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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点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烽火

马连儒

推动贺耀组走向抗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谢觉哉历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合作指导委员会主任、内务部长、秘书长、司法部长、代理最高法院院长、审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37年7月，党中央委派他担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驻兰州代表，负责在兰州设立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兰州办事处(简称“兰州八办”)的工作，兰州八办的任务是：通过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推动西北地区国共合作的工作的进展，实现中国的全面抗战。 　　兰州是我国的国际交通要道，苏联人民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物资，都是经过这里运到内地去的。这里既是苏联支援我国的空军基地，也是苏联的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所在地。当时甘肃省主席是贺耀组。谢觉哉利用自己与贺耀组的同乡关系，曾对贺耀组作了大量的工作，使贺耀组逐步解除了对党和我军的疑虑，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主政策，为西北抗日民众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谢觉哉是怎样做好贺耀组的工作的呢?在他初到兰州的时候，由于中共中央在1937年7月15日交给国民党中央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尚未发表，他与贺耀组之间的会晤、信函往来虽然频繁，贺耀组也表示过“对国共两党的合作的必要和我们的诚意表示无疑”①，但认为未正式得到国民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明令前，不能进行具体工作。贺耀组的这种模糊态度，使他感到贺耀组虽然“于国际情况知道一些，但于政治根本认识和我们尚有不少距离”②。他把贺耀组的种种疑虑归纳于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军队整理恐引起误会”；二是“国共应划疆而工作”，“似乎把政党看作政权一样”；三是“怀疑我党有国际背景，合作中总不免有摩擦”；四是“怀疑现在统一战线仍是人民阵线，推蒋为领袖是勉强的”；五是“怀疑我党群众运动依靠分地，不分地了，我党也会无大办法”③；六是认为“民运有力量，但民运于国防是不够的”④。 　　为了帮助贺耀组解除上述疑虑，谢觉哉认为应帮助贺耀组辩证地去考察事物，去了解事物的真相，而不是片面地看问题，以致作出错误的判断和结论。为此，他通过与贺耀组的频繁会晤与书信来往，非常细致地向贺耀组全面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政治方面，他主要说明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危亡之际，中共中央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愿意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赤化政策”，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愿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军队方面，他说明中共中央即将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待命出征，担负起到抗日前线作战的职责。在政权区划方面，他着重说明中共中央为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的统一，已将原有的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是人民阵线以及有所谓“国际背景”的看法，他强调指出，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孙中山说过：“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这就是说“反帝国主义高于一切，一切国内矛盾，皆应在反帝国主义——在今天皆应在抗日前提下得封解决，其条件是有利于抗日，至少不妨碍抗日。”⑤并指出：如果“国民党的政治背景，是实行总理遗嘱，建设三民主义”的话，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和背景，“应该是抗日救亡”，⑥而决不是别的什么背景，这一点应是无庸置疑的。 　　