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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内务部长十年

马连儒

五年心血花在地方建政上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因此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便是建国初年的当务之急。 　　开国大典后不久，谢觉哉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先后担任了新法学研究会所属的新法学研究院副院长(院长是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在以上的各项工作中，他贡献最大的是受中央委托从1949年参与制定地方建政文件到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五年间，具体主持了地方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并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建立了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功绩。 　　谢觉哉非常重视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他认为：“人民民主建政，是组织人民国家的基本工作。”①人民夺取了政权，就必须立即解决行使国家政权的问题。而政权建设的中心，是建立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他强调：“我们国家有各种制度，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则是基本的。基本的制度没建设好，其他制度就缺乏领导和保障。我们国家有各种各样的组织，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则是基本的。基本组织没建设好，其他的组织也将因无依托而难于发扬。”②基于这一认识，从1949年底开始，他先后参与起草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报告》，制定《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各大区及省市县政府组织通则》，他要求各地要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种过渡形式。在他看来，这种形式可以保证“民主的充分内容发展到完备的民主形式”。③但要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就其历史原因来说，中国原来是一个半封建社会，从这个社会出身的人，不大熟悉民主这一套，一部分人从封建阶级那里沾染了一些包办、命令、打人、捆人的恶劣作风；还有一部分人，迷信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受了不小影响。然而我们的民主已前进了，超过旧民主很远。因此，要以新的人民民主的创造来扫荡封建主义的遗留和旧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使之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其次，有其思想认识原因。如有的同志抱怨说：“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他指出这是一种反人民的思想，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他认为，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不是恩赐的，是本来就应享有的。我们正是为了人民要翻身“坐天下”，才和他们一道去闹革命、“打天下”的。因此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到会代表不能有“坐客”思想，以为天下是解放军、共产党打下的，自己就不能参与政权领导工作。“要知道人民是主人。解放军、共产党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进步的一部分，应该帮助其他部分都来作主人”。④ 　　第三，有的同志对吸收各民主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参加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意义认识不清，对统一战线政策理解不深。为此，他告诫大家，革命胜利了，千万不能搞“关门主义”，或者口喊联合，实际上不赞成联合。在现有的条件下，中国无产阶级如果不和各民主阶级联合，不但生产搞不好，建设新中国将更困难，要想社会安定也不可能。他还以过去的历史为例，说我党曾犯过“打倒一切”的错误，其结果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而在延安时，我党实行“三三制”，开明绅士李鼎铭当了边区副主席，当时在国内外的影响都非常好，对争取民心、孤立敌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还针对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有的放矢地说：各民主党派和民主阶级一时对我们的政策不了解，可能有些意见不正确，但我们应当正确对待。他说：几个阶级联合，中间是有矛盾的，但这个矛盾可以在大家一致赞同的“共同纲领”之下协商解决。我们的责任是“把各方的意见归纳起来，加以系统化，经过大家酝酿讨论，变成人民的东西”。⑤他强调我们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表决方法，少数人操纵多数人，表决只是形式。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多数又照顾少数，少数的意见经过协商，能采纳的尽量采纳，所以到最后，意见常常得到一致。这种方法才叫真正的民主。 　　第四，他批评了把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作“例行公事”，“不开不好”，或者把开人民代表会议与其它任务，特别是土改工作对立起来的观点。他指出，这些同志没有真正认识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重要意义，习惯过去那套包办一切的方式，是眼中只有自己，而根本没有人民的严重表现。他论述了土改与地方建政之间的关系，认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土地的地主所有制。我们改变地主的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即挖出了农村封建统治的根，打下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物质基础。因此，决不能把土改和建政打成两截，应该把土地改革的过程，当作地方建政的过程。 　　还有的同志借口“民主多了，不好办事”，对召开各级各界代表会议不积极、不主动。