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新的先进的民族精神形态的出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必然要扎根于传统的民族精神文化之中，既是对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营养的汲取和发扬，又是对传统精神的批判与超越，从而升华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形态。
　　孕育并成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精神，并不只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也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讲，它是中华民族爱国忧民、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在抗日战争新形势下的继承与发展。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救亡图存精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无论是抵御外侮、保国卫边，或是富国强兵、变法图存，都曾产生过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无数英雄儿女表现出了令人景仰的人格精神。汉代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飞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等，这些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词句所表达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把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生命及价值完全融合为一体，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尊严和向心力、凝聚力。
　　众所周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拯救国家、拯救民族、驱除外侮、恢复主权，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因此，汲取一切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的内质，是反抗外来侵略、爱国爱民、自尊自强、救亡图存所必须。由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一直在进行，诞生于西方世界的近代化、民主化思想不断传入中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科学与民主精神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以及民族救亡图存的特定历史环境与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爱国爱民、救亡图存的精神，比起历史上任何一次国难当头时的爱国热情都来得更广泛深刻、更富有理性，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也具有更深远的影响与意义。
　　在中国革命的具体过程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汲取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养分同时，抛弃了宗法家长制愚昧落后的忠孝节义观，超越了封建将士拼死沙场、忠君报国的历史局限，克服了资产阶级妥协软弱的先天不足，这使得中国革命成为当代中国无产阶级及劳苦大众在先进政党领导下所进行的一场最伟大的历史变革，并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为革命的对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思想、情感、行动，既不以任何剥削阶级的政治权力为依托，也不为个人功名利禄所束缚，而是新的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一种创造性、理性的思考力量，是新的现代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延安体现出了中国人期盼已久的、新型的民族之光。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却成为了千万爱国青年心中的“圣地”、“革命摇篮”，并纷纷投奔，欲一展抱负的根本缘由。
　　其次，如果从纵横交错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延安精神中所具有的反抗侵略、彻底革命、求实唯实、开拓创新、自尊自强及爱国爱民等精神气质，也是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品质和群体性格。从《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到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到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从古代的“舍生取义”到近代的“天下为公”，无一不展现了中华儿女屡经磨难、艰苦卓绝的斗争气质和与国家、民族共命运的崇高风范。这种历史文化传统，在先秦理性、楚汉雄风、盛唐气魄、近代悲壮中，如一条红线般绵延不绝，也深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深层意识之中。毛泽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概，朱德总司令的“猛士如云唱大风”、“太行浩气传千古”等诗句，作为中华民族御侮斗争的激越心声，无不深受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熏陶和洗礼。
　　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同甘共苦、团结互助的精神，则更直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一致、和谐统一、“厚德载物”、“奢侈其精神，淡泊其物欲”等品质有着密不可分的源流关系，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与利益，共赴国难、实现理想的精神，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理论相结合，使之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影响下的民众共同的理性选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国家利益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实现自我价值的选择，成为延安时期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
　　延安精神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与精神，并不像一些对中国文化与历史一知半解的人所谈的那样，是一种“封闭意识”，一种“纯粹的农民观念”，一种“苦行僧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最大限度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质如变革图强、开放进取、生存竞争等意识与时代精神进行了高度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对民族精神的再创造和升华，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人何以在八年抗战中既得到广大民众的无私支援，又能与原来的对手国民党和其他政党、派别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无法理解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美国的史迪威将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美军成员，均何以对红色中国如此推崇，历史不应该粉饰，但也不能苛求历史甚至为某一种意图而有意歪曲。
　　总而言之，延安精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国情，逐渐探索出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与民族传统并发扬光大的一种新的文化景观。
　　注释：
　　①《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年底—1899年1月)，《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7页。
　　②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③⑤《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2版，第1471页。
　　④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第3期(1919年1月5日)。
　　⑥徐行：《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与社会改造》，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266页。
　　⑦《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7～9页。
　　⑧《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1921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10页。
　　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9页。
　　⑩《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27页。
　　(11)《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251页。
　　(1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3～534页。
　　(13)谭震林：《井冈山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1978年第12期。
　　(14)《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58页。
　　(15)《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62页。
　　(16)《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