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中国革命成功经验时，不少人都正确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吸收与改造。然而，立足于东方文化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吸收与改造产生于欧洲近代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却论及较少。
　　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如果要在一个前近代化国家中的民主和民族革命中发挥精神变物质的作用，非要有一个理论与国情、现实相结合的过程，否则不仅不能结出美好的果实，反而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现象，成为阻碍革命进程的绊脚石。
　　在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的思想体系作为理论武器之后，并非就万事大吉了。要想革命成功，还要在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切实了解中国国情，深入考察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现状、传统的政治文化与民众意识，找到能真正唤起民众革命激情、吸引民众自觉追随的具体理论与行为方式，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革命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解决中国化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
　　出身农民的毛泽东，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领导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深入田野进行了广泛的农村调查，正是通过对农村现状、农民心态的理解，毛泽东才会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声疾呼开展农村革命。
　　1927年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如何发展?不少中国共产党人都在思考这些重大的问题。凭着对中国社会与传统的深刻理解，毛泽东认为，历代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战争，都是通过建立根据地进而攻打重要城市并最终获得胜利的。“马日事变”后不久，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会议上号召：靠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八七会议”前后，瞿秋白曾要毛泽东去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13)。秋收起义后，起义部队连续打了几个败仗。毛泽东在文家市召集受挫部队，坚决制止了再次攻打长沙的主张，准备把部队拉到江西省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他多次对一些同志讲，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为什么会失败?关键在于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稳定的根据地是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中极为关键的思想之一。
　　随着中国革命在南方苏区的不断发展，此时中国革命的基本格局，就是中国工农民众的武装在农村与山区聚集力量，而国民政府则把大城市及重要的交通线作为统治的重点，双方力量悬殊，活动区域泾渭分明，以农村或山区进行红色割据，聚集力量，包围城市的态势俨然天成。然而，在苏联共产党影响下的共产国际，仍然是中国革命绝对的理论权威与实际行动的领导者，其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依旧沿袭旧有的苏维埃革命模式，不考虑中苏两国间巨大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发展背景差异，其命令与指示常使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处于极其被动的境地。年轻的中共中央，此时尚不具备摆脱苏联模式的思想与精神力量，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先后成为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他们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化遵循，招致中国革命的不断受挫。以1935年10月的中央苏区红军被追“长征”北上为标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不切实际的指导，遭到了重大挫折。
　　当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征服雪山、草地，克服千难万险脱离国民政府军的包围与封锁，进入地理位置上较为偏僻的陕甘宁地区后，中国革命再次遇到了一个老问题，面临着一个新选择：中国革命将以何种方式进行下去?
　　长征后保留下的数万红军将士，远离国民政府统治中心的江南地区和东部大城市，短期内无力再对其统治构成有效威胁。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90%以上，由于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农村土地占有比例严重失衡，近代以来各资本主义列强的资本与商品蜂拥进入中国，对农村的自然经济形成了极大压力与冲击。处于社会最边缘的农民，不但其经济、民主等权利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重视，其基本的生存权利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城乡差别与经济差别，决定了城市市民革命的积极性远远不如农民，不但城市暴动不易展开，即使可以展开也无法得到农民的支持。而只有解决农民的生存权与经济利益，才能从根本上造成一个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这一现实状况，决定了以共产国际指导为根本的苏联式革命策略——城市暴动带动全国革命，在中国显然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由此，长征途中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在抵达陕甘宁地区后，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义无反顾地展开了对中国革命的新思考。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产生的，其有关中国革命的核心内容即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为实现这一目标，党的一切行动必须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的干群关系，强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努力实现自身的民主化建设；强调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的高尚情操；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统一战线策略；强调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些就是后来被概括为“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形成过程中，一个为中国革命而奋斗，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才会强调在具体行动中的上述原则，也才会有延安精神的产生。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13年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治本色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相统一的结晶。它的产生，是有其独特的思想、物质和社会基础的，因此也具有其产生的必然性。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相一致，延安精神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的成熟。