为此，他指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民主越多，越好办事。没有民主，你作的对，别人不了解，不来帮助你；你作的不对，别人只是反对你。只有有事通过民主，大家商量，即令耽误一些时间，但经过大家多方考虑，必不会错。有事很多人共同来作，必易成功。”⑥事实证明，凡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地方，都表现出人民对自己政权的热爱，人民政府一切合乎人民利益的政策，尤其是关于生产建设的政策，都立即为人民所接受，而成为自己的政策。用人民的力量来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荡涤反动残余，也出现了从来未有的好局面；人民民主生活表现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活跃，立即出现在我们面前。 　　谢觉哉在组织地方政权建设中，尤其注重乡村政权的建设。他多次引用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集中全力抓乡村政权建设的经验，认为：“乡村是基础。”“人民民主制度必须深入到区乡，生起结实的根来，才能使整个社会建设有力的前进。”⑦因为在农村，有许多迫不及待的问题要解决，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要在广大农村实施，依靠几个干部无论如何是干不好的，非动员广大群众来作不可。而动员广大群众的方法就是广泛地发展民主，召集乡人民代表会议。他强调，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决不能从条文出发，而要从人民的实际生活出发，越是与他们切身生活有关，他们就越有兴趣，也越能提出办法。问题解决得好，形式就一定好。要注意发挥乡人民代表的作用，所有决议要协同代表一道去执行，而且特别要注意纠正某些干部简单生硬的工作作风，扫除乡人民民主的障碍，使他们在人民民主的实际教育中来彻底得到改造。他对乡村政权建设极为关心，仅1951年到1953年间，就曾先后给河北人民政府、中南区民政部、华东区民政部、山西人民政府、湖南省民政厅、西北区民政部、西南区民政部、江西人民政府、甘肃省民政厅发出指示信，对乡村政权建设进行专门指导。 　　地方建政工作对全国各级领导来说，是件新生事物，没有什么直接经验可供借鉴。为此，谢觉哉提出应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以统一思想，训练一批人员去帮助一些县和乡，把党对地方建政的指示和各地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抓好典型，总结出新的经验。他还建议采取广泛宣传、相互交流的办法，将各地行之有效的经验加以推广，使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生活和制度，迅速普及到全国每个角落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 　　1950年11月，谢觉哉向毛泽东汇报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建政情况，并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于这年12月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开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信》。在此前后，他还负责起草了乡县组织通则和城市区的组织通则，代中央起草了有关选举的指示等。在他的主持和组织下，全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政发展很快。到1951年3月，全国二十八个省和八个相当省的行政区，就有二十三个省和六个行政区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全国十三个中央和大行政区所辖大城市，七十七个省和行政区所辖中等城市及三万以上人口的城镇，均已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会议，各级领导干部同人民群众增进了相互了解，提高了对行使政权职能的重要性的认识。对人民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认识，“已不是纸上写，口头说，而是进入人民的实际行动里。”⑧ 　　到1952年国庆前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所属的市、县、镇、乡，除特殊情况外，都相继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各级人民政府，代行人民代表会议的职权。9月23日，谢觉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人民民主建政和民政工作的成就》一文，及时总结了各地民主建政的经验。他指出，由于各级政府从实际出发，在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成分方面，较原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还要广泛，除各党派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工商业者等人民团体以及各少数民族与机关、部队外，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归国华侨、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宗教界人士等都有适当的名额，其代表名额的比例，还受到特别的照顾。这就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显示了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团结，充分说明了我国民主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质。在行使民主权利方面，由人民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代表逐渐增多，一般达到了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有的已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特邀代表数量的减少，人民真正选举的代表大量增加，显示了人民发扬民主的程度。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由议事机关向工作机关过渡，全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共计达一千三百六十四万人，他们带来了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经过代表会议讨论、议决之后，又分赴各地领导人民去执行决定。他们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又接受人民的监督，不称职的代表，人民有权随时撤换。