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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整风炉火炼真金 |
| 马连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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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到箭、看清靶、射的准”
1942年11月，在整风运动的高潮中，谢觉哉曾写了一篇《谈整风文件随记》，其中说：拿马列主义的箭，射中国革命诸问题的靶。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不放，自然不会与革命发生关系；看不清靶，乱放一阵，也容易把革命弄坏。试想，对于前天的中国，漆黑一团；对于昨天的、今天的中国，又若明若暗，箭射出去，决不会象赵子龙射桅杆索，看得确切，弓弦晌处，风篷落下；只能象孔明借箭，曹军凭空射了十五六万支箭，日高雾散，原来都射在对方的草把上。他用这个形象的比喻告诉人们：
弄到箭——学习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一件事；看清靶——研究现状、研究历史——是一件事；学会射——瞄准靶、手法稳——又是一件事。三件本领，都要到家。①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的读者还写信给他，向他求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在给延安公安局第三分驻所吴涛的一封复信中，进一步论述说：“弄到箭、看清靶、射的准，合看是一件事的连续和发展，分看是三个步骤，也可以说是三件事。”“由学到用、到会用，是一个不断学习与实践的过程”②。他举例说，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不是以理论为教条，而是以理论作指南——箭；对中国以及日本、国际问题作过深刻的调查研究——靶；射的准——策略和办法，想得周到。可以说“三样本领都到了家”。他的这些观点，准确地抓住了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这一中心内容，从而抓住了整风的关键，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他认为：“难处在结合，结合得不好，不算真懂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自然也不会得到成绩。”③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陕甘宁边区整党是从1942年4月正式开始的。谢觉哉和林伯渠负责主持政府系统的学习委员会，组织学习中央指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二十二个整风文件。学习初期，他针对大家学习文件时或囫囵吞枣、或咬文嚼字、或满足于一知半解、泛泛而谈等毛病，明确地提出“熟读”与“深思”的问题。他指出：“创道法很难，学道法也很不易”。二十二个文件都是艰苦斗争经验和教训的结晶，“不仅英光灼灼，而且血泪斑斑”。“没有决心向深山掏宝，不会得宝的。即有决心而粗率、求速，也不会发见可爱的东西”。因此，必须注意做到:一读，一字一句地读，一次又一次地读；二想，想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想本部门工作及全盘的工作；三记，读和想联在一起，就要发生问题，要善于抓住，写在纸上，作为心得；四讨论，交流各人学习的心得，校正错误，开扩思路。他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知。旧书如此，何况乎党的文件。”④他针对文件学习中读得多、领会少的情况，提出了“不如少读点，求多领会”的意见。在他看来，领会是心领神会，即不仅懂得文件的意义，而且懂得文件的来因去果，能够非机械地把意义融合到某些事实中去，力争做到“引而伸之，触类而通之”。对于学习文件与勤于思考之间的关系，他说：想是由抽象到具体，又由具体到抽象，即是把“所学”运用到“所用”上去。“不学只想，离开实际事物，离开历史经验，以感情代替政策，必然大碰钉子，所谓‘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不想，把书本当教条，不顾客观条件，生硬地拿现成公式去套，也必然要大碰钉子，所谓‘学而不思则罔’。”⑤
在整风运动中，谢觉哉还认为必须克服经验主义。1942年9月，一位干休所的老同志曾在学习整风文件时，觉得自己有不少实际经验难于总结，写信求教于他，请他谈谈到底如何总结经验、如何分析、如何综合等问题。他觉得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便很快回了信，并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出来。他强调指出，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文化不够，先学文化，求得能够看书、看文件，写笔记。在认真读书以后，应该把书上说的和自己做的联系起来。比如参加过土地革命和内战的同志有很多政权建设和战斗的经验，然而大多不是有意识得来，而是碰着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现在读了书，就应该想一想，看看过去做的是否有意义，还要想一想，那时做的，是出于怎样的环境，当时敌我力量如何?哪些应该那样做，哪些在那时不应该那样做。再要想一想，现在情形变了，哪些经验仍适应，应该在工作中加以发扬；哪些经验已过时，哪些经验可以修正补充。经过这些分析，我们头脑中过去存在着的“模糊”就会进到“不模糊”，这就是“条理性”；再把这些分析得来的经验加以洗炼，加以分别、选择、这就是“综合性”。而要做到这样，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行，而且不是一下子便能做到的。为此，他生动地写道：
