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后期，世界工业化的潮流席卷着近代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汹涌而来，“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地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①。身处封建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中国，由于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政策而与世界缺少必要的交流，其与世界潮流渐行渐远。对外部世界的发展知之甚少，沉湎于康乾盛世余晖中的大清王朝，已成为世界上最后一块未被开发的大陆。如马克思所言：不管情愿与否，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只能被纳入并适应资本主义发展体系才能存活。1840年，英国的大炮率先轰开了“天朝上国”的大门。从此，中国被迫进入了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体系，也由此开始了传统中国由古代向近代化转型的进程。而实现这一转型的代价，是弱小民族在政治与经济诸方面的利益损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原料被掠、市场大开，原先在文化与经济上始终认为身处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突然之间被诸多“蛮夷之辈”任意欺凌，民族利益的失落、文化心理的落差所引发的情感痛苦，个中三昧，唯有自知。
　　无数苦难的中国人，在痛苦中求生；无数先进的中国人，在求生中思考着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在他们的意识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无与伦比；但在现实中，偌大中国却无力战胜小小的英吉利和“弹丸之国”日本。世界在沧海桑田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昔日的帝国沦落如斯?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展开宏大的胸襟，坦承中国的落伍，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制度到思想文化的艰难认识历程后，在血与泪的探索中，强盛的欧洲成了中国人寻求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源泉。
　　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的黎庶昌在其所著《西洋杂志》一书中，首次介绍到被译作“平会”的“索昔阿利司脱”(Socialist)会党的活动②。据介绍，这是中国人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开始。
　　“欲天下一切平等，无贵贱贫富之分”的社会主义思想，既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大同理想”相近，又与农业共产主义意识中的一些观念相仿。尽管西学东渐，但它的基本观念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与社会理想具有天然的契合点，并逐渐开始吸引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目光。1902—1907年间，中国知识界掀起了第一次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热潮，留日学生群体，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孙中山、朱执信等同盟会骨干，通过译书、办报等形式，宣传流行于欧美和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为知识界所重视。
　　晚清民初时期，处于政治与社会变革前夜的中国知识界，成为西方思潮传播的试验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互助论、基尔特社会主义等不一而足，知识分子都在试图吸纳西学，以从中找到富强中国的救世良方。盘旋在欧洲上空的“共产主义幽灵”，此时在中国知识界开始获得迅速传播。1911—1914年间，孙中山、江亢虎、刘师复等人代表不同的政治派别，大力鼓吹各自理解的社会主义学说，民主、平等、阶级斗争等名词开始为知识界所熟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少中国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已陷入了自我毁灭的境地，先前力主学习西方的梁启超，此时也发出了“欧洲三百年科学，尽做驱禽食肉看”的感叹。1894年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的日本，在1915年和1919年先后爆发的反日运动中，也成为了中国人憎恨的对象。由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和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发表，1918—1922年间，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第三次社会主义宣传热潮，这次热潮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17年11月初，俄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攻打冬宫的炮声，震撼了亚洲近邻中国。处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黑暗中的中国知识界，在“乌拉”的欢呼声中，似乎看到了被压迫民族起而捍卫自身尊严与权利的希望。舆论界不断报道着苏俄革命及其国家建设的进展，“布尔什维克”的名称，成为激进主义的象征，也成为中国社会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榜样。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③李大钊，这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连续撰写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称赞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不可挡的潮流”；他赞扬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黑暗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人生的路”④。他高瞻远瞩地预测：“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此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以颇为期待的目光，密切关注苏俄的政治动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⑤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两次对华宣言相继发表，声称放弃沙皇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放弃沙皇时期俄国独自或与日本及其他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帝国主义特权并交还中国人民，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尽管苏俄发表声明的外交背景，是希望北京政府驱逐在中国东北活动的白俄势力，帮助苏俄稳定远东地区，其后也没有将其承诺完全兑现。然而，对于并不明了外交背景的中国思想界而言，其引发的震动可想而知。这是近代以来一个欧洲大国第一次以平等的观念对待中国，其领导者就是十月革命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政治举措引发的好感，使整个中国思想界寻求西方精义的主流，立即转向了北方近邻苏俄，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此，近代中国政治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无不打上苏俄的深刻烙印，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旋风，开始在黄土地上展开了最初的飞翔。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苏区的红色割据，无不与苏联的支持密切相关。
　　然而，中国革命的急迫性与困难性，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一个消化理论、构建中国化思想体系的时间，中国革命是在理论接受与政治实践双管齐下的环境中开始的。
　　这一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思想，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工人运动的开展，得到了广泛传播。20世纪前三十余年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政治论著，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第三节)、《马克思的资本论自叙》(《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致魏德迈》)、《权力的原理》(《论权威》)、《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哥达纲领批评》(《哥达纲领批判》)、《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48年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拿破仑第三政变记》、《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摘译)、《法兰西内战》、《英国工人运动》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被先后译成中文，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号召力，影响了五四运动至30年代两代人的思想倾向。
　　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并努力将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最重视的马列著作有马恩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这些数量庞大、内容精深的马列经典著作，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认识与政治实践的精髓，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完善，提供了特别充分的理论条件。