为了推动抗日救亡的民众运动，谢觉哉还针对贺耀组的种种疑虑，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向贺耀组阐述民众运动的重要，他指出：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正是藉蓬勃兴起的民众运动才取得北伐的成功；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地所涌现的抗战力量就有东北义勇军、察北民军、平津沿线的便衣队、长江流域的救护队、运输队、侦察队等，这些抗日力量能够在前线和敌占区大振声威，“无不以当地民众是赖”。⑦因此，民运是革命运动的重要条件之一。“抗敌须汇集民众力量，而民众发动之枢机在于党”，“国民党为全国得政之唯一大党，救亡运动……充实工作非常必需”⑧。同时，他还为贺耀组具体提出了开展民运的如下一些原则和办法： 　　一、对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甚至民众武装的自由，须绝对不怀疑(当然不是说全无条件)。 　　二、不要因个别的幼稚或偶然的错误而怀疑民运。 　　三、不能预做一个匣子样的去限制民运。真正的民运统制应建在民众的本身上，即是通过人民大众。 　　四、党对民运保持其领导地位，但党不能命令民运，党只能命令党员在民运中起核心作用。⑨ 　　为训练民运人材计，学校教育应以国难为中心，而且须求得理论与行的一致，于实际运动中增进学生才识；为发扬并领导民运计，开放言论，输进先进报纸、杂志尤为必要。⑩ 　　至于如何具体实行这些办法，谢觉哉还向贺耀组提出了如下的具体建议：调整和改革甘肃教育，使学校和社会抗日救亡打成一片；出版教育刊物，作国难教育的理论指导，集中先进人才加以训练，以便派往各地作实际指导；民政厅，应仿照大革命时广东的政治讲习所、湖南的党校的方法，学习全国各地的经验，特别是延安抗大的经验，设立大规模的军事政治讲习学校，招收优秀青年，培训抗日救亡人才。并将这些建议撰成《抗日救亡中民众运动之组织与训练》一文，于1937年9月1日起连载于《民国日报》。 　　9月22日，盼望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发表。贺耀组在全国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面前，加上谢觉哉再三耐心、细致的对他做工作，因而在国共合作，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民众运动上迈出了实际的步伐。10月3日，他克服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复杂矛盾，将国民党CC派控制的《民国日报》和国民党蓝衣社控制的《西北日报》合并，任命思想进步的李剑华为总编辑。不久，他又要李剑华出任民政厅主任秘书，并自任厅长，任命与中共较为接近的王宗孟继任总编辑，以加强抗日救亡民众运动的宣传领导工作。他还积极帮助谢觉哉在兰州创办刊物。同意八路军在兰州办事处设立电台，加强同八路军总部及各方面的联系。 　　谢觉哉在帮助贺耀组开展抗日救亡民众运动的同时，还及时对贺耀组的错误言谈进行了批评和斗争。有时甚至出现“争论颇激”(11)的情况。如有次贺耀组说什么：“共产党达到抗战救国的手段方法与本党不同”，而“本党不为彼等愚弄”时，他向贺耀组写了如下一封信，对贺耀组的上述言论加以澄清和批驳。他写道： 　　现在，两党主张已归于一致，为着达到当前目的，手段和方法，讨论不厌求详，然及其执行必应是一样，手段和方法即是“作”。假如手段和方法可以不同，那就根本谈不到合作。 　　中共最近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可说是手段与方法。中共是个独立的党，当然和其他人民团体一样，有提出其主张之自由。又因为国共虽然合作，事安上共党仍然在野，政府中枢共党无预，不能经过其党员而提出主张于政府会议。…… 　　……唯以弟愚见，中共所提纲领按之中山先生遗教及国民党党纲，似无不合，即照蒋委员长最近谈话精神，亦恰相符。 　　我以为话的说法，应该是两党主张既然相同，那么为完成此主张，两党应共同商议，采用最有效的手段和方法，由政府公布，经过两党党员去领导全国民众实行。……若仅仅说“手段方法与本党不同”，在浅识的人看了，不免因手段方法而误会到主张，甚至手段方法的持异，而影响主张，重蹈十年前之覆辙。正如台端所顾虑的，对共产党不免有“恶意的估量”。 　　又台端说，不为彼等愚弄。鄙意也不以为然。天下有可愚弄之个人，绝无可愚弄之政党，也没有采用愚弄而希冀成功之政党。国民党为国中大党，谓可以愚弄毋乃讽刺。共党亦堂堂之党，决不至有此凉德也。(12) 　　正是由于谢觉哉在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对贺耀组采取既团结又敢于批评的工作方法，使贺耀组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有了明显的变化。 　　1937年11月4日，贺耀组在一次区长、巡长会上发表的训词，就强调指出：共产党“在全国一致抗敌目标之下”，“诚意合作，参加抗敌，这是很好的现象”；“共产党有很好的办法，我们乐于接受”；“共产党员的努力实在超过本党党员之上”；“共产党对民众运动的组织与训练，对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游击战、运动战，毫无疑义的有他的特长”(13)。