天天在学，天天在想，“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今天“带”上一点，明天“带”上一点，带得多了，就有点理论气味，“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⑥
谢觉哉还批评了一些同志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他引用王国维的直观知识和概念知识的论述，发挥了毛泽东所说真正的理论必须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向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观点，指出：如果只记着“前人所抽象出来的知识，不去实证，机械地由一种条件搬到另一种条件去；或者拿前人所抽象的做依据而更抽象一下，离题越远，错误越多”。“这样的理论，如只放在案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匪浅”。他还结合自己受到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深刻地写道：
从概念出发，抹煞感性，自以为是，不懂人情，可以做出绝不近人情的事，可以做出缺乏书本知识的人所绝不会犯的错误。
犯某些严重错误的人，如要说他居心不好，那是冤枉。他是真心肠地想做好；说他没有“知识”(加括弧的知识)，更是冤枉，书读了好几柜子，然而做出的结果，出人意料的坏。这就是他心里离开实际太远的道理在作祟，理性上的错误，排斥了感性上的不错。
所以理性知识，必须融解到实际中去，指导实际，又在实际中得到考验和发展，才算有用。⑦
谢觉哉非常重视学风的转变，经常从古代著名人物著述中选些片断，谈自己的体会，以策己教人。他很喜欢郑板桥的诗词书画。他认为郑板桥写的那首“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当面石涛还不学，何须万里学云南”的诗，虽然谈的是学画，但却道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学革命理论时，“全学，失去自己——教条主义；全不学，不能发展自己——狭隘经验，二者都不免失败”⑧。他还从郑板桥“意在笔先”、“趣在法外”的论述中，引出了思想方法中的一个规律性认识：“预见”、“计划”，做事之先必须有。后来的事实，不一定与“预见”、“计划”全符，这就要看情况而补充和改易自己的“预见”与“计划”，否则不是盲从，就是教条。
因为整风主要反对教条主义，于是有一些人就机械地理解，以为可以不要书本，因而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不敢讲书本上的东西。即使总结工作时，也往往只罗列一大堆现象，抽不出规律，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针对这一情况，谢觉哉着重指出：“教条主义该反对，是反对其教条。不是说最好是一无所知，自我独创，才是好的。”⑨他认为，人类智慧是历史知识积累的结晶，个人的创造，小得可怜，而且其创造也必须根据历史的经验。凭空的创造，不可能也不会有。有时我们常犯常识不足的错误，往往自以为是，不知前人不仅有且已经批判过了；还有的人强调今天的情形，蔑视过去的经验，不知这一经验现在还适用。因此，我们要不断学习理论，扩大知识面，不犯和少犯“常识不足”、“先入为主”、“截断历史”的错误。
“在前六十年的基础上加以深造和改进”
整风学习在1942年6月以后，进入个人检查反省阶段，从这时开始，中共中央总学委决定将参加中央学习的党政军民各方面负责同志混合编为十个小组，谢觉哉参加了毛泽东任组长的第一组，并担任该组副组长。他受中央的委托，为6月10日的《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由讨论到反省》的社论。8月间，当各单位的反省工作已普遍展开并取得很大的成绩时，针对出观的一些问题，他受中央委托，又写了题为《反省》的社论。在社论中他列举了整风反省工作中的四种错误表现：一是对自己掩饰，对别人指责；二是“坐了屎不知臭”，对自己强调“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对别人“有心为善，虽善不赏”；三是把反省局限在自己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很少联系整个党的事业和历史的经验教训；四是只反省过去不反省现在，从娘肚子出世说起，一说到现在就没词儿了。至于怎样改变这种情况，他强调在反省工作中对自己用不得“恕”字，尤其不要先有成见，头脑里设挡箭牌，反省要由小及大，由个人到全党，把个人看做是全党的一员来反省；要认识到凡值得反省的，总有我在内，对于过去我有责，对于今后我也有责，为担负领导各民族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才是严肃的反省态度。
