为掉了队，被丢在后面。虽然相隔不过二三十丈，但要上去多难，况且黑烂泥上也无法睡觉。天公偏不作美，下起雨来，雨滴从树上哗啦啦的流下，人们都打着伞，戴着笠，烤着火。我借着一洋磁盆垫坐，许多同志坐着打鼾，我是彻夜没有睡。
想弄点水喝，炊事员同志点着火，下涧取水约半点钟，携上一桶水，正架着烧，不幸泼了。但是天刚亮，他们却煮好了两桶包谷粉糊糊给我们喝。
文章接着叙述天亮后上下山的情况：天亮后，继续向上攀登，好不客易到了山顶，却不料下山的路比上山更难走。坡面满是泥泞，又陡又滑。有几匹马陷在泥里出不来。大家只好缘着泥潭边的石头绕着走，或攀着树枝和竹枝跃进，真是“攀石如猿上，趋蓬似鸟藏”(18)到第二天中午，才算走出了这片原始森林区。这时，他已精疲力尽，看到山下有河水，他高兴极了，然而一不小心，跌了两交，滑下坡去。这时，坡下正好一位同志在烧水，他上前要了一碗。顾不得这碗水的浑浊颜色，立刻喝下一口，才知道这原来是一碗骡子肉汤。这使他非常高兴，文章写道：“没有盐，可是味特别鲜，至今还记得。”(19)这《抱崠岗的一夜》真是长征中的一幕艰苦生活的传奇妙文。
此外，谢觉哉还写有《卓克基土司宫》和《番民生活鳞片》两篇记实性的文章，对阿坝藏族地区的地理和社会风俗作了生动记载。其中描述了高达四层，前临急流，后依峻岭的小金川卓克基土司宫；记述了藏族同胞衣食住行的情况，特别是这里制煮的红茶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对于藏族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当地土司对藏族同胞的压迫和藏族同胞反抗压迫的光荣传统，他都作了精辟的论述。
1945年当谢觉哉读完包括他自己的四篇文章在内的《红军长征记》后，写道：“回忆抢乌江，抢娄山关，抢泸定桥，抢安顺场，抢腊子口等英雄事迹，殊怆恸。”他还写诗三首，其中一首是：
重读《长征记》两函，
雪山草地旧曾谙。
索桥抢渡悬崖扑，
多少英雄血未干。
“四老”苦乐共长征
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星”纵队干部休养连，有四位老战士。这四位老战士以徐特立最长，五十八岁；谢觉哉五十二岁；董必武五十一岁，林伯渠五十岁。他们是这个连最受尊敬的年过半百的老人。说他们老，只不过岁数大点。他们虽不打仗，但仍跟年轻的指战员一样行军，一样风餐露宿，躲避敌机的空袭。有一次，谢觉哉应支部书记董必武的邀请，同徐特立一起去参加支部扩大会。谁知正在开会时，敌机扔下一个炸弹，不偏不倚落在他们中间，直往地底下钻去，溅得他们满身是土。幸好这个炸弹没有开花，只是受了一场虚惊。当他们爬起来掸掉身上的土时，大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董必武风趣地说：“炸弹落地不开花，这是马克思在保护我们。”徐老也幽默地说：“这是马克思看到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缘故!”他们的话使谢觉哉也乐得直点头称是。
党中央非常关心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为加强这个连的保卫工作，周恩来在调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去这个连时，曾严肃而又风趣地对何长工说：“这一批老人，是我党的宝贵财富，你要对他们的安全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也在，那就投事；他们在，你不在，我追记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头”!何长工也当场立下了军令状。何长工到休养连后，真是舍生忘死地护卫着这些革命老人，当然也受到四老的格外尊重。不过这位年轻的领导和四老之间，有时也不免要发生一些小的争执，但每次都以他的让步告终。比如，他为四老每人都准备了一匹马，但四老谁都不骑，只是用来驮粮食、驮书、或借给伤病员骑。有次，何长工看到四位老人总是拿着棍子当扶手，跟着连队行军，实在太劳累了，心里过不去，便毫不客气地对董老说：“你不骑马，我就把你的鞋子脱掉。