为了学习这些特长，贺耀组还在省政府下办了一个军官教导团，特别邀请一位中共同志出任军官教导团的政治教官。并要兰州的《民国日报》、《西北日报》刊载八路军的前线消息，重新刊载过去不让刊载的彭德怀的《抗日战争的先决问题》一文，同意在甘肃公开发行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为使谢觉哉能在省党部出入方便，他还特地送给谢觉哉一枚省党部的徽章。他们的合作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谢觉哉与贺耀组的亲密关系，还反映在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与贺耀组的夫人倪斐君之间的友谊上。倪斐君思想的进步，又主要是受到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的帮助、教育。王定国是1937年9月与谢觉哉结婚的。因工作需要，留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在谢觉哉指导下，她经常拜访倪斐君，请她帮助贺耀组在开放民运、改造舆论、团结抗日方面尽量多做些实际工作。倪斐君也是一位进步女性，她也经常到办事处同王定国晤谈，表示要积极同共产党一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她还亲自发起组织“甘肃抗日妇女后援会”，主持《妇女旬刊》的出版，约请谢觉哉为该刊写了《祝贺<妇女旬刊>的诞生》的文章，为推动甘肃抗日救亡妇女运动作出了她可以作出的贡献。 　　1937年12月5日，贺耀组奉调回南京，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来兰州兼任甘肃省主席。谢觉哉夫妇和贺耀组夫妇才暂时结束了这段为推动抗日救亡民众运动而结下的深厚情谊。 　　全国解放前夕，即1949年7月7日，谢觉哉接到贺耀组从香港发来的电报，要求前往北京，他立即请示周恩来、陈云、很快得到中央批准，并复电请贺耀组前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贺耀组在香港立即和黄绍竑领衔同四十四位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发表声明，宣布脱离蒋介石集团，投入人民怀抱。解放后，贺耀组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交通部长，被选为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一届政协委员。贺耀组的夫人倪斐君解放后一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在党和谢觉哉的帮助下，她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关键在于发动广大群众 　　根据1937年8月党中央洛川会议的精神，如何把已经发动起来的群众，发展为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成了当务之急。谢觉哉认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众运动与组织之根本改善”(14)。因此他有针对性地阐述了许多广大群众所关注的问题，广泛地动员群众投入到抗日战争的行列。 　　首先，他大力宣传民众运动与抗战胜利的关系，指出：“没有民众运动，不能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并强调：“不是民众落后，不肯起来参加战争，而是大人先生害怕群众，对民众运动怠工甚至加以阻碍”。(15)他还尖锐地指出，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对于民众运动所采取的态度，是区别一个政党、一个人是做“功臣”还是做“贼子”的主要分界，也是检验国民党是否真正贯彻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和最后遗嘱的准绳。为了贯彻孙中山关于“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号召，在民族抗战的今天，应该不分阶级和派别，不分信仰和主张，“唤起”各界“民众”，在抗日救亡的思想基础上“共同奋斗”。决不能害怕群众，甚至用包办运动，而实际是压抑民众的办法来对待抗日民众。“这是失败与胜利的决定点。侥幸是不可能的，徘徊也即是莫可赎的罪恶。”(16)他还指出要动员群众，就必须给群众以民主权利，只有人民有了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并对政府有所督促，才能达到“真正的全民抗战”。他认为当时社会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保甲制度问题；一是征兵制度问题。他曾建议将保甲长实行民选，对当选者的性别、文化、资产等不加任何限制，选举的方法应该民主，或成立保甲代表会，选民并能随时将不称职的保甲长撤换，至于如何改革征兵制度，他专门写了《征兵与敲诈》、《征兵与造匪》等文章，在严肃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联保长从征兵中任意敲诈、按户摊派、每户索款等恶劣现象后，指出：“问题不在于人民不愿意当兵，而在于我们的办法不好。”