在反省中，谢觉哉还以身作则，严格解剖自己。早在中央准备全党普遍开展整风以前，他就对自己的全部历史和工作及思想进行了反省，于1941年4月12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递交了《自传》。他的《自传》忠实地向党说明了自己的家庭环境、读书发蒙过程，新思潮对自己的影响，从考中秀才到参加革命的思想转变，大革命时期的曲折经历，土地革命时期从事地下斗争和洪湖被俘的情况，以及从中央苏区参加长征到出任兰州党代表、担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党团书记的历史。对于自己的思想发展，他如实地加以总结，认为由于少年时期家乡闭塞得很，“新的不知道，旧的也知道很少，因而不能有什么特殊志愿。‘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是必然的事；学学古文，也许可以成家；举人、秀才可以伸手得到，但绝不愿做不好的官和绅。”对于自己思想上的进步，他也没有作过高的评述，仅仅说：“不为革命者打倒的对象，而自己成为革命者，算是人生幸事。而没有堕落的原因，在于有点正义感，不满绅士们的行状——专制君主的科举”。他觉得自己1925年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理论水平仍然不高，甚至苏维埃时期也没有多大进步。“最近几年才在党的领导之下，懂得了一些道理”。“因此，我不能说我的参加革命是由于懂得革命理论或者阶级仇恨而来的，而只能说是固有的正义感与道德观念支配了我的一生。”对于自己的未来，他写道：
我曾这样想：经历了许多患难而没有死，死去了无数同志而我没有死，应该还做几年工作——打算十年——才对，才能对得住党，对得住已死的同志——这计算是前年打的，只要身体能支持的话。
毛泽东于4月21月读了他的这份“自传”，批了这样的话：“已看过了。文如其人，信哉!”这份《自传》和毛泽东的评语，从延安时期就在革命群众中广为流传。
1943年是谢觉哉虚岁六十周年，元旦这天，他口占诗一首，其中说：“曾过两万日，欣逢六十春”，“事巳年年旧，行须日日新。重生今打算，未惜鬓毛陈。”从这年一月开始，他又接连写了十篇反省回忆，“好的坏的，和盘托出”⑩，其目的在于挖掘自己一生走向革命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确立自己今后继续改造的主要问题。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检查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烙印；通过对自家与佃户关系的回忆，检查了自己虽对他们抱有同情，但并“没有真正站在穷人方面”，说明剥削阶级的尾巴还没有“斩断”。(11)在《洪湖蒙难点滴》这篇反省回忆文章中，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共产党人的纯洁、坦白和自信，是他在这个时期反省回忆的佳作。这类的反省回忆，后来他还曾写过多篇，如《由又大婆婆要祭文想起》、《纪语》等等，这些文章，成了我们现在研究他的思想的重要资料。
1943年4月3日，党中央作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在此之后，林伯渠为祝贺谢觉哉六十岁生日写的诗中，有“我欲问公何能尔，‘四三决定’已深谙”之句，他看了十分高兴，第二天，也写了一首《自寿偶成》：“何以慰余年?香山借一联：‘莫道桑榆晚，红霞正满天’。”然而他并不陶醉在好友寄来的大量诗文对自己的称颂之中，而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就在这年的五一节，他写了一篇《六十自讼》的文章。这篇文章与《自传》不同的是，对个人思想剖析极为严格。他说：自己毕竟是“地主出身，当绅士、当教员，从出生到亡命，生活上是小康的，政治上又没有受打击，不是‘逼上梁山’”。洪湖虽被捕落难，革命根据地大片沦陷，但革命暂时的失利和个人的不幸，却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在总结六十年的革命历程以后，却又很惭愧的写道：自己虽有中等资质，学到的能耐，非常有限。“学问呢，不仅没有实际知识，就是旧学问也是东涂西抹，没有系统；事业呢?没有可言，有也是因人成事；文字呢?笔杆子拿了几十年，只能说有很小的成就。”他不是“故意把自己看小”，认为自己没有一点“可以赞扬的所在”，而是说“革命要求我贡献一切，要求我尽一切可能，而我所贡献的却太渺小；另一方面也说明士大夫阶级——知识分子由自由民主派的立场走向无产阶级立场的不容易。”他强调说：“假如我以前更努力些，特别是入党以后，我的成就也许更大些。”文中还谈及自己的身体，他觉得近几年身体虽不如前，但仍可以支持。他估计自己再活十年，乃至二十年是可能的，于是信心十足地写道：
“行车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那末行年六十，也应该设法弥补五十九年以前的缺点，能够对党有较多的贡献。
文章还用如下的诗句作为“自讼”的奋斗自标：“未肯容颜老，犹争意象鲜”；“不羡松乔寿，重研马列篇”；“待补当年阙，还过日六千”。
谦虚自责、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谢觉哉贯穿于自己一生的精神支柱之一。他还善于学习别的同志的这种精神，例如，当他看到王凌波写的题为《照照镜子》的反省笔记，就“录以自励并作纪念”(12)。又如，他读了老友续范亭将古代哲学家王阳明论善恶的诗的最后两句改为“知善知恶须格物，为善去恶要革命”(13)；在整风后，又将整个四句改为“无善无恶是本体，有善有恶阶级性。知善知恶看立场，为善去恶要革命”，并向他请教时，他给续范亭复了一信，发表了自己的善恶观：
善恶，从静上看，各阶级有各阶级的善恶；从动上看，后起阶级的善恶比过去阶级的所谓善恶进步，就是在同一阶级，对善恶的认识，也日在发展前进。善恶建筑在物质上，同时它不是绝对的，只能说逐渐接近于真善真恶。
为善去恶，不是“斗室修养”所能得到，而在实际斗争。由斗争获得知识，即由斗争获得修养。分析事物，临大节，冲破危险，老同志总比新同志强，原因就是老同志经过风浪，有知识——实际斗争锻炼出的知识。斗争的对象是自然，是阶级，同时也是内在的。由于对外的斗争发见自身的弱点，由于克服(也是斗争)自身的弱点而取得斗争的胜利。斗争不断前进，所谓为善去恶也不断前进。(14)