各级地方人民代表会议，除研究、讨论和决定以领导生产建设运动以外，尤其是发挥了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要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负责向人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听取人民代表的批评、建议，成为克服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为此，他高兴地指出：“凡是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得好，会议开得较经常，能把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绝大多数人民要求结合好的地方，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爱国热情、革命警惕性和生产积极性便大大提高了，政权机关的各项工作便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为了扩大人民代表的政治影响，在国庆前夕，谢觉哉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的重要讲话，还向来参加国庆观礼的外宾们介绍了我国政权建设的情况和经验，先后应北京的机关、学校、部队的约请，多次作过我国政权建设的专题报告，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欢迎。 　　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国普遍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基础上，谢觉哉亲自主持和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选举法和第一部地方政权机关组织法的起草工作，并负责筹备全国第一次选举运动。1952年12月，他主持召开了各大区内务部长会议，并遵照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这次普选运动，是要全党参加，政府出面，训练干部，发动群众，深入宣传，认真选举，以达到民主建政的目的”的指示精神，在全国掀起选举运动的高潮。 　　为了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谢觉哉先后撰写了《努力做好基层选举工作》、《青年要参加选举和选举工作》、《关于乡选》、《要尊重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会议》、《我看到了人民政权的胜利》、《参加西单基层选举》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指出：“革命是为着政权。人民不知流了多少血才取得政权，就应该象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爱护政权。”“爱护的方法：把政权拿在手里来行使它。行使的具体关键，就是人民选举各级国家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⑨ 　　1954年9月6日，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应苏联《真理报》之约，谢觉哉撰写了长篇论文《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政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文章对我国政权建设工作作了高度评价： 　　在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有六亿以上人口的国家里，在曾经长期处于黑暗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第一次举行现代最民主的选举和召开最民主的人民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一件何等惊天动地的大事，然而我们胜利了，已表现出并将继续表现出极其辉煌的业绩。 　　谢觉哉还指出，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在某些方面或地区、部门，不免要出现一些偏差，有的还十分严重。如伴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有的农村出现以农业社组织代替乡村政权组织的现象；有的地方用县里的三级干部会或一揽子会代替人民代表大会。有的地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也相当严重；有的地方少数干部大耍家长制作风，靠强迫命令办事。他认为这些情况对健全人民民主都是很大的障碍，必须及时提醒各级领导干部注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组织干部从调查研究入手，集中基层政权建设上的典型经验，起草了《关于乡村政权建设工作如何适应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意见》、《关于工矿地区政权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市辖区、小城镇的设置和统一县辖区名称的几项规定》。但他的主要意见却被有的同志误解，在1954年11月由他主持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他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指责，致使当时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1958年，又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政社合一”视为“共产主义因素”，使他辛辛苦苦倾注了五年心血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受到了不应有的削弱。这个教训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时，才被全党所认识。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政权建设上的远见卓识。历史证明，他不愧是开国以来人民政权建设的组织家之一，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历史功绩。 　　“百年未有的大洪水，千年没有的好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是1949年11月中旬开始办公的。工作一开始，虽事务繁忙，但最紧、最急的事要算是全国各地的救灾工作。这年的水灾涉及全国十六个省区，其中以苏北、皖南、河北、平原等省最为严重。据当时统计，受灾地为一亿二千万亩，受灾人口达四千万，仅次于1931年。但因长年战乱，堤防年久失修，人民的承受能力相当低弱，所以这年的水灾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的安定的影响是很大的。 　　谢觉哉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内务部长，为此吃饭不香，睡觉不宁。俗话说，救灾如救火。