并告诫国民党当局：“在压迫下的民众，自然无法振起抗战的情绪，使他们觉得国家可爱。说句不算尖刻的话，中国所以弄到这步田地，弄得各战线的暂时失利，怪不得人民不争气，腐败的政治要负第一等责任。”同时他指出：“要发扬全民族的英雄奋斗精神，必须肃清障碍民众动作的贪污豪劣，望党政机关马上用快刀割去过去一切不良的办法替下层民众闯开抗战的坦途。” 　　为了动员群众实现全面抗战，谢觉哉在加强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和中共甘肃工委一起，在甘肃领导和支持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如甘肃青年抗战团(简称青抗)、留外学生抗战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妇女慰劳会、联合剧团、民众通讯社等等，并为这些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例如：青抗是当时党领导的最大的一个青年学生抗日救亡团体，它的领导人的思想比较激进，曾在组织活动中提出一些诸如“实现共产主义”、“牺牲一切利益”的口号；在组织发展问题上又出现了关门主义的倾向。他及时做了青抗组织领导人的工作，谆谆告诫他们：“目前是‘抗战第一’、‘抗战高于一切’。青抗是团结广大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来担负抗战工作，要处处不离抗战才是。”誓约也不要提更多的口号，不要求所有团员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对他们也不提出“牺牲一切利益”，告诉他们“个人一切利益不是要完全牺牲，只要不为个人利益来牺牲民族利益就对”。他还告诫青抗组织应站在三民主义立场上进行工作。他的这些告诫和指导，充分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纠正和防止了可能出现的错误偏差，从而使青抗组织得以正常发展。 　　在甘肃，民族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谢觉哉从调查中，了解到回族经营小商业者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其次是自耕农和小手工业者，地主很少，西北地区的制毛业多是操在他们手中，交通驮运几乎为回族专业。但关税局卡多为汉人掌管，且对过境回商加倍苛榨。加之这个民族传统重商轻农，回民土地很少，就是有钱也从汉人手中买不到土地。经营土地的回民则多租自汉人地主，租地条件也很苛刻。因此回汉民族矛盾较深。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他与甘肃工委一起，共同制定了民族运动的纲领和工作计划，承认回族的民族自决权；协助他们建立民族革命军；反对大汉族主义，回汉民族一律平等，结成巩固的回汉和各民族的联盟。在回汉杂居区建立不以人数为比例的民族混合政府；承认回族的宗教、文化自治权；建立西北回民教育委员会，培养回族军政人才；启用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有计划地扶植回族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些根据党的民族政策而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力地促进了西北回民抗日民众运动的开展，开创了各民族同心协力抵御外侮的新局面。 　　谢觉哉在兰州八办期间，据日记记载，他先后选送了五批三十人赴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学习。这些学员有的是夫妻联袂、青春结伴奔赴陕北的，大多数是瞒着家庭出走的。有的是靠热心的朋友募集到旅费才动身的。所有这些动人的事迹，他一一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他还为此事写信给贺耀组，除澄清所谓“扩大中共势力”的指责外，还建议为满足青年强烈要求赴延安的愿望，应该在兰州开办大规模青年训练所，培养大批抗日救亡人才。 　　永远不忘支持我党的志士仁人 　　在兰州，谢觉哉以态度谦虚、工作勤勉、重实际、重信义著称。他广交各界朋友、志士仁人，成为他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是他们认为可以信赖的忠实朋友，因而同他交往密切。现略举数人于下： 　　邓宝珊，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兼新一军军长，他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将军。谢觉哉到兰州的第三天，就致信邓宝珊约期会晤，向他详细阐述了中共中央坚持团结、坚持国共合作的原则立场，他当即表示支持，特别是对开办言论机关，引用进步人士等建议，采取积极的态度，并答应在省政府内尽量活动，给以支持。1937年10月，当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并调一部分军队经神木、府谷等地进入抗日前线时，他主动提出在军事上同八路军协作，并要求尽快沟通与延安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络。