1944年5月，谢觉哉读《容斋五笔》时，看到谈及人生五计的“死计”中的“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阳衔山，倏尔就木，内观一心，要使丝毫无慊”等语时，他说：“内观一心，丝毫无慊，实则是无所不慊。人的污浊，剥去一层又有一层，发现是智，敢剥是勇。”并作诗一首，抒写了自己对自我批评的见解：
似笋层层剥，
如纱乙乙抽。
久抽方见智，
未剥不知羞。(15)
至于如何才能做好自讼、自省，谢觉哉认为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要注意向群众学习，因为他们对别人不知道“恭维”，对自己也不知道“遮掩”；常责备自己，常宽厚待人。他还指出这两者的关系，说批评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批评的手段，达到自我批评的目的。人不说，自己不知道，所谓当局者乱，旁观者清。但他人不能代替自己，只有自己才能真正深刻的自讼、自省，发现自己错误的实质和根源，然后才能纠正、进步。他还认为，自我批评时，自己认为反省已到家，而人家仍不满意，这就应该不自满，内省是无止境且是逐渐进步的，关键是否虚心。为此，他曾写过三首诗，对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思想作风进行了全面而形象地发挥，至今仍能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客观研究每嫌少，
成见芟除尚自深。
何物挡君前进路，
最难二字是虚心。(16)
看事看人看态度，
才知接受效如何。
事非全面真知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17)
人心危更道心微，
表里通明未易几。
竹号中空仍有节，
棕经外剥始无皮。(18)
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从1943年10月开始，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这时党中央下发了包括从党的成立到1943年二十二年间党内的一百三十七篇重要历史文献集《两条路线》。为配合《两条路线》的学习研究，他深入钻研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重要著作，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并对大革命失败到1943年间党的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如在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时，他联系到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事实，认为当时党的领导人表露出对剥削阶级的退让，说是打得可以了，不要“过火”，其实这是没有认识到敌人的反抗正以其失败而“加强十倍”没有认识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他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不知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无产阶级领导，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尚未成熟。这是重复了孟什维克的历史错误，把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分开。二是不知道军事的重要，不仅不主张搞军事，有了武装也主张交给国民党，三是不能认识北伐的意义，将北伐简单的看成是由于吴佩孚进攻湖南而不得不出兵援助湖南以自卫。四是限制农民运动，虽认为农民现时要求自卫是必要的，但不允许超过自卫范围(是防御的自卫，不是进攻的自卫)，且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以减少与地主民团、驻军的冲突。他深为痛惜地说：大革命时两湖农民运动就在这方针下葬送了。
对于党的“八七”会议，谢觉哉认为会议虽然谴责了右倾错误，但未指出当时应怎么做、今后应怎样做。因此，当时“许多同志知道了‘八七’前的不对，但也不感到‘八七’后就满意。”(19)他结合自己的思想指出：当时认为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已经完了，仿佛在上海屠杀之后已经开始了别一种工农阶级的革命。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就曾说过：现在我们搞社会革命，国民革命由国民党去搞。从而未能从根本上革除机会主义错误产生的根源。对于瞿秋白所犯的“左”倾盲动错误，他在结合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一书时，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无产价级除了学习进攻的科学之外，还须补习善于退守的科学。而当时领导者不了解各阶级的状况，连自己先锋队里的情状也不知道，一味地盲动蛮干。如郴州暴动，领导人宣布烧掉城市，烧掉大路两旁五里以内的设施，结果引起群众的反对，杀死了县委会的全部干部，给我们以沉痛的教训。他还认为，党的六大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错误，是有功绩的。但这次会议“没有估计到民族民主革命任务没完成，资产阶级仍有某种程度革命的可能。估计到反动营垒的矛盾，可联合来压迫革命，却不知道革命方面也有可以和某些反动者暂时联合以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一切斗争反对联合。”(20)