　　1942年12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听取《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时，毛泽东对延安县干部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大加称赞。他说：“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最早阐述了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一、“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二、延安县的同志，对人民的事业“充满了负责精神”，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三、延安县的同志为人民服务时，“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他们能够根据群众的需要，创造生动的办法，解决群众的问题”(14)，具有艰苦奋斗的特征。
　　在当时条件下，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虽然局限于对延安县干部具体工作作风的理解，但却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对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工作原则、立场、观念、作风的高度提炼和要求，也为我们今天理解延安精神提供了重要依据。从广义上讲，延安精神的本质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具体思想、观念、作风中的体现。从狭义上讲，延安精神可以概括为：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思想方式，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治观念，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为特征的工作作风。
　　除了上述的时代背景及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传统的积累外，延安精神还有其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思想积淀。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快速进攻中占领了中国大片的领土，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民族到了最后的时刻”。在民族矛盾高于一切的时候，国共两党携手组成统一战线，共御外侮。此时，中国共产党人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以长征后所余的数万兵力，能不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共产党人进行中国革命的模式，能不能还照苏俄革命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抗战开始后，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数万人马在短短的二三年内开辟了近1亿人口的根据地，干部数量也在快速增长。然而，有关今后中国革命的斗争方式、策略、出路等问题，在中共党内和八路军中仍然颇有争议，中央高层领导人内部也认识不一。这一问题不解决，将在实际工作中严重影响中共党的政策实施及斗争的开展。
　　陕甘宁边区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余万。地处黄土高原和西部地区，气候干燥，土地贫瘠，耕作粗放，与中、东部地区的联系及交通十分不便，近代化经济更是极其落后和稀有，经济以农业为主。然而，中华文化在这里却有过异常发达的时期，这里是黄帝生长的地方，“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史称，黄帝有25子，其中14子得12姓，历史上的尧、舜和夏、商、周朝的诸王，都是黄帝的后代。黄帝的遗迹很多，遍布陕西、甘肃、河北、河南、湖南等地。1975年，陕西省黄龙县出土的距今约3万～5万年左右的人类头盖骨化石，经鉴定属于晚期智人中一种过渡性的类型，“黄龙人”早于山顶洞人、柳江人，说明在旧石器时代后、新石器时代前，延安曾经是“黄龙人”生息、活动的地区。总之，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就连小米也是黄色的，陕北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这里生长着“中国根”。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曾总结出一种中国传统政治更替的规律，即中国历代的政治更替，往往始于东南，而收功于西北。其实，这一规律的形成，可能与陕甘宁地区沟壑纵横的地理环境有关，这里易守难攻，出易进难，最适宜建立军事与政治的根据地，向东虎视在中国政治统治中举足轻重的中原地带，在前近代化时期，地理环境常常是政治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在这种地理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得以休养生息、逐渐发展，而且还有了更充分的时间了解中国农民的所思所想，逐渐找到获取民意的政策，最后胜利走出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成功的起始点。
　　陕甘宁地区的经济极其落后，然而这也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想方设法走出困境。1939年时，陕甘宁边区的农作物，一般亩产量只有20公斤左右。而中国共产党所占有的陕北地区，是更加落后贫穷的地区，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一般以上县份的农民不懂耕织，除粮食、羊毛外，其他一切日用所需，从棉布到针线，甚至吃饭用的碗，全靠小米”。这就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生存条件。由于中共中央驻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抗战的大后方，战时大批知识青年涌向延安。一时间，延安人满为患，延安所有的干部，长年维持在7万名左右，最高时达到了13万人，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占整个中共抗日根据地的70%。这一特殊的状况，使得陕甘宁边区不得不承担起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机关财政支出中的绝大部分。此时，必需的经费与事业开支，给陕甘宁边区民众带来沉重的压力。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中共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从此有了自己独立的根据地。由于不处于抗日的最前方，相对和平的环境给了陕甘宁边区发展经济的大好机会，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1939年后，国共关系逐渐逆转，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和边区的财政经费补贴，边区也遭到了国民党军队事实上的封锁，这样，占边区财政收入71%的外援断绝了。
　　当时，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曾提出了“饿死”、“解散”和“大家动手生产”三条道路，可见当时边区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地步。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军民各行各业行动起来，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军队和民众共同响应，艰苦奋斗，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1945年，边区棉花产量达到150万公斤，粮食和农产品已经完全自给或基本自给，边区的生产得到了较大改善。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8月，边区已拥有炼铁、炼油、机械制造、军工、化工、造纸、玻璃、陶瓷等行业，仅纺织业年产布就达150万匹以上，边区的纸张、石油、煤炭、棉花等工业品，也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毛泽东说：“这一阶段的经验，使我们发生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的感觉。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会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15)