你们要绝对服从我的指挥，否则我的脖子就发痒。”他边说边扭着脖子，把四位老人都逗乐了。董老叫着他的绰号说：“‘小老九’，那就让你的脖子发痒吧!”这里说的“小老九”是指何长工是从红九军团来的。另有一次，何长工请徐老轻装，见徐老舍不得把书丢掉，信口说了一句“把书烧掉”的话，这可把徐老急火了，并生气地对他说：“长工，你要是烧了我的书，我就和你拼命!”谢觉哉连忙赶上来说：“烧不得，烧不得!”董老也忙出来圆场，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把徐老的书分给连队的每个战士一本，不是就都带走了吗?”才算平息了这一风波。
在爬雪山之前，董老对全连进行了细致的动员工作，并协助大家做好各项准备。当时兄弟部队给休养连送来两只羊，连里宰了后，把两张羊皮烤干，分给年龄最大的徐特立、谢觉哉各一张。徐特立坚持不要，说“都送给谢老”。谢老也说：“都给徐老!”徐特立说：“谢老身体比我弱，最近又生了病，这羊皮给他拿去，一块护胸，一块护背。否则他过不了大雪山!”同志们都赞成徐特立的意见，见谢觉哉总是推让，他们不由分说，一拥而上，一面说服，一面用绳子把两块羊皮前后结结实实地捆在谢觉哉的身上，徐特立笑着鼓掌，连声说好，谢觉哉被感动得流下泪来。过夹金山时，有的同志要扶他上马，他怎么也不肯。在大家不断劝说下，他才同意拉着马尾巴上山。
翻过夹金山，部队来到藏族居住区，由于藏胞听信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加上汉藏民族间的隔阂，不少人为躲避红军，都逃到深山老林里去了。而地里已经黄熟的青稞麦却无人收割。红军看到这一情况，组织力量在已经回家的藏族同胞带领下，将青稞麦收割回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中央领导都参加了这次割麦。谢觉哉同其他三老也自动赶来参加割麦。他们收割得很仔细，并告诉身边的同志说：“收割后一定要一家一家地分好。”“没有回来的，也要将大部分留在他们家里，可以由红军购买一小部分。购买的部分，要给人家留下条子和银钱，将购买的数量、价钱一一写清楚，还要表示感谢。”
在粮食不够的时侯，谢觉哉同三老一起，也同战士们一起吃豌豆、野菜充饥。有一天，他捡来一块烂马皮，大家用小刀将马皮上面的毛刮掉后，切成小块，放在一个瓦盆里煮起来。但快熟时，不料瓦盆烧裂，连皮带汤翻在火里，然而他们没有灰心，将马皮从柴灰中捡出来一一清洗干净，再放在摔坏的半个瓦盆里煮，四人围在一起饶有兴味地吃着，直到马皮上的毛茬扎得嗓子痛，才不约而同地相对苦笑起来。
谢觉哉在过草地时，裹在身上的两块羊皮已磨破了好几处，需要缝补一下，正好组织上发下一些羊毛给同志们御寒，他想自己动手做件羊皮背心，但这针线活可把他难住了。这时，正好前来慰问演出的四方面军文工团的一个女宣传员从他门前经过，他忙拿着羊皮，羊毛，还有两件单衣，赶上前去诚恳地说：“同志，”请你帮帮忙，帮我做个羊皮背心行吗?”这位女宣传员开朗地说：“行!这还不容易!”到了第三天，这位四川口音的女宣传员就将羊皮背心送来了。这时，正好徐老、董老、林老也在。经过一阵交谈才弄清这位女宣传员是四方面军文工团第三团的，名字叫王定国。谢觉哉怀着感激之情记住了这个名字。他来到卓克基后，部队发下来的是来不及磨成面的青稞麦。同志们就随便煮一煮或烤一烤就拿来吃，他看了心里不忍，于是领来青稞，一点一点地将它焙枯，然后将它用手一小撮一小撮地放在手掌心搓碎。就这样，竟搓出了十几斤给同志们作过草地的干粮。
进入草地以后，谢觉哉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一次部队快到宿营地时，同志们见他脸色灰黄，浑身无力地坐在路旁，钱希均连忙请来医生给他看病，当医生拿起他装得鼓鼓的干粮袋一看，才发现他是舍不得吃干粮给饿昏了。原来他一路来只往嘴里填些草根、树叶，却不肯多吃一点干粮。当人们问及他为什么这样时，他说：“草地还很宽，粮食越来越困难，我们要把粮食节约下来，以备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伤病员和战士们吃!”这几句话，使在场的同志无不感动得流下热泪。