谢觉哉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详尽分析了1930年6月到9月的“立三路线”的错误。认为，李立三盲目发动全国总暴动的思想根源在于不了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机械搬用了苏联的经验，主观地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爆发连在一起，错误地认为全国任何一处的矛盾都是一样的继续尖锐化，全国统治阶级的动摇与崩溃形式也都一样，毫无差别。因此中心城市爆发革命，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错误地将组织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士兵暴动，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战争等行动看得轻而易举。错误地批判游击战争理论是一种“农民意识的表现”，从而导致革命力量的重大损失。
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谢觉哉尖锐指出：“四中全会后的文件看不出和立三路线有多少区别。”“一切皆斗——中间阶层、进步人士、小党派所有较进步的言论，都是反革命，且比真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还厉害，必须全力打倒他。因此，就产生了两条道路——殖民地中国或苏维埃中国。”(21)他还对1933年中央苏区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宗派活动的打击，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给他们开列的“罪状”许多是“栽诬”的，硬说他们四人是反党派别组织，要“集中火力”对付的作法是不公正的。他沉痛地写道：“大概古、毛说了几句直率话，古、毛所以不能从长征而死于江西也。”(22)
为了研究抗战初期的统一战线政策，谢觉哉曾把1935年发表的八一宣言与这年12月毛泽东主持通过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关于目前的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了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别：
首先，八一宣言没有指出国内阶级变化的新因素和民族革命战线正在重新改组的事实，瓦窑堡会议文件则指出了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已转入了革命；在反革命营垒中，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和分裂出来；许多乡村中的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开始对新的民族解放运动采取同情、中立以至表现出参加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因素，不然，为甚恰要在这时期提出来就有效。”(23)
其次，八一宣言没有强调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仅把共产党的英勇事业与其他抗日人员混在一起谈，从而模糊了共产党人的先锋作用；只提出共产党“绝对遵重人民公意”，这是因为“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为此，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完成，广大人民都知道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完成，广大人民都知道只有共产党是他的依靠。不明这点，不会争领导权，也无法变成有效的统一战线。(24)
第三，瓦窑堡会议文件认为，党要取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和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维持持久的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而八一宣言仅一般性地提及取消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加薪加饷、改善工农兵学商的生活。这只不过是“改良主义的腔调”。(25)
第四，八一宣言没有指出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而瓦窑堡会议文件明显提出了“游击战争应在全国发展起来”(26)。
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从“左”倾关门主义一下子又跳到右倾投降主义，漠视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从而要求八路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王明的错误言论，谢觉哉尖锐而鲜明地指出：“这是针锋相对地反毛、反中央，以前是少见的。”(27)