1939年4月，他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一直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和八路军十分友好，多次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的热情接待。谢觉哉也十分钦佩这位爱国将领，称赞他是一个“很明白的人”(17)。 　　李铁铮，国民党政府驻甘肃的外交特派员。年龄虽不大，但有一定的政治见解，愿意为抗战救国事业尽力。他经常到办事处来找谢觉哉了解中共的抗战救国的方针、政策，并同谢觉哉交换意见。在谢觉哉的帮助下，他逐步看到国共合作中的一些问题和矛盾，看清国民党对共产党严加防范的实质。1938年3月26日，他请谢觉哉在他主持的一次时事座谈会上发表题为《国际形势与我国抗战》的讲演，讲演奉劝持消极抗战态度的人，应以民族利益为重，真正从实际行动上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他立即表示赞同这一讲话，并说“可以为本座谈会的结论”(18)。不久，他调离兰州，出任中国第一任驻泰国大使，长期留居国外。谢觉哉经常记念着他。解放后，他毅然回到祖国，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从事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的工作。当他每次忆起兰州这段经历时，都对谢老给他的帮助和教育赞叹不已。 　　在兰州期间，最令谢觉哉难忘的挚友是高金城及其一家人。高金城是河南襄城县人，是一个医生，信奉基督教，曾做过传教士，但思想进步，同情我党的革命主张。1936年到兰州，以传教士身分开业行医，以医术高明和传教慈善闻名于甘肃。他曾与住院就诊的兰州地下党员吴波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结为至友。对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着手解决西安事变的高瞻远瞩、光明磊落的态度十分钦佩。这时，吴波受党的委派，到河西走廊从事营救红军西路军因作战失败而流散在这一带的同志。但由于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阻挠和破坏，使这一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难以进入该地区活动。谢觉哉来到办事处后，认识了高金城，决定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以行医为名到河西走廊从事营救工作。高金城愉快的接受了这一任务。1937年7月，他到张掖开设了福音医院，然后不顾酷热，不怕艰难，长途跋涉，深入到各县，暗查密访流散在当地的红军西路军人员，很快与流散在张掖的红军西路军地下临时党支部刘德胜、王定国等取得了联系。为收容、转送红军西路军流散人员到兰州、回延安，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福音医院实际变成了营救流散红军的联络点和转运站。后来高金城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 　　高金城的女儿高雪洁及其丈夫刘亚哲，在父亲遭到杀害后，仍与谢觉哉夫妇保持密切的联系。当时刘亚哲在兰州空军任政治指导员，对当局所宣传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没有大地主、大资本家”，避而不谈抗日救国的做法很为不满，曾向谢觉哉提出到延安去的要求。谢觉哉肯定了他的思想进步，并推心置腹地告诉他：“干抗日救国工作，不一定都去延安，在哪里都是一样。”希望他留在兰州，在他特殊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在谢觉哉与王定国的帮助下，他的进步很大，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46年，他担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为护送原被盛世才关押在监狱中的一百二十多位同志返回延安，毅然率领车队，经吐鲁番到七角井，翻过火焰山，穿越大戈壁等地，并机智地摆脱了胡宗南的“圈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把这批同志安全送到延安。 　　不许朱绍良破坏统一战线 　　1937年12月，朱绍良到兰州上任，立即撤换了贺耀组任命的省政府官员，改组了国民党省党部，甘肃政治气氛为之一变。为了进行反共活动，朱绍良还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一是指使《民国日报》转载张君励给毛泽东的公开信；二是策动甘肃民众团体联名反对陕甘宁边区；三是干涉《解放》杂志在西北的发行；四是责令邮局对八路军办事处来往信件开拆检查。对于朱绍良的倒行逆施，谢觉哉以抗日大局为重，虽然两次遭到朱绍良避而不见的冷遇，仍然前去拜会，迫使朱绍良出而接见。