他带着各地的灾情通报，连夜去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经中央领导共同研究决定，以政务院的名义向全国发出生产救灾的指示信和内务部的具体补充指示，并组成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和他为正、副主任的中央救灾委员会，以领导和布置全国的救灾工作。 　　为掌握全局和做好典型指导，谢觉哉立即派出两个副部长带队深入灾区了解灾情，并向重灾区发出电报，要求来京汇报灾情，研究解决办法。当时，他强调：生产救灾是严重的政治任务，它“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决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⑩他鲜明地提出了“不许饿死一个人”的响亮的口号，还将这个口号写在文件上，他说：“这是动员口号，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当第一批下去调查的同志返京后，他立即召集他们汇报工作，第一句话便问：“你们见到灾民没有?”他对灾民吃什么、有没有饿死人、有没有外出逃荒的、有没有浮肿的等等问题，最为关心，问个不停。当他听到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灾区广大群众虽然吃得不好，身体黄瘦，但都踊跃修筑堤防；只有少数人出外逃荒；一些老年人在水灾后病死的回答以后，他的心情才算安定下来。 　　1950年4月，谢觉哉主持召开了中国人民救灾代表大会，周恩来和董必武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会上，他作了《我们能够战胜灾荒》的报告。针对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如果中国人没有饭吃，生活不下去的话，美国可以给以救济，但必须由美国人来发放”的叫嚣，集中阐述了新旧中国救灾的根本区别和我们能够战胜灾荒的主要条件及方法。他指出，旧时代压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削弱了人民的救灾力量，甚至他们直接造灾，然后在自己胀满的荷包里拿出些微，假装慈善。其实，他们造灾力大，救灾力小，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新时代——人民的时代，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对抗天然的以及人为的灾祸，救灾的本质已变，因而其意义、其方式、其效果也全然不同。”他说，过去把救济粮给灾民，叫做“恩赐”，灾民也只能“依赖”这类“恩赐”。现在我们必须反对这种“恩赐”观点和“依赖”观念。“政府的钱粮即人民的钱粮，有何恩赐?!人帮助我，我也帮助人，一时接受帮助，为了将来不要帮助，有何依赖?!”他还指出，我们战胜灾荒的主要条件，就是能把生产自救、社会互助、以工代赈、辅之以必要和可能的救济方法和办法交给人民，特别是通过灾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空前地把亿万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发挥人民的热情和创造精神，从而产生强大的战胜灾荒的物质力量。如这次水灾发生后，党政军民上堤抢险，干部带头，万人齐赴。黄河堤防失修，流量之大为数十年所未有，却没有决堤，使千万亩田地免遭淹没，这不能不叹为奇迹。群众在排水抢种小麦时，在“小利服从大利，洼地服从高地，上游服从下游”的口号下，服从大局利益，使灾区抢种面积达到受灾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也不能不使人感动。救灾工作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完全是人民政府把抗灾、救灾过程变成组织人民群众的过程，使救灾与生产相结合的结果，这在旧时代是从来没有，也是不可能想象的。他自豪地宣布，全国灾情已基本上控制，“让中国灾荒的制造者——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去幸灾乐祸吧!到灾年无法生活、向地主老财磕头乞取余沥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1950年，全国的救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成绩面前，谢觉哉及时地提出了与灾荒斗争的长期性问题。他说，本来农业不可能全不靠天，我们只能减少靠天的成份。就中国来说，把黄河、长江几条大河整修一下，森林培植一下，塘坝整顿一下，一变封建时代全不抵抗自然，任其破坏的情况，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需要拿出大的力量、金钱和时间。因此，目前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只能做到尽量减少灾荒。有鉴于此，防灾、救灾工作就应变成一件长期的工作。必须在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中明确树立长期生产自救的思想，把防灾、救灾看作是生产救灾一系列工作中的一环，坚持数年，不懈努力，才能看到成效。为此，他在1950年一年里，就先后起草并发出了《关于注意夏荒的指示》、《关于继续防备灾荒的指示》、《关于注意偏灾的指示》，把立足点立在“防”字上，防患于未然，使救灾工作做到有备无患。 　　在1951年到1953年间，全国灾情仍然比较严重，受灾地亩均在五千到七千万亩之间，受灾人口达二千到三千万人。在此期间，谢觉哉对救灾工作除作一般指导外，特别加强了重点指导和推广救灾经验的工作。他曾先后给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江西、热河等省和中南、西南行政区的人民政府、民政厅，写过专门指示信，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当地的救灾问题。其中发给重灾区安徽、江苏等省的信都在五封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他为救灾工作写给江西省长邵式平的五封信。在这些信中，他表扬了邵式平与省委书记陈正人亲自带队深入灾区领导抗灾斗争的工作作风。指出：“这不仅对生产救灾有决定作用，且将使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有极大的转变。“(11)他在信中还抄引了毛泽东关于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材料，建议他们“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把乡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建立健全起来，把生产救灾工作交给乡代会，象当年的长冈和才溪乡一样，把乡代会变成讨论和决定一切的机关，充分发挥乡代表们民主、紧张、有魄力而又细致的工作作风，从而树立和巩固乡人代会的权威。他还提醒他们重视农村抗灾工作的长期性问题，请他们注意加速全省绿化和水利工程建设，不断从根本上提高抗灾能力。由于在救灾工作中的频繁交往，谢觉哉与邵式平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当邵式平逝世时，他写悼诗一首，高度赞扬邵式平的这种对人民负责的优秀品质和工作作风： 　　岳岳邵大哥， 　　英风一世多。 　　