在批判王明等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右倾错误以后，谢觉哉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上的重大贡献，诸如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着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巩固阵地，发展阵地，退步是为着进攻等等理论策略。他强调地指出，这都是我们应学习的。但在实践中也不是要呆板搬用。(28)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讨论，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形成了在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达到了全党思想认识上的统一，为党的七大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正式开幕。谢觉哉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参加了大会。在此前后，他在毛泽东征求对《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的意见和酝酿七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时，曾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意见，为党的七大的顺利召开，积极出谋划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得书》成誉遐迩”
谢觉哉到延安后，在《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共产党人》、《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政论和杂文。他的文章引经据典，不拘一格，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往往聊聊数语，便置论敌于死命，成为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
1942年3月，在全党普遍整风前夕，谢觉哉在《解放日报》的《炉边闲话》专栏里，发表了十五篇文章，为整风运动敲响了锣鼓。整风运动开始后，从1942年4月9日起，他以焕南为署名，在改版的《解放日报》上开辟了《一得书》专栏，到11月23日止，共发表了七十一篇文章，全部是为配合整风运动的开展而写的。“一得”是取“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意。他谦虚地说：“但有时并没一定千虑，把它写出来，所以也并不一定是‘得’。”(29)现仅就其中在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进行简要的评述。
《一得书》中喊出了“反对党八股”、“审判党八股”的口号，痛斥了党八股对革命的危害。他在《释八股》一文中，追述了八股的历史，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批判了清朝的老八股、民国的洋八股和共产党的党八股以后，他大声疾呼：“应该是澄清的时候了，在文风上，最后一次宣布八股的死刑!”(30)他对那种言之无物、模棱两可、故弄玄虚的文章深恶痛绝，曾为之引用一首诗予以辛辣的讽刺：“打屁在高墙，如何墙不倒?那边也有诗，被他撑住了。”他说，有些文章面面俱到，面面都不戳穿，象八字先生的“流年”评论，“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之类。为此，他在毛泽东为党八股开列的八大罪状之外，又加了一条罪状，叫做“推来怂去，象打流年”。(31)
为反对党八股，他提倡讲真话、讲实话；有的放矢，开门见山；语必惊人，清新活泼的文风，认为说话作文，目的在引起人的注意。冗长呆滞，听和看的人，在耳边或眼下溜过了，根本进不到脑子里去。他曾称赞边区政府党团给边区政府总支的一封信写得好，其中把工作方法形象地称之为“有头、有腰、有尾”，概括了“计划做、开始做，是头；边做、边检查、边改进计划，是腰；做到底，得着结果，是尾”(32)的全过程。他认为信中所说的要“深入群众，倾听意见”，要“眼睛向下”、“耳朵向下”等词句，新鲜亲切，所以在各支部讨论时，得到了很大的成功。
谢觉哉既对八股文章深恶痛绝，在自己写文章时也特别注意不落八股俗套，在《一得书》中，有两篇文章最能代表他的文风。一篇是《拂拭与蒸煮》，这是篇学习《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笔记，但在写法上却别具一格。文中从“灰尘掩盖着自己”这句话写起，然后引出两个和尚的故事：一个愿意自我批评——“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使染尘埃。”一个不仅不自我批评，还拒绝别人的批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从这两个和尚的不同态度，引出了自己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两段重要见解。他说，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不仅本身带有不少尘埃，还时时染着尘埃。如果懒去拂拭，将使灰尘越积越厚。如果自己不承认有灰尘，那是很危险的。他认为，不断拂拭的过程，就是一个人不断改造的过程，并借用续范亭“为除积习须持久，紧火煮完慢火蒸”的诗句，说明这个过程的长期性：
改造自己，把自己完全变个样，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不是件易事，要工夫深，火候到，“五个月”(33)学习，是紧火煮，“长时期的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四三决定”)是慢火蒸。煮的时候要受煮，不要象孙猴子入丹炉，捏着“避火诀”，你这里烈火红红，他那里清风习习。这是“躲风”；避开阵地是“躲”，在阵地里也可以“躲”。煮过了，并不就算“熟”，还得长时期的熬炼，一直到要“而今而后，吾知勉夫!”