　　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特征的延安精神，为苏维埃时期中共党的自力更生精神增加了新的内容。它在发扬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传统的同时，更注重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体现了艰苦奋斗的建设意义，陕甘宁边区十多年奋斗的主要成就，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建设上，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上，更是有目共睹。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开创了军政人员大规模参与生产建设的先例，成为中共党及人民军队又一个优良的传统。延安时期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方针，也成为此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至此，延安精神所体现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农足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艰苦奋斗精神，已经形成了多方面、多层次、较完整、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观念。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作为一种精神传统，延安精神成为支撑中国共产党人在逆境中奋起，不断追求进步的强大动力，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求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很难建成的。”
　　其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宗旨。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为适应全民族抗战的形势需要，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对以往所认定的“人民”概念的内涵及外延进行新的解释，不仅将愿意抗战的各党派、各团体包括进来，还包括了除汉奸之外一切有抗日要求的民众，对国民党也采取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此，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际上是为一切愿意抗日的中国民众服务的政策，从而也使延安精神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陕甘宁边区及其根据地，除了继承苏维埃时期工农政权的特性外，中共领导的抗日政权还进一步扩大了其代表性与民主性。在政治上，各边区政府给予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等以公民权，以各抗日阶级的联合专政代替内战时期的工农专政。在经济上，停止没收地富阶级、资本家的土地与财产，代之以减租减息政策，调动了地主、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也调节了他们与农民、工人间的关系，形成了中共各根据地空前团结的新局面。此外，各根据地各级政府，均由各地民众利用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大大激发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强化了民众对各级政权的管理与监督，密切了政权与人民群体间的血肉关系。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民主化实践，有力地批驳了国民党人所谓的国情落后不能实行民主、人民无知不能实行民主、战争时期不能实行民主、当时中国社会首要问题不是政治民主的谬论。由此产生的中共各根据地各级政权，不称职的干部要被民众罢免，干部不能当官做老爷，所以当时边区各级政权极少发生干部压制民众、报复打击民众的事件。即使发生问题，多数干部都会从中发现原因，解决问题以赢得民众信任。正是在这种政治民主化的气氛中，才会孕育出至今仍然令人津津乐道的延安精神。
　　陕甘宁边区的民众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以刘志丹、谢子长为首的中共党人，在这里坚持了长达十余年的斗争，并守住了抗战前中共最后一块较大的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和积极分子，中共党在陕甘宁地区拥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很大的影响。边区政府成立后，十分关心农民疾苦，努力减轻人民负担。正如毛泽东所言：“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6)，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1942年，国统区民众人均负担公粮75公斤，而经过大生产运动后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平均仅负担17公斤，约是国统区民众负担的四分之一强，其他根据地的农民负担状况大致相同。由于各根据地注重发展经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一些民众摆脱了贫穷，成为了中农或富裕中农，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对中共更加拥护，使得中共有了形成延安精神的群体基础和群体保障。
　　延安精神的产生，也与当时平等的干群关系、融洽的军民关系密切相关，这些都反映在干群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平等原则与政策上。这种平等，并不是士兵步行、领导不能骑马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具体体现在政治地位、人身平等和“物质分配大体平均”上。1942年前的延安时期，党、政、军系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度，没有级别，没有工资，仅在生活津贴上略有差别。例如1941年前的边区议长、政府主席，其月津贴是边币5元，分区专员4元，县长2元半，一般人员1元至1元半(当时1公斤猪肉是边币3元)。在伙食上，1942年后分成大、中、小灶，伙食相差不大。延安最早有两部汽车，朱德一辆，延安“五老”使用一辆，“最大的官”毛泽东并没有配备汽车，完全是考虑到军事工作及照顾老同志，这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事例不胜枚举。正是这种平等的精神在延安蔚成时尚，才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吸引了无数知识青年放弃相对优厚的生活待遇而甘愿到延安吃苦。正是这种平等的精神，使得延安的人际关系格外地融洽，极少内耗。如邓小平所言：“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在这种气氛下，延安精神根本不用刻意说教，在潜移默化中就成为了人们的道德准则。
　　延安精神的产生，的确有其所以产生的时代背景、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它是中国革命发展到即将成熟阶段，领导中国革命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把握时局、实事求是转变中国革命路线与方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创业、时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宗旨的结果，是排除万难、自力更生而又与时俱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