来从群众来， 　　唱出解放歌。 　　赣水清波起， 　　庐山赤雾峨。 　　老成忽凋谢， 　　我为泪滂沱。(12) 　　在指导抗灾斗争中，谢觉哉非常重视讲究科学方法，批评不讲科学的瞎指挥作风。他经常讲，当一个称职的干部，要注意科学，要有知识，还要根据现实提出问题，不断补充和加深自己的知识。比如救灾，不仅要知道水、旱、虫、雪等自然灾害，还要知道平原地、低凹地、沿河地、山地等各个不同灾区的经济状况、历史情况以及某些人为的灾害情况，才能正确提出治标和治本的具体方案。在1953年的扫霜斗争中，陕西有两个县的干部盲目发动群众用绳子拉木板在麦田上压动，结果将麦秆压断，小麦大量减产。而山西一个县扫霜时，及时收听霜冻预报，适时组织人力，用耙和草卷边走边将麦心的霜扫掉，不伤麦秆，使小麦获得了好收成。对于这两种形成鲜明对比的工作方法，谢觉哉批评了前者的盲目蛮干，表扬了后者讲究科学的工作作风。他特别对前者的蛮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农民愿意这样干吗?愿意把自己的麦子拉死吗?一定不愿!手在拉，眼泪在倒流，但仍忍着气在拉。‘不拉不行!’这里可以想见干部们不和群众商量，一味强迫命令的气派”。(13) 　　由于谢觉哉在解放后的头几年里，认真执行了生产救灾、防重于救、防救结合的战胜灾荒的方针，切实要求各级领导从消灭灾荒和发展生产着眼，以防灾带头救灾，以救灾推动防灾，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从而提高了抗灾的能力。到1953年，先后完成了淮河、沂河、沐河、永定河的根本治理；在长江中游修筑了荆江大堤，黄河也加固了堤防和修筑了蓄洪泄洪工程；各地普遍兴修了中、小型水利工程，如修渠、凿井等；进行了封山造林、保持水土的工作。1954年，我国虽遇到了百年未有的洪水，武汉水位超过了1931年的水位，但长江竟然没有出险。武汉、南京和苏北平原、淮北平原及荆江大堤在洪水面前安然无恙，中国人民的抗灾工作接受了空前的考验。这一年灾情虽然比解放后的任何一年都严重，但是救灾组织得比任何一年都好。大水中死亡的牲畜比1931年死的人 (三百七十万)还少得多。灾区人民感动地说：“百年未有的大洪水，千年没有的好政府!” 　　1954年11月29日，为总结战胜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的经验，谢觉哉给全国各大行政区和一些省市的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不限于肯定抗灾救灾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而是从抗灾救灾的工作经验中提醒人们注意更多、更重大的问题，他说： 　　我们要求在生产救灾的工作中，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即将选出的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这一优越的民主制度，建立起威信，经常化起来。 　　我们要求在生产救灾的工作中，使互相合作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我们要求在生产救灾的工作中，把物资供应工作，使依次发放下去的款子和依次调配的物资相适合，这是计划供应的巨大试验。这一工作做好了，以后统购统销就好办了。 　　我们要求在救灾工作中，积累出“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与群众的联系，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宪法第十七条)以及“效忠于人民民主制度”(宪法第十八条)的具体经验，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制度与工作方法，为制定地方各项行政法规打下基础。 　　谢觉哉从救灾经验中引出的有关政权建设、农业合作化运动、统购统销和法制建设的诸问题，思想之高超，见解之敏锐，预见之卓著，都是不能不令人佩服的。 　　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谢觉哉的心永远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从解放后到1959年间，仅为视察灾区，解决生产救灾中的实际问题，他就二去山东、三下河南重灾区，还到过河北、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广西等省区。他曾到过郑州附近的花园口，现场了解群众控诉国民党反动政府为逃跑而炸毁河堤，淹没数县良田，夺去几十万男女老幼无辜生命的历史惨剧。他还沿着黄河南堤在暴日下行程三百六十里，了解灾情；沿途访问受灾群众，慰问抗洪修堤的民工。他与灾民一起吃下棉花籽拌红薯作的饭，还特意包了一些在手帕里，让城里的干部群众了解灾民的生活。在山东利津黄河入海口处，他看到抗灾英雄们，在一片荒沙茫茫的荒野里，用六天时间就把国民党反动政府用三年都堵不住的决口堵住了。这正如他在1955年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发言中所说的“在和灾荒作斗争中，我们看到了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伟大组织力量，……相信劳动人民是可以创造一切的，无往不胜的。”1961年，他再次来到花园口时，看到这里已建成了东风渠，把水害变成了水利，心里欣喜万分，并写诗一首： 　　圣人出则黄河清， 　　而今圣人是人民。 　　害水成了有利水， 　　千万人民争着分。 　　长龙节节金枷锁， 　　大树枝枝乳脉通。 　　水受指挥门矗立， 　　我来堤上看“东风”。 　　谢觉哉在担任内务部长期间，对我国生产救灾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只充分肯定党和人民所取得的光辉业绩，而从不提及他自己所做的工作。1958年6月，一向为重灾区的徐州专区生产救灾办公室写信给他，汇报了他们战胜灾荒的成绩，请他为他们所取得的成绩题词。他在回信中高兴地说： 　　“你们要我写题词，你们来信就是一篇很好的题词。” 　　老区深情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带着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老区人民的深切关怀，先后于1951年8月和1956年5月，访问了中央苏区根据地瑞金等地和革命圣地延安。 　　在慰问老区人民的工作中，谢觉哉倾听了老区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的血泪控诉，得知从我党和人民军队离开老区以后，老区人民又遭到难以想像的痛苦和灾难，如江西宁都被敌人满门杀绝的就有八千三百三十四户，瑞金城被杀的有一万二千多人。在不足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由于蒋介石、胡宗南反动军队的采取“杀光、抢光、烧光”的政策，仅鄜县一地，土地就荒芜了八万多亩，大牲畜减少了一千六百多头。延安枣园的鸡被掠到几乎绝种，仅有一老太婆藏住了一只母鸡，与从敌人关鸡的笼子里跑出来的一只公鸡，成为延安繁殖新生鸡族的始祖了。 　　老区人民英勇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使谢觉哉深受教育。