不免胡诌几句：
紧火煮来慢火蒸，
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着避火诀，
学孙悟空上蒸笼。
西餐牛排也不好，
外面焦了肉夹生。
煮是暂兮蒸要久，
纯青炉火十二分。(34)
另一篇是《怎样做县长》(35)，这篇文章直接了当的向干部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它不仅有其历史意义，到现在仍有其现实意义。他说，县长是亲民的官，也是真能做事的官。区长、乡长虽更接近群众，然而范围和权力较小；省长、厅长总其大成虽有余，深入实际常不足。所以自来“循吏”、“能吏”都是县长；著名的具有“创制成绩”的政治家，大都是“起家州县”。因此，他抓住县长这个题目，发挥了自己这样一些重要的见解。
他认为，“县长是躬亲实际的战斗员，又是领导实际的指挥员”；“不仅是行政成绩的实施者，且应是各种具体政治规律的创造者”。因为凡属上级布置的任务，都要他来做，有时要限时、限量、限质地去完成。但对于实际工作方法，上级往往不去管，这就要县长根据过去的经验去“想”办法。政治是最实际的，不“深知稼穑之艰难”，不“请问下民”，就不会有适合民情、得到人民拥护的好办法。因此，应该把县长看做是施政的重要一环，加重他的职权和责任，精神上鼓舞他，能力上帮助他；县长也要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力求长进。
要当好一个县长，他认为必须具备几个重要的条件：一是“没有知识，做不了县长”。他强调指出，县长的知识，不是空洞的教条和单纯的经验，而是要真正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实际问题。二是“了解实际，改造实际”。县长要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独立决定工作办法，不怕承担责任，这也是考察一个县长工作好坏的标志。三是县长要有“能驾驭事，不要只是应付事”的气魄，要从长期的工作经验中，抽出规律性的东西，达到“纲举目张”。四是要有主动精神，“要人去找事，不要等事来找人”。五是要想到自己是一个战斗员，还是一个指挥员，要牢记“一个人跑腿，不如领导多数人跑腿”的话。六是“时刻为群众着想”，懂得群众的心理，了解群众的生活，“先把自己群众化”，“然后再拿自己知道的和从群众中学来的去化群众”。不可迁就落后，当群众的尾巴。
《一得书》的发表，受到了边区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其中因为谢觉哉一度得病，卧床不起，读者几天看不到报上的《一得书》，便纷纷来信询问。为此，他不得不在病中写了一篇《焕南启事》加以说明。毛泽东曾写信给他，说：“我对《一得书》感到兴趣，是有益的；虽间有一、二点说得不甚恰当，但不要紧。”(36)他的好友、怀安诗社社长李木庵《读谢老六旬自讼诗走笔和之》诗中也写道：
徐、吴清新讲学勤；
林、董政余吟兴美。
公独经心主民议，
《一得书》成誉遐迩(37)。
① 1942年11月11日《解放日报》载谢觉哉《谈学风文件随记》。
② 1943年2月12日谢觉哉日记。
③ 1944年4月13日谢觉哉日记。
④ 以上均引自1942年4月25日《解放日报》载谢觉哉《应该“熟读”而又“深思”》。
⑤ 1942年9月13日《解放日报》载谢觉哉《想!》。
⑥ 1942年9月30日《解放日报》载谢觉哉《复原野农同志信》。
⑦ 1942年8月16日《解放日报》载谢觉哉《感性与理性》。
⑧ 1944年7月21日谢觉哉日记。
⑨ 1945年11月13日谢觉哉日记。
⑩ 1943年1月4日谢觉哉日记。
(11) 1943年1月5日谢觉哉日记。
(12) 1943年8月2日谢觉哉日记。
(13) 续范亭的原诗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为恶是格物。”(1943年5月27日谢觉哉日记转引)
(14) 1943年5月27日谢觉哉日记。
(15) 以上均引自1944年5月2日谢觉哉日记。
(16) 1945年11月21日谢觉哉日记。
(17) 1945年11月22日谢觉哉日记。
(18) 1945年11月23日谢觉哉日记。
(19) 1944年2月17日谢觉哉《学习<两条路线>笔记》。
(20) 1943年11月13日谢觉哉日记。
(21) 1943年11月22日谢觉哉《学习<两条路线>笔记》。
(22)、(23)、(24) 1943年11月26日谢觉哉《学习<两条路线>笔记》。
(25) (26) 1943年11月28日谢觉哉《学习<两条路线>笔记》。
(27) 1944年1月19日谢觉哉《学习<两条路线>笔记》。
(28) 1944年1月23日谢觉哉《学习<两条路线>笔记》。
(29) 1942年4月9日《解放日报》。
(30) 1942年5月13日《解放日报》载谢觉哉《释八股》。
(31) 1942年9月23日《解放日报》载谢觉哉《读宣传小册和<反对党八股>随记》。
(32) 1942年4月13日《解放日报》载谢觉哉《语必惊人》。
(33) 当时整风学习为五个月。
(34)、(35)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一得书》第85—86页，第100—111页。
(36)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7页。
(37)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怀念谢觉哉同志》第218页。诗中徐指徐特立、吴指吴玉章、林指林伯渠，董指董必武。公是对谢老的尊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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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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