为了尽快通过草地，上级号召轻装。谢觉哉为保全“中华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公章和四本珍贵的日记本，他一狠心将唯一用以御寒的毛毯扔掉了。但这条毛毯被因开会晚走半天的董老发现，知道是谢老扔的，于是捡起这条毛毯交还给他。从此，他对这条凝结着同志情谊的毛毯非常珍惜。现在，这条毛毯已被收藏在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了极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休养连还没有走出草地，人们的干粮袋都先后空了。谢觉哉虽然省吃俭用，由于一路上将干粮分给了伤员和年轻的同志吃，他的米袋也空了，恰好他又偏偏病了，此时，他是多么需要点粮食啊!这时徐特立来看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节省下来的二三斤干粮全部送给他。他激动地握着徐特立的手推辞着说：“徐老啊，你的年龄比我大，多少天我都见你吃野菜，没有吃粮食，现在怎么能把干粮全送给我呢?还是你自己留着吧!”徐特立说：“觉哉，现在是我们讲客气的时候吗?我的体质比你好，吃点野菜，还能对付对付，可你再不吃粮食就不行了，我怎么也不能看着你倒下去啊!”后来谢觉哉常对人说起这段往事，说“要不是徐老让我的那些粮食，增强我的精神和体力，也许我永久躺在草地上了!”为此，他写了如下一首诗：
漠漠沮洳地，
峨峨暴冻岗。
是谁皆束腹，
赠我竟倾囊?(20)
休养连以惊人的毅力和高度团结战斗的精神，终于走出了草地。谢觉哉与其他三老完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长征历史任务，心里非常愉快。
1935年10月，当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因镇上一时容不下这么多部队的住宿，他与徐特立按照习惯又在镇边野外露营，这一夜，他们睡得特别香，因为知道在这里再没有敌人袭扰了。第二天起来，他笑嘻嘻地对徐特立口占一首：
露天麦地覆棉裳，
铁杖为桩系马缰。
稳睡恰如春夜暖，
天明始觉满身霜。(21)
① 《谢觉哉杂文选》第55页。
② 1934年3月20日《红色中华》。
③ 郭香玉同志事迹详情请阅1984年11月24日《厦门日报》载《革命大家庭的“保姆”》。
④ 1961年3月13日谢觉哉日记，“四星望月”是兴国县特有的一种小蒸笼，一次可以盛四个菜。据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当年在兴国请人吃饭多是“四星望月”。
⑤ 1934年1月18日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⑥ 1947年7月22日谢觉哉日记。
⑦ 1944年7月25日谢觉哉日记。
⑧ 1943年11月15日谢觉哉的一段学习笔记。
⑨ 1957年谢觉哉在北京与陈永清的谈话，转引自《四髯合传》第81页。
⑩ 1943年11月15日谢觉哉的一篇学习日记。
(11) 1945年6月13日谢觉哉日记。
(12) 1943年11月15日谢觉哉的一段学习笔记。
(13) 1944年8月3日谢觉哉日记。
(14) 1944年7月25日谢觉哉日记。
(15) 以上引自王定国1984年的回忆谈话。
(16) 1935年作，1961年5月2日日记忆出。
(17) 1965年3月2日谢觉哉日记。
(18) 1937年8月19日谢觉哉日记。
(19) 1945年10月27日谢觉哉日记。
(20) 1937年8月19日日记。
(21) 1935年10月作，1945年3月10日忆出。“天明始觉满身霜”是借用清代诗人郑板桥的诗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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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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