在中央苏区，尽管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灭绝人性的血腥屠杀，然而，他们并没有屈服；尽管山上的游击队仅有几个人、几条枪，但人民群众仍然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送情报、送粮食。尤其使他肃然起敬的是方志敏的母亲方老太太，她为革命光荣地献出了两个儿子的生命。红军北上后，她的家横遭血洗，又失去了丈夫、儿媳等亲人。但她并没有屈服，怀着对革命事业的一片深情，顽强地活了下来，终于盼到了解放的一天。当他去拜望方老太太，并将纪念章挂在老太太的胸前时，老太太激动地说：“我的儿子为革命牺牲，这是我做母亲的骄傲，有共产党在，我的亲人就在!”还有一位长汀县中坊乡的贫农郑俊义老大爷，曾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收藏了当年福建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发给他们乡的一面“扩大红军”的奖旗。当老大爷见到谢觉哉时，激动地对他说：“在那暗无天日的世道，每当我看到这面奖旗，心里就亮堂堂的，就想起当年流行的山歌：‘打起红旗呼呼响，工农红军有力量。共产党万年走天下，反动派总是不久长。’”所有这些生动的事迹，都使他深受教育，因而他在向中央汇报老区访问团的工作报告中，曾这样深情地写道：“他们勇敢、坚决、艰苦、曲折的斗争经过，每个人都有一肚皮可歌可泣的事要向‘久别的亲人’倾诉，只愁时间短，说不完”，“仅闽浙赣已写出的就达三十万字”，“这样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到处都是，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与劳动人民伟大而崇高的品质。” 　　在访问中，谢觉哉高兴地看到老区人民已经把“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口号，变成了实际行动。在中央苏区，人们摆自己光荣历史、争功绩、闹待遇、要求救济的人少了，比觉悟、比贡献、比干劲的人多了。一位八十六岁的白发老人，曾为革命献出了两个儿子，当这位老人跑了八十里路见到他时，一不要救济，二不要儿子，就只想问问毛主席、朱总司令身体是不是健康?他来到离开了十年的延安城，看到以前被日本飞机炸毁的延安城，现在从南到北修建了两条大马路，电厂在发电，新剧院等新式建筑到处在建设；看到“宝塔山的宝塔，依然雄伟地屹立着”；清凉山的万佛洞，“门口一尊最美丽的佛像，依然庄严地俯视着延河”，(14)特别是看到十多年前自己与中央机关的同志们共同栽下的树，都已长得几丈高时，他很兴奋，激动地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重到延安景倍鲜， 　　前时栽树已参天。 　　请君莫问人何似， 　　后约还须订十年。(15) 　　在访问老区的工作中，谢觉哉还善于运用革命传统和历史经验，指导老区的政治工作。到延安时，正值基层选举，他就及时向当地干部、群众介绍1945年乡选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指出，当年的选举之所以办得好，就在于当时的选举工作不只是自由地选，热烈地选，慎重地选，还使选民能够广泛地检查政府工作，使所有的干部都能在群众的鉴别中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他认为，延安应该发扬这种民主传统，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基层选举工作，对干部与人民群众进行一次民主生活的教育，使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学会管理自己政权的方法，使过去的经验在老区重新放出异彩。当他听说枣园乡的选举，实现了乡人民代表大会对乡政府的工作检查和监督，推动了合作化运动时，就对枣园的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访问老区时，谢觉哉看到了老区建设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清醒的看出了老区建设中的问题，如这些地区劳动力少、耕畜少、农具少、塘坝失修、森林破坏，恢复农业生产困难颇多等问题。又如不少山区虽有不少土特产品，但苦于桥路失修，运输不便，某些地区不合理的实行手工业工人严格登记的办法，凡是登记的都不分地，不登记的又不许做工，致使许多手工匠人放弃多年的手艺去从事农业，使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得不到保障等。特别是卫生和医药问题，严重影响着老区人民的健康。南方老区的疟疾、肺病、黑热病、佝偻病，没能及时控制和消灭；陕北柳拐子、大脖子、吐黄水的病还在蔓延。南方老区的新县一千八百人的乡，才有两个医生，有的地区买药甚至要跑上几十里或上百里路。大部分地区缺乏卫生习惯和常识，普遍不注意环境和饮水卫生等。对于上述这些问题，他在回京后，向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如实作了反映。1952年1月，经中央批准，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成立，谢觉哉被任为主任。从此，他夜以继日，沤心沥血，为老区建设工作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他针对老区战争破坏严重，生产尚未完全恢复的实际情况，建议国家要使这些地区休养生息一个时期，要及时发放贷款，而且手续要简便，偿还期要长，利息要低，以增加老区人民恢复生产的能力。为了改善老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建议，认为卫生行政部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经常地进行卫生宣传，改善环境卫生，多派医生下乡，组织中西医巡回医疗，扩大免费医疗。在他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老区的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医疗卫生状况在短期内也大为改善，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他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 　　谢觉哉还非常关心老区的优抚工作。他正确解决了过去历史上肃反扩大化中被杀的革命同志的问题，平反了不少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使许多受难者家属深受感动，表示他们要求的是正确的历史评价，物质优待还在其次；有的军烈属说：“几十年的苦都熬过来了，现在好了，我们不要救济。”但他深知，他们不要救济，并不是他们当时的生活不困难，而是从全局出发，在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因此，他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必须切实抓好优抚工作，注意解决好确实有困难的军烈属的问题。尽量减少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在延安，当他听说柳林乡东方红农业合作社成立一年，使百分之九十三点三的社员增加收入，而烈、军属的收入减少时，他批评这一现象说：“这很不应该。”