就在12月30日那天，他同朱绍良作了长时间的“政治谈话”，向朱绍良陈述了党的抗日救国的原则立场，提出1938年抗日战争的主要任务，在于“全部实施革命的三民主义，以民生、民权为手段，增强民族主义胜利的力量”；认为只有继续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使全民“很快凝固起来，形成钢铁力量”，“去争取民族的解放”(19)。他还以抗战以来发人深省的事实，提醒朱绍良： 　　自1935年日寇进攻华北，至1937年日寇占领南京，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厄运，也即是历年政治上路线错误所招来的恶果。尝到了恶果，必然反省到恶因，恶因一去，胜利随之而来。当然，这是死伤了三十多万战士，糟踏了上十省的土地和近二万万人民换来的教训，难道这教训还不足以使我们警惕吗?还不警惕，够称得上黄帝的精明子孙吗?(20) 　　同时他也严肃批评了社会上某些人在朱绍良上任以来所鼓吹的“民运要统制，言论要统制”的论点。指出：“抗战胜利，在于集合全民众的力量”，如果“把人家的嘴贴上封皮而要他演说；脚上加副镣铐而让他走路”，那是根本不行的。只不过是承袭了“法西斯国家的那一套统制办法”(21)。而在抗战的今天，对于这种统制办法应该批评它、抛弃它。 　　对谢觉哉的好言善劝，朱绍良置若罔闻，顽固推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1938年3月初他不查拿住在真记旅馆的两个日本特务，却无理查封了民众通讯社，改组了《民国日报》，派人检查书店的进步书报、杂志；禁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戏剧。至4月初，朱绍良查禁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列宁传略》、《毛泽东自传》、《朱德传》、《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与战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怎样组织义勇队》、《新哲学人生观》、《解放》、《前线》、《新华日报》等进步图书和报纸杂志。甚至出现了在《西北日报》公开讨论反对共产党问题的严重事件。对此，谢觉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再三直接与朱绍良交涉，迫使朱绍良答应查办这一事件。当有人为朱绍良开脱罪责，将这些倒行逆施说成是由于甘肃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尖锐化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责任在朱，因为朱是司令长官、省主席、党特派员，大权集于一人，一切都决定于他的倾向，一切都应由他负责。”(22) 　　由于谢觉哉出色地坚持了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从而孤立了朱绍良等国民党顽固派，争取了广大的同盟者，使西北地区抗日救亡民众运动仍然能继续进行下去。广大人民群众仍然团结在他和兰州办事处的周围，并勇敢地同国民党当局及顽固势力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行为进行斗争。有这样一件事：当朱绍良要禁止出售进步书刊时，因惧怕群众的反抗，曾亲自召集会议，告诉各个书店的人员说：“审查委员会禁卖的书，顾客来问时不要说有，更不要说审查禁卖，使顾客对审查委员会发生不好之感。”但当场就有一位书店人员说：“敝店地方小，禁卖的书没闲地方放，顾客一进门就看见。我们做生意应该诚实，不能说谎，只能如此。”弄得朱绍良也无可奈何，会议就这样散场。 　　谢觉哉在兰州的工作，正如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所说：“我们出色地完成了党的任务，能以兰州大地为舞台，演出威武雄壮的戏剧，是因为有了谢老这样的好导演。”(23) 　　① 1937年7月30日谢觉哉给中央的电报。 　　② 1937年7月29日谢觉哉日记。 　　③ 以上均引自1937年7月24日谢觉哉日记。 　　④ 1937年8月13日谢觉哉日记。 　　⑤ 1938年2月16日，谢觉哉《三民主义与抗日救亡》，载《战号》创刊特大号。 　　⑥ 1937年11月14日谢觉哉《所谓“政治背景”》，载《大众论坛》第4期。 　　⑦ 1937年8月20日谢觉哉日记。 　　⑧ 1937年8月24日谢觉哉日记。 　　⑨ 1937年8月21日谢觉哉日记。 　　⑩ 1937年8月20日谢觉哉日记。 　　(11) 1937年10月25日谢觉哉日记。 　　(12) 1937年10月30日谢觉哉日记。 　　(13) 1937年11月7日谢觉哉日记。 　　(14) 1937年8月20日谢觉哉日记。 　　(15) 1937年11月10日谢觉哉日记。 　　(16) 1937年11月8日谢觉哉日记。 　　(17) 1938年2月8日谢觉哉给中央的报告。 　　(18) 1938年3月26日谢觉哉日记。 　　(19) 以上均引自1938年1月9日谢觉哉日记。 　　(20)(21) 1938年1月9日谢觉哉日记。 　　(22) 1938年7月12日谢觉哉日记。 　　(23) 杨静仁、孙作宾、罗杨实《抗战时期在兰州的谢老》，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版《怀念谢觉哉同志》第44页。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