　　然而，如何学习和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如何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复杂的中国革命实践，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政治与理论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在展开中国革命实践之初，既缺乏斗争的经验，也无成功的先例可循，他们唯有在苏俄(苏联)革命的经验中汲取营养。从教育背景上看，留日学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后，留俄学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自1922年起，第一代留俄生如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彭述之、汪寿华、肖劲光、柯庆施、俞秀松等人归国，主要负责党内的宣传、组织、工运和青运工作⑥。他们来自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较为熟悉苏俄的革命情况和苏俄党的组织状况，在初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上影响较大。
　　这一时期，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人尚不具备在理论与实践上结合国情自主选择的能力，加上苏俄力量的影响巨大，使得中共党人不自觉地按照苏俄革命的模式展开了中国革命。
　　中共一大即决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⑦。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再次发出通告，要求“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⑧。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积极组织全国铁路运输业、矿业、海运、纺织业的罢工活动，旨在以苏俄城市暴动的模式，推翻北京政府统治，完成中国革命。
　　随着1923年一系列罢工运动被镇压，中国革命陷入了第一个低潮期。为重新掀起中国革命的高潮，在苏俄帮助与支持下，中共放弃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原则⑨，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打倒北京政府统治、推动国民革命的共同前提下走到了一起。1924年，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组织的独立性。这一方式，既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控制的广东地区获得合法活动空间，也使中共党的力量借助国民党的发展获得快速的成长。1921年7月，中共成立时只有50余名党员。1922年6月，中共有党员195人⑩，而到1926年7月时，中国共产党拥有党员1.3万名以上，主要集中分布在广东、湖南、湖北和上海等地(11)。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城市的工会与农村的农会发动民众配合北伐军和国民革命，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中国农业大国的基本特点，将会制约中国革命的形式与内容，既无足够的军队支撑，又无与国民党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合作的根基实际上并不牢靠。1927年4月，当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无法忍受中共力量的快速增长，企图独占国民革命果实而展开大规模“清党”时，中国共产党人陷入了腥风血雨之中。囿于共产国际保持与国民党继续合作的指示，陈独秀不能断然与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决裂，处处妥协，从而丧失先机，使中共在“七一五”清党运动中遭受了重大损失。
　　1927年8月后，在“清共”血泊中损失惨重并饱受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有所感悟，这一表现即是：一、强调党在各项工作中的领导权；二、组建由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三、展开土地革命。由此，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初步意识到，必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的政治实践相结合。在国民党拥有强大武装并占据大城市，中共党人被迫转入农村与山区的现实状况中，一些清醒的中共党人渐渐意识到，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国难以实现。毛泽东通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等一系列文章，不仅精辟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也开始强调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但是，苏俄城市暴动的成功经验及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国情的指示，仍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难以化解的情结，在不少红军控制的苏区，一方面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发动农民参加中国革命；一方面在不具备足够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攻打如长沙、武汉等一些中心城市，企图以此引发各地的响应，进而迅速完成中国革命。这些做法成为中共力量无法向全国发展的障碍。
　　1928年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平定了北方军阀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等势力，并与桂系实行了政治联合，国民党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拥有数万红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最大障碍，此时的日本对中国也虎视眈眈。但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信条的蒋介石，还是将枪口对准了中国共产党人。处于国民党军队强大兵力包围中的中国共产党人，难以得到外来的经济援助，其活动范围多选择在几省交界的偏僻山区，连续的战争破坏使这里贫穷的经济根本无法长期支撑十几万红军的粮饷，虽然有正确的战略战术，红军也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终于还是在国民革命军全力进攻下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苏区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走上了长征的艰难道路。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始终坚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毛泽东，被中共中央确立为军事三人小组成员之一。这一决定，预示着苏联革命经验在多数中共党人心目中的动摇。直至1935年10月，红军大部队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由江南来到了陕甘宁交界地区，与徐海东、刘志丹等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后，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开始了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革命的反思。
　　经过血与火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与复杂性，模仿苏联革命迅速成功的情结渐渐淡化。特别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西北的陕甘宁地区，尚未处于日军的进攻范围之内，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得以有机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系统的学习与消化，也得以系统地对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念：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2)。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口号，并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1921年后不断奋斗、屡挫屡战的革命实践进行深刻总结并升华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诸如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概念，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形式等的吸收，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大遗产——农民造反相结合，并转化为以反帝反封建为核心目标的现代中国农民运动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消化苏联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道路，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历史及文化进行了完美结合，中国革命从此被注入了民族主义的活力，改变中国革命的“俄化”面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的生根与拓展。
　　此外，毛泽东先后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极具中国特色的经典著作，毛泽东等人集中精力反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上出现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反对教条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下了极大功夫，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出现，表明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从思想与理论上获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并掌握了结合实践巧妙运用的法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缩影。
　　作为一种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是被先进的中国人当作一种救亡图存的利器所引入的，它犹如一架高倍望远镜，借助于它，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美好的未来。美好前景的激励，使得每个人都从心底燃起了无穷的希望，增添了无尽的勇气。