他以《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的第十四条和五十三条为标准，强调合作社要按照国家规定对烈、军属、残废军人社员给以优待的政策。他说“合作社增产是定了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可以增加收入也是定了的。要研究的是这百分之十以下不增加收入的人。”(16)他还特意关照民政干部，必须“按照党的政策，督促各地合作社使之实现。”(17) 　　在老区访问时，谢觉哉认识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经常与他们保持联系，不断从他们那里了解老区的情况，并及时指导他们解决出现的问题。如他曾给延安地委书记白志明和专员赵国卿转去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延安籍的解放军战士反映他回家探亲时，发现在农业合作化、婚姻、医疗卫生、教育和干部作风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五点建议。他在附信中着重指出：这封信中所举事实似是有的，不仅陕北有，其他地区也同样有，这是我们党和政府现在要大大努力的所在。他特别强调了如下两点： 　　一、克服日益滋长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官僚主义的内容是和群众不接近，使群众望而生畏。这种作风，下面有，上面更多。六月底我和陈老到延安，我们带的人已不少，西安又派了一批人；你们又当作上司一样接待。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个“官僚”的示范。在大城市不觉得，到小的地方就显得突出了，今后应引为戒。 　　二、加强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枣园乡的选举，是个很好的开端，如其他地区也做得好或较好，又能继续做好县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工作的检查和监督，那末，我们工作的进步当是大而且速的。(18) 　　“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 　　建国后，谢觉哉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的消息，很快转到家乡，他的子女们在高兴之余，想上北京玩玩；乡亲戚里找他介绍工作和入学的事也逐渐多起来。对此，他一律加以拒绝，并耐心细致的做思想教育工作。1950年1月21日他在给大儿子廉伯、二儿子子谷的信中就写了如下一段话： 　　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要看儿子，是人之常情。刻下你们很穷，北方荒年，饿死人，你们筹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也是种麻烦事。如你们还没起身，可以等一下，等今年秋后，估计那时候光景会好一些。到那时候来看我是一样的。那时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有诗一首： 　　你们说我做大官， 　　我官好比周老倌。 　　起得早来眠得晚， 　　能多做事即心安。 　　诗中所说的周老倌就是曾经在谢老家做过长工的周奇才。在这里他是表示自己要以周老倌为榜样，不为官、不为利，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谢觉哉还针对子女们想跟着自己享福、找个清闲工作而离开农村的错误思想，多次开导他们，劳动，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是最神圣的事；不肯劳动是旧社会传下来的坏观念，应该知道这个道理。你们现在与将来的进步、幸福，必须依靠自己努力，现在家里有人想依靠我来享清福，那是错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在另一封信中，他告诫在家务农的儿子廉伯、子谷等人，土改后不再允许依靠封建剥削致富，而应该勤劳致富，但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的精神和实际行动上没有看到转变。他说：“早年，我总感到穿绿长褂子不是出路，是费了很多神叫廉伯在家作田，廉伯是不大愿意的。记得大革命时期参加一次农民协会，来信说下了决心做农民了，但大革命失败后至今，虽然劳动了几十年，劳动观点尚不浓厚，证据就是不把只能做农业劳动的孩子留在家，却仍想雇长工作田。”(19)为此，他严厉指出：“你们不要再犹豫了!除老、小、残废不能劳动的外，其他都要劳动!不愿劳动的，政府有法令一条，叫强迫劳动”，“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自己的事，由农会和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等到农会和乡政府说，你们观点变了，生产很好，那时你们再给我来信。”他还在这段话语旁加上眉批：“自己的事，自己要有把握，想通了，就要有魄力做。”(20)这封信在语言和态度上是严厉的，但充满了对儿子的希望和爱护，这大概是他对家庭子女的基本原则吧! 　　一年后，谢觉哉家里的儿孙们来信了，都表示安心务农作田。有个孙子还说自己“破了五关，斩了六将”。对儿孙们的进步他很高兴，在复信中谆谆嘱咐他们：“要象关云长到达黄河渡口的样子，才算过关。如果关过后感到松劲，那是‘偷关’，不算过关，以后遇到关，还会过不去”。“老老实实，讲到那里就做到那里，你们的前途才是无限的。不然的话，也许碰到平阳关也闯不过去，碰到一员裨将也斩不下来。”(21) 　　通过谢觉哉的多次的思想教育，家里的儿孙们不再向他提出什么要求了。但他的一位亲戚却仍多次请求他照顾和安排工作，为此，他幽默而不客气地对这位亲戚说：“你要我安排工作，除非我来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从此以后，无论是谁都再也不敢向他提及这类事了。他的这种作风，在群众中被传为佳话。有人曾十分赞佩地说：“谢老是抵制特权思想的模范，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 　　担负中央领导工作的谢觉哉一贯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就是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相连的关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切切实实地、诚心诚意地为他们做实事、做好事。他最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认为这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习气，必须加以克服和清除。他在给一位老友的信中，曾将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形象地打了如下的比喻说：“新设计的房子，窗明几净，温和的风流进来了，仍留些壁缝进入歪风，威胁着人，这就必须给它以堵塞、回击。”(22)1953年4月14日，江苏省启东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的李康佐直接给他写信，要求他亲自受理自己提出的问题。为此他在4月23日的复信中说：“我很欢迎你直接和我通信。”还指出：“不了解人民中的具体情况，不听从实际工作人员的意见，决不能是一个好的领导者，而且是一个官僚主义者。”他还在另一封答复基层干部的信中说： 　　人民政府的每一个设施，都应该依据人民的实际情况与需要；而每一个设施妥当与否的考验，又要看在人民中间的影响如何?人民政府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应该注重调查、了解、研究人民间的情况，作为制定政策、修正错误的张本，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是最坏不过的官僚主义。不少的事，坏就坏在这上面。因此象你们这样的信就很可贵。(23) 　　早在1953年，谢觉哉就清醒地指出，在群众运动中，某些地区、某些单位、某些干部，有脱离群众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和作风。他常以揠苗助长的典故告诫大家，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他列举了主观主义错误的种种表现，如一些地方向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民硬性摊派书报；在农民没有亲自试验以前，硬要拔去已种的好苗而重新种上所谓的优良品种；不依据自愿、有利的条件，强迫农民搞大型的互助组和大合作社；强迫农民打不需要也不出水的井；砍去树林开荒；划个圈圈栽树等等。并尖锐地指出：这种“把数目多，时间短，写在报告上向上级夸功”(24)的“人多”，就会把坏事当作好事，严重破坏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他还表扬了山东胶县的一个农业社主任，说他粮食增产的唯一经验是“不执行上级的指示”。上级命令每亩玉米密植三千七百株，这位主任不予执行；上级不顾地质条件恶劣，强令打井，这位主任又改为修渠引水。由于抵制了上级不遵守农业生产规律的主观错误，结果粮食增产了。这一活生生的事例，对主观主义者是多么辛辣的讽刺；他告诫那些易犯主观主义错误的人，应该把揠苗助长这一典故，“写在案头上、写在本子上，念得滚熟，以自警惕。”(25) 　　谢觉哉非常热爱和想念自己的家乡，为了了解家乡解放后的变化，他在1954年11月以个人的名义给不知道姓名的宁乡县长写了一封信，诚恳地说：“谢觉哉愿意和人通信!”不管是工作人员或非工作人员，都可以随时直接写信将个人的意见提出与他商量，最好“不要写成公文”。从这以后，他经常收到宁乡干部、群众的信件，这也成了他了解下情、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1956年，当他得知全县农民已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时，兴奋地写了一首诗，希望能早日看到家乡“家家流水，户户垂扬。社社粮满仓，家家猪牛满圈。花果山到处是，科学文艺人人会”的兴旺景象。 　　1957年3月，谢觉哉终于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故乡。按照过去的习惯，他这是“衣锦还乡”，在别人看来，以为他会张扬一番，但他只穿平时那身灰布制服，着一双小口布鞋。还再三嘱咐秘书：“衣服要穿朴素些，多带些钱。”为了安全，省、县都曾派出一批保卫人员，但他却对保卫人员说：“你们回去吧，请放心，只要有群众，就会安全的。”在回家的途中，因黄材到沙田乡还没有公路，他只好改坐轿子。一行人行至山势险峻的芭蕉仑下，他在轿中怎么也坐不住了，立即叫停轿，不顾自己七十四岁的高龄，坚持与大家一道爬山。一边爬一边还关照地方的同志说，这里可不可能修条公路，我们要为每天挑肩摸担的农民群众着想。他回到故居后，县里考虑到他家里客人多，打算派一位厨师帮助照顾他的生活，他婉言拒绝。并叮嘱家里人：“你们平日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每餐弄点腌菜子、萝卜皮、白菜下饭就可以了”。 　　在旧居的几天里，许多亲人故旧来看他，屋里屋外整天不断人。正如他后来在一首仿唐诗中所写的：“四十出家七十回，亲邻半在鬓毛摧。入门相见不相识，握手先通姓名来。”(26)一天有位年近八十的少年时代的穷伙伴来看他，当他得知老人家生活有困难时，立即请秘书拿出一百元钱送给了这位老人。据他的秘书说，他这次返乡给家族近亲的钱，谁都没有超过这位与他没有亲戚关系的老人。这时秘书也才恍然大悟，原来多带些钱，目的主要是惦念着他的少年朋友和家乡的孤苦老人。 　　谢老回到家乡自然不会忘记与自己患难与共、为革命牺牲的亲密战友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回乡的第二天，他本打算去杓子冲探望何老夫人，谁知何老夫人就在他到家的当夜，与世长辞了。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的心几乎要碎了。分别三十年，只差半天没能见到面，怎不叫人感到终生遗憾呢!他原本要给何老太太送葬，但因第二天滂沱大雨下个不停，工作人员虑及他当时的心情和健康状况，百般劝阻，才使他放弃了亲自送葬的打算。但他转而墨泪俱下地写了挽联和悼词，由秘书代表他送到何老太太的灵前。在长沙，他还看望了王凌波的夫人姜国仁。当时姜国仁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仍继续在教育战线上为人民服务，后来还荣获了湖南先进妇女的“金花”奖。为此他曾写了一首诗赞扬她：“古荷池畔女儿哗，簇拥婆婆上彩车。天上凌波应发笑，‘我妻头白戴金花’。”(27) 　　① 1950年7月17日谢觉哉《关于人民民主建政工作的报告》。 　　②、③ 武新宇等《缅怀谢老对地方政权建设的关怀》，载1980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版《怀念谢觉哉同志》第92页。 　　④ 1950年7月16日谢觉哉《政权建设的若干问题》。 　　⑤ 1950年7月谢觉哉《在第一次全国民政会议上关于统一战线的讲话》。 　　⑥ 1950年7月16日谢觉哉《政权建设的若干问题》。 　　⑦ 1950年7月16日谢觉哉《政权建设的若干问题》。 　　⑧ 1951年3月12日谢觉哉《全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政情况》。 　　⑨ 1953年5月26日《中国青年报》载谢觉哉《青年要参加选举和选举工作》。 　　⑩ 1950年12月9日谢觉哉《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 　　(11) 1952年5月23日给邵式平的信。 　　(12) 1965年3月29日谢觉哉日记。 　　(13) 1953年7月1日《新观察》第10期载谢觉哉《一样方法，两种结果》。 　　(14) 1956年6月谢觉哉《重到延安》。 　　(15) 1956年5月28日谢觉哉日记。 　　(16)、(17) 1956年6月谢觉哉《重到延安》。 　　(18) 1956年9月谢觉哉给白志明、赵国卿的信。 　　(19)、(20) 1950年5月25日谢觉哉给廉伯、子谷等人的信。 　　(21) 1951年1月27日谢觉哉给儿孙们的信。 　　(22) 1949年1月2日谢觉哉给刘少白的信。 　　(23) 1953年3月28日谢觉哉给郑熙载等三同志的信。 　　(24)、(25) 1953年5期《内务部通讯》谢觉哉《公余谈话》。 　　(26) 1957年4月15日谢觉哉日记。 　　(27) 1961年觉哉赠姜国仁诗，载姜国仁《忆故诗文情慷慨》，此文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怀念谢觉哉同志》第185页。 谢觉哉评传/马连儒.—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